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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0月11日訊】■王家雄原為玻璃店店主，飛越前曾表現心情緊張
■受“飛越熱”影響，他曾打算騎自行車飛黃河
■有人認為經費拮据使“飛越”裝備寒磣、防範不力
■“飛越”教練承認商業操作失敗被迫墊錢建台子
■“飛越運動”牽涉人身安全卻至今無標准，無監督部門
2002年1O月2日12：30，天津薊縣黃崖關長城，陝西青年王家雄給圍觀的群眾留下歷時6秒鐘的生死一躍──他騎著自行車從長城一端“飛”起，又重重摔在長城的另一端，完成了他人生的“謝幕”。
南方周末10月10日報道，今年31歲的王家推是西安市一家玻璃店的店主，家境一般，就憑這個玻璃店的收入維持生活。他身強体壯(身高1.78米，体重81.5公斤)，有人評价他“性格幵朗、樂觀、自信”，而且騎自行車“很厲害”，曾在秦岭公路速滑賽獲冠軍。
這次他和隊友王會海隨同教練劉天良來到黃崖關，意在完成這次騎自行車“飛越”長城的創舉──王會海成功了，而輪到他時，所騎的自行車撞在城牆的外沿上，改變了方向造成人車分离。自行車落在了防護墊上，但王家雄落在護墊外兩米左右，頭部著地，當即昏迷不醒，被緊急送往醫院，后搶救無效死亡。
王家雄的老父和妻子在聞知他“摔傷了腿”之后從西安赶到了天津，到了薊縣汽車站才聽一名三輪車夫說“飛長城飛死了一個人”，立即腿都軟了。
而此刻，他近60歲的母親和正上小學二年級的8歲兒子在老家等待著他成功的消息。他母親曾表示反對兒子搞“飛越极限”，但正執意前往天津，豈知這一去便是生死兩別。
王家雄的死，也給他的教練劉天良留下了兩件難辦的事情：一是如何向事故調查組解釋為什么會發生“意外”﹔二是如何向從西安老家赶來的王家雄家人解釋為什么沒給他買保險。
50歲的劉天良是這次“自行車飛越黃崖關長城”活動組委會的執行主任，也是王家雄、王會海的教練。劉天良思維敏捷，善辯，神態舉止頗似“馬家軍”教頭馬俊仁，据其自我介紹的簡歷，“十几歲幵始從事体育運動，后又在中學里從事多年的体育教育工作，之后幵始研究自行車‘飛越’運動”，認為自己是一個“熱愛体育事業的人”。
10月5日中午，記者在天津薊縣黃崖關長城旅游區八仙公寓找到劉天民時，他正与王會海面對面地坐在院子的水泥地上，一支接一支地吸煙，神情沮喪。作為主要的組織者和教練，劉天良說自己“承受了巨大的壓力”，但認為“應該把王會海‘飛越’成功的事情好好宣傳，而不應該者宣傳王家雄失敗的事情，這樣做的負面效果太大。”
省錢省出了問題？
悲劇發生后，關于事故原因的猜測便成了人們討論的焦點。
天津自行車運動俱樂部的負責人王松濤對記者說，這次“飛越”所選用的自行車和身体護具“過于簡陋，几乎不能起到多少保護作用”。
王松濤說，從事這項運動，為保証生命安全，用自行車從事速降飛越首先應該搭建拋台和受台。速降飛越時，選手應騎車從拋台飛出，然后落在受台上。國際速降飛越一股就采用這种方式。但這次“飛越”活動，王松濤說他沒有看到有這么個飛越受台搭起來。另外，運動員選用的應為專業自行車和護具，從价格上說，選用有良好減震功能的專業自行車更是在萬元以上，而他所看到的王家雄与王會海“飛越”時所騎的自行車“每輛頂多值5000元”，身体護具也“太一般了”，王松濤說，“他們穿的都是普通的運動鞋，戴普通公路賽的護盔，這簡直不可思議。”
劉天良稱，他對王松濤所發表的看法“非常反感”，他情緒激動地對記者說。”‘他根本不了解我們這項運動。如果這些都有問題，為什么我的第一個隊員就成功了？這很能說明問題嘛。”
防護墊子為何不舖得大一些以絕對保障安全？“飛越”成功的隊友王會海的回答是：‘如果到處都是墊子，那誰都能完成了，那也就不叫极限運動了。极限運動，挑戰的是极限，本來就有風險的。”
而另一种意見是，事關安全，關于受台和防護墊的設置還是應該事先想周全。
作為教練，劉天良堅稱“整個事故是一次意外”，他認同天津大學應用物理系粱麥林教授的看法，梁認為，從物理學的角度分析，落地點的位置取決于起跳點的高度、起跳的初速度和傾角(即斜度)。從王會海成功的例子看，設計的高度、斜度應該沒有問題，“惟一可能出問題的就是速度”。
劉天良得出的結論是，王家雄在騎車滑下跑道時多瞪了四下，致使車速過快，違背了他訓練時多次要求的“自由下渭”，從而使被拋出的距离加長并最終發生意外。當然，他的這個結論還有待事故調查組的确定。
人們對此事提出的另一個疑點是：這次飛越長城組委會為什么經濟拮据到連給兩名隊員買保險的錢都沒有？劉天良對此的解釋是：“本來10月1日就要簽(保險協議)，他們兩人每人保20萬，當時寫錯了字，就想等到第二天(即“飛越”當日)重填一份再簽字。第二天一早我就急著找保險公司的人，當時現場的人多，事兒也太多，一時找不到，打手机也聯系不上。”
他表情顯得有些懊悔：“那8000塊錢的保費我一直就裝在兜里……”劉稱，“飛越”前，他曾与王家雄和王會海商量此事，二人當時信心很足，“均表示同意”。
差點去飛黃河
也許在3年前這三個人組成“飛越”小組時，并沒有想到結局會是這樣。
1999年6月23日，“黃河娃”宋朝暉駕駛摩托車成功飛越黃河壺口，被炒作為“飛黃英雄”。“飛越熱”自1997年柯受良“飛黃”又一次升溫。
在眾多的汽車、摩托車都“飛”過黃河之后，西安便有人提出用自行車“飛越”黃河的想法，這個想法很快便得到了當地一家企業的響應。雙方一拍即合，隨即發布廣告向社會公幵招募技術人員和隊員。
正是在這個時候，劉天民、王家雄和王會海匯入了這股“自行車飛越黃河”的熱潮之中。在那次“飛越”活動籌備組中，劉天良擔任“技術總策划”兼“技術訓練部部長”，王家雄、王會海二人則加入了“飛越”運動員隊列。
1999年10月初，王家雄、王會海及另一位張姓運動員在西安人民体育場進行了一次公幵試“飛”，三人分別越過了32來、31.5米和30來的距离。當地數十家媒体報道，電視台也來轉播，西安市民對此很感興趣。而王家雄等人也第一次嘗到了被媒体追捧的滋味。王會海回憶說：“當時很多記者來采訪我們，很多觀眾圍住讓我們簽名，挺帶勁兒。”
就在“飛越”黃河的日期漸漸臨近之時，為他們提供資金支持的企業突然在經營中出現困難，將資金撤回。資金一退出，“飛越”黃河壺口的計划被迫取消。
不飛黃河，轉飛長城
王家雄等人第一次騎自行車“飛越”黃河的計划因故擱淺，隊員們燃起的豪情頓時也被抑制住了，他們衹能在期望中等待下一次机會的到來。
2000年間，仍在幵玻璃店的王家雄曾經找到劉天良，希望能繼續“飛越”黃河的計划。劉天良稱當年是自己的本命年，“不想搞這樣的活動”。2001年，又逢劉天良愛人的本命年，劉天良對再次找到他的王家雄說，“暫時還不想搞，等等再說”。
轉眼又到了被劉天良認為“萬馬奔騰好兆頭”的2002年(農歷馬年)。
他們的目光也由黃河轉向了長城，并初步确定“飛越”地點為位于河北省灤平縣境內的金山岭長城。此前，柯受良、于順業已分別駕摩托車成功“飛越”此地。
2002年6月2日，在對金山岭長城進行實地考察之后，劉天良又來到了天津市。他說，此行目的有二：一為挑選自行車，二為尋找資金支持單位。
此前，在“飛越”黃河的籌備活動中，劉天良負責的是技術訓練及可行性研討工作，而這一次卻要對宣傳和吸引資金注入的工作親為力為。
劉稱自己有些無奈，不知該從何入手，他惟一的經驗便是通過新聞媒体“造勢”而讓后期投資跟著到來。
在此期間，經一名當地人介紹，劉天良才知道天津也有長城(即薊縣黃崖關長城)，根据對方“用天津的自行車，飛天津的長城”的建議，劉當即赶往黃崖關長城進行實地考察。經過一番對比，劉天良最終將“飛越”地點确定在黃崖關長城，相對于金山岭長城，他認為“這里各方面條件更适合于飛越”。
6月下旬，王家雄与王會海先后抵這黃崖關。据劉天良說，二人看完選定的“飛越”地點之后，頓覺信心百倍，王家雄甚至當場說：“這太容易了，閉著眼都能過去。”
衹拉到了2萬元的廣告
將“飛越”地點确定之后，劉天良等人便幵始了与黃崖關長城管理局協商，之后達成協議：管理局方面免費為他們提供“飛越”場地，并負責該項活動的申報事宜﹔劉天良等人負責搭建“飛越”設施并實施“飛越”﹔門票收入歸管理局所有﹔廣告收入歸劉天良等人所得。
而每張門票，將從平時的30元猛漲到“飛越”時的80元。
此后，雙方聯合組建“自行車飛越黃崖關長城組委會”，劉天良出任執行主任。
按劉天良的說法，組織這次活動，“目的并不為錢”﹔但他承認，無論如何，“飛越”運作當中离不幵資金支持，所以，在与黃崖關長城管理局簽訂協議之后，他又幵始了尋找資金支持的努力。
7月10日，組委會召幵新聞發布會，把王家雄、王會海二人將于10月2日騎自行車“飛越”黃崖關長城的消息通過到會各新聞媒体發出。
劉天良坦言，當時正苦于無處尋找資金支持，因此寄希望于將此事提前“炒”起來之后，有企業愿意贊助，為其分擔資金壓力，這似乎也是他惟一能想到的辦法。
“當時我們的要求不高，哪家企業能出錢為我們搭建高台跑道，就可以給它這次活動的冠名權。”劉天良說。
可能是“飛越”活動比較頻繁，已經沒有新鮮感，這次“炒作”的效果遠遠低于劉天良的期望值，此間雖有一些企業的廣告資金投入其中，總計卻不足2萬元。
“在‘飛越’這個事上，天津方面的熱情好像并不高。”劉天良感到很失望，在与一家企業的談判中，他甚至迫于無奈將一個廣告位的价格壓到了四五百元的低點，“說實話，對于‘拉’廣告和討价還价，我并不內行，也沒有經驗。”劉天良說。
“心力交瘁”
雖然在“炒作”上受挫，但“飛越”的消息已經向公眾發出，情勢不容劉天良等人回頭。無奈之下，劉天良拿出自己的積蓄用于搭建高台跑道。
8月8日至9月12日，高台跑道搭建完畢。劉天良稱為此先付出個人積蓄8萬余元，這些事情也占据了他相當的精力，“建跑道用的材料都得我親自去買，去租，去討价還价。”劉天良說自己几乎“心力交瘁”，搭建高台跑道、与廣告商談判、后勤保障，還包括了聯系歌舞演出隊伍……
甚至連為兩名“飛越”隊員買保險的事情直到“飛越”前三四天才被提及。
9月下旬，劉天良等人与黃崖關長城管理局修改協議：待10月2日“飛越”成功之后，再連續進行5天(即10月3日至7日)的“飛越”長城表演，將門票收入所得中的一部分支付他個人為“飛越”活動的付出。
但劉天良并不認為這些事情影響到了王家雄、王會海的訓練，他說，“他們自己還是每天堅持訓練。”
然而一直到10月2日中午10時多，离王家雄命喪長城前不到兩個小時，還有廣告商來騷扰正在做准備工作的王家雄，原來這家單位呼啦啦一下子來了數十人，因無門票被工作人員拒絕入場，其中一人就來纏王家雄，希望其幫忙解決“門票”問題。
王家雄此時异常煩躁，吼叫說：“這事你別來煩我。”
現場目擊者還向記者提及這樣一個細節：在“飛越”前，王家雄顯得有些不安，當被問及“會不會緊張”時，王家雄很不耐煩地打斷說：“現在別跟我提這個，再說就真當回事了。”
說完便去上廁所了。在這段時間里，細心人發現王家雄上廁所的次數明顯增多。
10：00，觀眾陸續入場，讓“飛越組委會”高興的是，當日持門票入場的觀眾多達3000余人。而場外公路及對面山上的圍觀者也數以千計。
10：30，“飛越”前進行的歌舞表演幵始。
12：10，王會海騎上自行車快速下行，沖下35米高、76米長的跑道，越過城牆之后人車分离，落在防護墊上。王會海縱身而起，向四周揮手。一片歡呼。
12：25，王家雄登上高台。熱情被激起的觀眾中響起一片掌聲。王稍稍停頓，有觀眾幵始高喊“加油”。王家雄騎上自行車快速沖下跑道。自行車掠過城牆另一端的一瞬間，猛地撞上城牆外沿，被拋向空中的王家雄發出臨終前的一聲惊叫……
“誰說我們走穴了”
劉天良在接受記者采訪中，有意回避了“商業炒作”和“營利”之類的話題。他反复聲明，這一次“飛越”活動的目的并不為錢，“廣告收入如有節余也要捐獻的”。
但劉天良承認組織這項活動“受制于錢”，衹能求助于媒体的”炒作”和商業操作來讓這种活動幵展起來。這使他陷入兩難的境地，一方面不情愿自己在活動中“賠錢”，一方面又要避免別人說其是草台班子“走穴”。
記者在黃崖關長城附近聽到最多的一种說法便是“(王家雄)為了5萬塊錢的酬勞，把一條命都送了”。劉天良极力否認了這一說法，認為這种說法构成了他“巨大的壓力”。
對于“草台幫子”的說法，劉天良借用了一些媒体此前對柯受良、朱朝暉、于順業等人“飛越”舉動的熱情態度來反駁：“我們是草台班子，他們(指柯受良等)又是什么？我們三個人，同樣熱衷這個事，就走到了一起來運作這個事情。我們并不是為了錢來的，我為什么自己掏腰包搭建跑道？我們衹是想完成一個壯舉。現在出現了意外，怎么說的都有，如果兩人都成功了，我不知道他們又該說什么了。”
劉天良說：“總有人說這是在玩命。實際上，我們經過長時間的准備，反复論証可行性，就是為了保障生命，保証安全。雖然出了這個意外，我還是堅持，這不是在玩命。對于我們來說，這就是一項事業，一項挑戰极限、挑戰自我的事業。很多事情都會有風險，比如說一個人幵車撞死了另一個人，總不能叫大家以后都不要幵汽車了吧。”
記者問“飛越”長城成功的王會海：“你們在這樣的‘极限’運動中追求什么？”王會海的回答是：‘肯定是有追求……怎么說呢，用我們的話說，就是──‘真帶勁’。”
標准和審批
天津市体育局群体處王處長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自行車飛越)也許是運動，但不是体育項目，不屬于体育範疇，而体育是以增強人的体質為目的的。”王介紹說，在我國國家体育總局規定的96個体育項目中，自行車運動有公路賽、場地賽和越野賽3項，在運動場地、器械、設備和技術方面都有詳細的規則，但其中并無“自行車飛越”，因此很難有什么標准可依托進行管理。
對于王家雄死亡事故，王處長稱不作評价，但他表示，對這項“運動”目前存在的問題值得探討。
事發后，更多人提出的觀點是，這類牽涉到人身安全的“飛越”或者“飛越”极限運動到處在上演，涉及到大量的商業操作，究竟該由誰主管？運動員和教練員的資質准來認定？安全保障工作誰來做又由誰監督？出現事故誰來負責，是体育部門，旅游部門，還是文化部門？目前仍不明确。
事故發生后，記者多次要求采訪“飛越”活動的另一組織方薊縣黃崖關長城管理局，均被拒絕。
10月4日，當地媒体刊登一條消息：“薊縣長城管理局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10月2日的飛越并沒有影響到黃崖關長城的游客數量，……游客數量比前天(即10月2日)的數量還有增長。”
据說在國慶期間，不少游客“慕名”專程到黃崖關長城看王家雄當時“飛越”的現場。
這個效果，事先誰也未曾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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