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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1月26日訊】据廣州《新快報》本月6日報道，在中共十六大召開的前夕，大陸當局悄悄地調低了港澳對大陸電信接入費，使港澳向大陸通話的收費可以恢复到11月1日以前的水平。
大陸當局在十月低突然大幅度調高國際電信接入費，使一些海外對大陸的通話收費不得不提高几倍乃至十倍。此舉遭到了海內外同聲譴責，連受到官方管制的大陸傳媒也紛紛發表社評，抨擊大陸當局這個決定完全是倒行逆施。用《財經》雜志總編胡舒立的話來說是”無視潮流不顧大局的极端錯誤之舉，引至香港民怨沸騰，實在是咎由自取。”
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大陸當局不得不開始退讓。不過，很難想象大陸當局會全面退回到原來的接入費水平，即使完全退回去，人們也不會輕易忘記這個事件。大陸當局這次舉措，非常令人吃惊。人們雖然對中共當局的蠻橫無理早有体驗，但是這次事件不僅蠻橫，而且大有流氓的气味。
對大陸的內情稍有知識的人都知道，朱鎔基是這次決策的核心人物。但是，當港澳記者當面問到有關提高接入費的問題時，朱鎔基卻稱之為是企業決策。這种此地無銀三百兩的伎倆其實是枉然的。提費的主意即使不是出自朱鎔基本人，也一定是經過他批准的。不僅如此，他与這個決策有直接的個人利害關系。
盡管大陸一再否認，但這次提高國際電信接入費的直接目的，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是為了幫助中國電信在海外上市。中國電信此次公募野心勃勃，目標高達40億美圓。這樣空前的舉動，絕非是什么一般的企業決策，非朱鎔基親自過問不可。更重要的是，三個承銷商之一的中國國際金融公司實際上是由朱鎔基的儿子朱云來所掌握，因此，事情的成敗不僅事關朱鎔基本人的政績，也關系到其家庭的切身利益。換句話說，如果公募成功，朱公子也是有份的。
大陸《財經》雜志透露，對中國電信海外公募的時机選擇，早就有不同的看法。《財經》雜志甚至發問，為什么不能等一等，一定要”逆風起航”呢？其實，《財經》雜志應該很清楚，朱鎔基任期將盡，如果不搶在任期結束之前，恐怕就幫不上儿子的忙了。眼見中國電信海外公募的市場形勢不妙，朱鎔基情急之下，斷然把國際電信的接入費從每分鐘2美分，提高到17美分，在令人大吃一惊的同時，也讓世人有机會看到了他真實的心態。
朱鎔基此舉，違背了他公開宣揚的一切原則。他說他鼓勵市場競爭，但是此舉說明他顯然更熱衷壟斷利潤，他說他大公無私，但此舉則說明他已經到了利令智昏的地步。最讓人感到震撼的，是他對道德輿論的無所顧忌。以朱鎔基之聰明，他不會不知道此舉將不僅傷害許多人的利益，而且，尤其有損大陸政府的信譽与形象。這樣一個出爾反爾的當局，讓人怎敢与之打交道。但是，在朱鎔基看來，這一切的一切，都沒有白花花的銀子來得實在。
不過，朱鎔基這一次真的打錯了算盤，他本以為，海外的投資者無非都是見錢眼開之徒，只要向他們証明大陸當局有能力利用政府權力來保証壟斷利潤，買中國電信股票的人就會趨之若騖。但是，朱鎔基沒有想到，海外的投資者固然愛財，但也懂得取之有道。投資于利欲熏心的人所領導的企業，未必是一個聰明的選擇。事實証明，大幅度提高接入費并沒有幫助中國電信在海外的公募。朱鎔基賠了面子又賠了銀子，在自己任期即將結束的時候，又留下了一大敗筆。
雙面人格以及急功近利是世界上多數政客的共同品格，因此不應對朱鎔基以及其他大陸的領導人過多苛求。不過從這個事件我們也可以看到，由于缺少反對派的制衡，缺少輿論自由的制衡，非常聰明的政客也會被專制体制所慣坏。沒有民主政治制衡的政治領導人可以自以為得計地作出十分愚蠢的判斷。當年朱鎔基關于糧食的三項政策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不過，由于大陸的百姓，尤其是大陸的農民沒有政治權利，朱鎔基的荒唐政策硬是象皇帝的新衣一樣，堅持了几年才慢慢地被取消。大陸的官民都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這一次，畢竟香港的百姓非大陸的百姓可比，看來，朱鎔基的此次政策連几天也沒有頂住。
自由亞洲電臺2002/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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