【大紀元12月20日訊】（中央社記者任紋儀特稿）中國大陸加入世貿組織近一年來，大陸的農業、農村及農民「三農」問題日益嚴重。中國大陸國情專家胡鞍鋼警告說，中共當局必須採取積極措施使八億農民受益，否則不斷拉大的經濟差距將衍生為社會矛盾，甚至進一步擴大為政治危機。
中國大陸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城鎮經濟逐漸發展，但城鄉差距越來越大，特別是近年來大陸農業收益明顯降低，農民的收入停滯不前，鄉鎮企業逐漸萎縮，農民進城打工處境艱難，加上農村基層政府組織的亂攤派問題無法改善，導致農民的負擔十分沉重。加入世貿組織後，中國大陸原有的農業問題及農民收入問題更顯突出，佔中國大陸最大多數人口的八億農民，遭受入世極大衝擊。
中共十六大提出要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以及日前結束的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深化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積極發展農業和農村經濟，中國大陸全國人大常委會環境資源委員會副主任張皓若指出，「三農」問題已不單純是涉及農業和農村經濟、農民收入的局部問題，而是關係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全局性問題，中國大陸農村人口佔全國人口近七成，如果廣大農民不能進入小康，就難以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
當前中國大陸農村社會存在的主要問題包括農民負擔過重，農村基層幹部滋生腐敗現象，一些土地承包政策得不到合理落實，以及社會治安出現惡化趨勢等。而造成農村社會不穩定的主因在於幹部權錢交易嚴重，基層組織人員過多、機構臃腫、開支龐大導致農民負擔過重，基層管理弱化，群眾對基層組織失去信心，甚至產生對立情緒。
中國大陸七成人口是農民，這七成的農民卻要從事農業生產以養活另外百分之三十的城市居民。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指出，大陸農村人口佔總人口的三分之二，而農民的人均稅費也高於城鎮居民的人居稅費，但中共政府財政用於農村發展的各類支出，卻僅佔政府全年總支出的一成至一成五，及大陸ＧＤＰ總量的百分之一。這種不公平的現象，已經成為大陸社會最大的潛在矛盾。
胡鞍鋼認為，中國大陸長期對城鄉居民實施待遇不同的兩種制度，致使二０００年創下五十年來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差距的新高。這種對農村建設與農民權益的漠視，加上產業衝擊形成越來越多的農村剩餘人力，將放大原有的經濟不安全、社會不平等、政治不穩定，並可能由經濟危機引發社會危機，由社會危機引爆政治危機。
事實上，目前大陸農村的官民比例約為一比三十，即每三十名村民就要養一個幹部，差不多是五十年代初的兩百倍。龐大的縣鄉級幹部花錢必然轉向農民攤派，例如目前大陸鄉政府負責人多數居住在縣城，光是每天坐公家汽車從縣城到鄉政府上下班，所花費的購車、養車、司機、汽油費一年高達數千億元人民幣，但中共的基層財政預算不可能涵蓋這筆龐大的開銷，最後便以各種名目轉嫁到農民頭上。
大陸農村經常傳出幹部以權謀私、貪污受賄、挪用公款、大吃大喝、鋪張浪費等現象。據報導，河南省平輿縣是大陸重點扶貧縣之一，而後劉鄉是該縣中的貧困鄉，但該鄉黨支部書記卻在上任後兩年就有五十二萬元存款。有關部門調查，這名書記通過承包工程收取回扣，低價買進化肥、農藥、種子，又高價推銷給農民，並以鄉黨委名義直接到下屬企業索取錢財，在短時間內巧取豪奪，成了貧困鄉裡的暴發戶。
此外，大陸中央電視台「焦點訪談」節目曾經披露，湖北某地方向農民按住房面積非法開徵所謂的土地使用稅，導致一個村裡的四十多戶農民被迫讓出自己的房子，離鄉背井。
中國大陸遼陽、大慶等地今年以來爆發數萬名下崗工人示威，江西省也發生好幾個縣的農民串聯示威事件，顯示大陸工農群眾的不滿情緒沸騰，並可能危及大陸社會穩定。因此，胡鞍鋼建議，中共當局應建立廣大農民的政治參與制度，從制度上保證國家決策能代表並反映八億農民的利益。
當前中國大陸農村社會危機的根源來自於對農民的過度剝削，以及農村基層政治權力對農民經濟權利的過度侵蝕，如今中共唯有加強推行農村民主政治改革，保障農民的權益，才能避免引發社會危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