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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月23日訊】 1957年3月12日，北京怀仁堂。來自全國各地的宣傳部門主管官員和中共中央特意召來的文化界、民主党派知名人士，正怀著無限崇敬的心情，聆听毛澤東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毛澤東強調：整風的對象是”三風”，即存在于共產党党內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作風。整風的主要方法，是批評和自我批評。毛澤東諄諄告誡： 不要怕批評，不要怕毒草。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真理，不怕批評，它是批評不倒的。共產党、人民政府也是這樣，也不怕批評，也批評不倒。
毛澤東并且以史為證–
一個共產党，一個國民党，這兩個党比較起來，誰怕批評呢？國民党害怕批評。它禁止批評，結果并沒有能夠挽救它的失敗。
共產党因此需要批評，歡迎批評。批評既必須來自党內，也應該來自党外，尤其應該來自文化界和民主党派。毛澤東針對當時文化界和民主党派中普遍存在的”運動后遺症”即恐懼心理，指出：”有的人說，有文章不敢寫，寫了怕得罪人，怕受批評，我看這种顧慮可以消除。”為什么可以消除？毛澤東是這樣解釋的–
領導我們的國家可以采用兩种不同的辦法，或者說兩种不同的方針，這就是收和放。放，就是放手讓大家講意見，使人們敢于說話，敢于批評，敢于爭論；不怕錯誤的議論，不怕有毒素的東西；發展各种意見之間的相互爭論和相互批評，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批評批評者的自由；對于錯誤的意見，不是壓服，而是說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許人家說不同的意見，不許人家發表錯誤的意見，發表了就’一棍子打死’，這不是解決矛盾的辦法，而是擴大矛盾的辦法。兩种方針：放還是收呢？二者必取其一。
毛澤東斬釘截鐵地回答：
我們采取放的方針，因為這是有利于我國鞏固和文化發展的方針。
毛澤東充滿激情地號召文化界和民主党派人士：大膽地放、痛快地放，”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我們希望一切同我們共同奮斗的人能夠勇敢地負起責任，克服困難，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議論譏笑，也不要怕向我們共產党人提批評建議。’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我們在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而斗爭的時候，必須有這种大無畏的精神。”
毛澤東的滔滔宏論，博得一陣陣熱烈的掌聲。本文主人公許杰，便是當時歡欣鼓舞的鼓掌者之一。識見淵博的毛澤東不會不注意到許杰。散會后，毛澤東信步來到代表中間，緊緊握住許杰的手，大聲說： “久仰，久仰，你原來就是那個寫小說的許杰；喔，還有一位安徽籍的地理學家許杰。歡迎你們民主人士給我們提意見，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嘛。”
許杰激動不已。他決心不辜負領袖的厚望。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剛結束，他就匆匆返回他所在的華東師范大學，以民盟華東師大主委的身份主持盟員會議，傳達毛澤東的講話，說：”我們一定要以天下為己任，真心實意地鳴放，幫助共產党整風。”并以身作則，迅即貼出中文系第一張大字報。
不久，反右爆發，許杰成了華東師大頭號右派。
在公眾眼里，許杰頭上有三頂光環，一是”進步作家”，二是”忠厚人”，三是”青年導師”。所有這些光環和頭號右派的定論當然不相容，所以校內校外的大小罵家，不約而同地以清除這些光環為己任。許杰是”進步作家”嗎？葉以群、孔羅蓀、姚文元聯名發表文章–《許杰在文藝上政治上的反動道路》，旗幟鮮明地回答：”否！”在他們筆下，許杰的第一部小說集《漂浮》是竭力向青年灌輸”灰暗、絕望、听天由命的沒落思想”，”它的作用就是削弱、破坏青年的革命意志，打擊他們積極進行革命斗爭來改造社會的理想，引導他們走向頹廢、反動的道路。”中篇小說《暮春》，”也都是宣傳一种極端個人主義的思想，這种思想同當時進步的、民主革命的潮流完全是敵對的。”許杰的文藝理論研究也不例外，他所主張的”文藝教育論”，是要文藝”為蔣介石王朝的反動政治宣傳和反動教育服務。”他所主張的”文藝建設論”，無非是分化和拉攏進步作家的圈套；他所主張的”文藝自由論”，則是明目張膽地為國民党反動統治粉飾太平，是”徹頭徹尾的反共反民主！”總之，從創作到理論，許杰反党反社會主義的本質都昭然若揭，他當然只能是”反動文人”而与”進步作家”無緣。許杰是”忠厚人”嗎？羅蓀撰文–《許杰的一條反社會主義道路》說”否”！羅蓀判定：許杰”這個’忠厚人’不過是貌似忠厚，背地里卻要大放其火，把火燒得越大越好，他希望借此可以把社會主義燒掉，把共產党燒掉”。受過許杰庇蔭的晚輩作家王世德更以他的”親見親歷”來印證許杰大奸似忠。他提供了兩個線索。一是，他曾親見許杰在1948年寫文章提倡小資產階級文藝。提倡小資產階級文藝實則是”右派分子在解放前夕，人民革命飛速取得胜利的形勢下，以’左’的’進步’的面目出現，提出与真正進步理論背道而馳的修正主義口號，以引導青年走向和進步的文藝運動背离的道路。””其用心是惡毒的”。二是，王世德把自己寫的小說送呈許杰指正，許杰居然把那篇小說推荐給上海鐵路局辦的一家綜合性雜志。王据此質問：許杰為什么不把那篇小說推荐給進步雜志，卻篇要寄給反動的官方雜志呢？許杰和反動的官方雜志的這种關系使人不能不感到：”他在解放前的曖昧面目有進一步了解的必要。”
象梅韜揭發肖乾那樣妻子出賣丈夫，象舒蕪揭發胡風那樣弟子背叛師尊，象胡思杜揭發胡适那樣儿子唾罵老子。沖決一切人倫准則，只要革命，不要親情；只要斗爭，不要人性。為了虛幻的追求甚至僅僅是為了滿足個人私欲，不惜反目為仇，同室操戈，豆萁相煎，這在當時已成時尚。這种時尚在許杰批判中也有體現，王世德之揭發許杰不過是首開記錄。《文藝月報》編輯王道乾、華東師大中文系1952年畢業生柯國外緊隨其后。許杰對五十年代學術爭論的變質體驗極深且一向頗有微詞。他認為，學術爭論不是政治斗爭，論爭雙方是同道而不是敵人，所以必須互相尊重，在平等的基礎上友善對話。否則，彼此都以真理化身自命，以審判者自居，那么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今天成則王，明天不免敗而寇。這樣的所謂學術爭論不僅沒有任何學術意義，反而會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他以朱光潛美學思想批判為例，說，黃藥眠自以為是馬克思主義，批評朱光潛是唯心主義，而結果蔡儀批評黃藥眠自己是唯心主義；后來朱光潛又批評蔡儀也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机械唯物主義；后來李澤厚又來批評朱光潛。之后，總會有人再批評李澤厚不是馬克思主義。誰都自以為是在捍衛馬克思主義，卻誰也逃不脫非馬克思主義乃至反馬克思主義的惡名，這种”宿命的災難”實在值得學術界反思。他不僅私下里這樣講，還据此寫成《明辨是非的批評和反批評》、《從”宿命的災難”談起》兩篇文章交《文藝月報》發表。在文章中他質疑說：”黃藥眠、蔡儀，以及現在寫文章的朱光潛，都是在主觀上希望運用馬克思列宁主義的理論，科學的、現實主義的美學觀點來解決美學上最基本的問題的。但是，為什么彼此都可以輕易地冠上不能逃避這個’宿命的災難’的帽子呢？”他斷言，一部分原因，在于批評家的個人素質，”有一些批評家，可能只是一時心血來潮，看到一點東西，立刻如獲至寶，自以為是真理的保鏢，實在卻是一個無知的莽漢”。但更深層的原因則在于思想文化領域歷次政治批判對學術規范的粗暴踐踏：
我們千万不要忘記，這种扣帽子式的批評的流行，是和文藝界長期以來整風、思想改造、肅清胡風反革命文藝思想這一系列的思想批判運動分不開的；而經過了這一系列的思想批判運動，我們的文藝思想，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固然這些批評，特別是文藝領域上扣帽子式的批評，一直到了現在，還給我們留下許多坏的影響，造成許多副作用。但在某些方面，是否應該給予一些肯定，也是一個問題。
這里的用詞已盡可能委婉，但明白無誤地指出了問題的要害，在當時不免惊世駭俗。正是考慮到這個因素，《文藝月報》在發表許杰的文章時，將此節文字刪了個干干淨淨。這段鮮為人知的內幕，王道乾親眼所見，便在許杰批判時當作秘密武器和盤托出。他在揭發之后義憤填膺地譴責說：
我們只要恢复了他的真面目，就不難看出許杰兩篇雜談中扭扭捏捏、繞來繞去的文章后面的原意了。他振振有辭地反對”扣帽子式的””一棍子打死的””提高到一定的政治高度”的文藝批評，不為別的，只是為了反對党在几年以來所領導的一系列的政治斗爭和思想斗爭。他露骨地全盤否定了過去党所領導的一系列的政治斗爭和思想斗爭，說党不能領導文藝，馬克思主義就是教條主義。這种論調在這一個多月以來，我們听到的還算少嗎？許杰和別的右派分子的不同處，就在他更早地就”放”出來了。
王道乾的秘密武器還不止此。他繼續揭發并怒斥說：
許杰對馬克思主義的批評是万分仇視的，在同一篇文章中還有一句話我們把他的口气改得緩和了一些，現在也給它恢复原狀，看看他是怎樣咬牙切齒地詛咒我們：”但是現在，我們應該看得清楚了吧，如果這位批評家仍舊操著這一類武器，難道我們就不能摸清他的底子，估計一下他的吃奶本領嗎？”（發表在《文藝月報》二月號上的文章的句子是：”對他的批評多方估計一下嗎？”）
如今許杰的”吃奶本領”也使出來了，他的本領已經大白于天下了。馬克思主義并沒有因為他的”悻悻然伸拳卷袖”而嚇倒，唯心主義的”宿命的災難”确是降臨了。
許杰對所謂”馬克思主義的批評”的批評，并非許杰的一家之言而是反映了當時學術界有識之士對”無產階級金棍子”滿天飛的強烈抵触情緒。這樣的言論也被定罪，事實上意味著此后所有异見者只有挨打的自由而再沒有喊痛的自由了。思想文化領域的強權政策也就可以暢通無阻了。
晚輩揭發前輩，編者揭發作者，由此挖掘出來的”鐵的事實”說明：許杰”平時’沉得住气’，那正是他的陰險，他口頭上自稱’慚愧’，其實正是他在’窺測’時机，只要時机來到，他終究要撕破臉皮，露出本相，大干一場的！”許杰當然絕非”忠厚”之輩而是善于隱蔽的人民公敵。
許杰頭上的最后一頂光環”青年導師”，也因為華東師大1952年畢業生柯國外的揭發而煙消云散。柯致函母校，指控許杰曾對他拉攏和挑撥他与党組織之間的關系–
當許杰的反動罪行被揭穿后，我大吃一惊，覺得有必要寫這封信，表示站穩社會主義立場，堅決与許杰划清界限，和母校全體同志一道与右派分子進行斗爭到底，不獲全胜，決不干休！
原來許杰的別有用心的活動方式之一就是有意拉攏一些非党青年，關心他們的”進步”。許杰一面拉攏，一面進行挑撥，仿佛說明党沒有什么，只有我許杰最關心你們，愛護你們，才是你們的指路人。1952年，臨畢業時，許杰要介紹我加入民盟。他說：”入党不容易，可以先入盟；入了盟，以后可以由盟轉入党。”后來据許杰說是民盟吸收對象改變了，我才沒有加入。我畢業后，每當我回母校和許杰見面時，他總是這樣”鼓勵”我：”好好努力，爭取入党，只有入了党，才有辦法。”怪不得許杰自己一再要求入党，現在我已經清楚了。我要問許杰：你這樣關心我的政治前途，用意何在呢？這，只有許杰自己最明白了。
柯國外意猶未足，便用更加”触目惊心”的”事實”揭發許杰不僅竭力籠絡他，而且竭力煽動他”去仇視党和痛恨党”–
記得有一個暑假里，我回母校去參加校友聯歡會。會后，許杰拉我往他家里去吃午飯。飯后，在寂靜的客廳里，許杰和我談起母校的一些情況。他說：”我曾經几次向領導上提出要你回母校培養，以你的業務水平，不久即可以開課；無奈領導上認為你不是党員，所以始終不同意。這叫我也無能為力，只有靠你自己了。”（大意）結論還是只有入了党才有辦法。我當時就很奇怪，我從來就沒有向母校提出過我要回去工作，許杰為什么又對我說這些呢？但我又想，這是老師要提拔我的好意，我應該表示感謝才對。現在看來，許杰的用心是何等惡毒。
柯國外的揭發正好迎合了有關方面之急需。以此為据，有關方面得出結論：”許杰在學生中，用种种不同的方式方法來拉攏群眾，其惡毒和陰險是在于貌似關心，而實際上則是拖青年的后腿，拉青年下水，把青年作為他自己的政治資本。”當時報紙在報道華東師大批斗許杰的消息時，標題就是：《”進步”教授現原形，許杰利用青年做政治買賣》。
所謂”百聞不如一見”。許杰當年的晚輩、責任編輯、嫡系弟子的”親見親歷”最易說服讀者，對許杰在政治上頗具殺傷力。如此判決也就理直气壯了：許杰既非”進步作家”，也不是”忠厚人”，更不是”青年導師”。”從上面所揭發的一系列的事實來看，許杰确實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右派分子，他的政治野心，使他失掉了’作家’的靈魂”。似此，誰還敢說在政治上把許杰一棍子打死不是”替天行道”呢？
許杰陷入無產階級專政的重重羅网，上天無門，入地無路，惟有繳械一途。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一日，《文匯報》將許杰的檢討當作華東師大反右斗爭的一項階段性成果，以顯著版面推出。檢討標題用的是當時右派中最流行的詞匯：”我在人民前面低頭認罪”。
檢討開篇，許杰就把官方指控的罪名一古腦儿地包攬了下來： 我是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我的思想本質，是一貫的反動的。我一向偽裝進步，但從來沒有站到工人階級的立場來過，我的立場，也是一貫的反動的。到了這次党的整風期間，我的資產階級反党思想，更加發展得完整起來，成為一套有完整體系的反党、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思想綱領，暴露了一系列反党、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謬論和罪行。我犯了不可饒恕的大罪!
為了佐證這些指控的”客觀””公正”，許杰不厭其煩地鋪陳了自己”在這次整風中的反党事實与經過”，形形色色的”煽動”、”挑撥”、”欺騙”、”陰謀”充斥其間。活脫脫一副跳梁形象。許杰就這樣自己剝下了自己”進步作家”、”忠厚人”、”青年導師”的光環，佐證了姚文元們對他的种种指控。
檢討的最后，免不了要公式化地表個態–
我的立場反動，恩將仇報。解放以后，党對我這樣信任，重視和优待，我卻毫無心肝的進行反党、反社會主義陰謀活動，對党，對人民，犯了無可饒恕的大罪。我還不肯自絕于人民。我要改過做人。我決心永遠跟著共產党走。我請求党和人民給我一個考驗的机會，讓我不斷在學習与工作中考驗，讓我在學習与工作中改造。我要在艱苦的考驗中徹底打垮我的資產階級思想，站到工人階級的立場上，回到人民的隊伍中來。我要洗心革面，徹底改造，請求党和人民，給我一次重做人的机會!
許杰的自我妖魔化不可謂不徹底。卻并沒有因此而得到赦免。他被掃地除門，二十多年之后才終于恢复名譽，重返華東師大。
1993年9月，許杰去世。去世前自感來日無多，懮患情結愈深。無論在家還是住院，總是与患難之交徐中玉教授談兩件事，一是強調中國要穩定要發展，必須高揚”五四”提出的民主与科學的大旗，二是呼吁強化社會公德教育。”死時方知万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德（先生）、賽（先生）普降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這，或可概括為許杰的遺愿吧。
轉自《新世紀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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