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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月13日訊】如果要用一句話來描述目前中國受國內外經濟學界廣泛高度重視的所謂“財政風險”或“財政危机”，我以為沒有比“國家在吸毒”更貼切的了。
■ 一根線栓著四只螞蚱
國家吸的是什么毒品呢？當然既不是大麻，也不是海洛因，而是“公債”，但對國家的肌體來說，其毒性一點也不比前兩者差。1979年，國家吸“毒”的劑量還不算大，只有35億元人民幣，到1988年，劑量就擴大了7倍多，達到271億元。1994年，劑量進一步擴大，是739億元；而1999年，則達到了駭人听聞的4015億元。20年間，毒品的劑量增長了114倍，而且是加速度增長。這還僅僅是中央政府公債。
毒癮越來越大，是一切癮君子的通病，主要是因為吸毒者身體對毒品有越來越強的依賴性，國家也是如此。中國的經濟問題是眾所周知的，一根線上栓著四只“螞蚱”：儲戶、銀行、企業和國家財政。儲戶存款在持續增長，到2001年11月，城鄉居民儲蓄余額達到7万多億元。對一個投資效益高的國家，這是福音；但對中國這樣仍然在“保衛”無效率的國有企業的國家來說，卻可能是個詛咒。因為居民存款貸出去，沒有效益，則銀行就面臨著既還不了居民存款的本，更付不了居民存款的息的巨大壓力。中央銀行行長戴相龍承認，到目前為止，國有銀行不良貸款總共高達3.5万億元，相當于存款余額的一半，若加利息余額，則超過一半。
這意味著國有銀行根本沒有足夠的錢支付居民存款的本金和利息，另一方面，國有銀行也不敢繼續對國有企業貸款，因為持幣不貸要比貸給無效率的國有公司風險小得多。這樣，不僅居民的存款處于危險中，國有企業也面臨資金“斷炊”的危險。居民存款利息不能從貸款利息中產生，便只能從國家借來的錢里產生。國家借錢來替國有銀行擔保，并向國有企業投資。這等于說，借新錢，還舊錢。要吸引居民購買國家公債，債息必須高于銀行存款。這就意味著，國家要借越來越多的新錢，來還越來越高的債息。1995年，公債還本付息總額為499億元，相等于新舉債的42.5%。1998年，公債還本付息總額達到2353億元，相當于新舉債的70％。這就決定了國家對每年發行新公債有越來越強的依賴性，毒癮越來越大了。
■ 國家戒毒要雙管齊下
不僅新債中用于還舊債的比例越來越高，對舊債本息的支付在財政收入里所占的比重也越來越大。1989年，這項支出占財政收入的3％，1998年則達到24％。按這個增長的加速度（9年比重提高了8倍），要不了几年，几乎全部的新債和大部分財政收入，都要用來還舊債的本息。一旦鏈條中斷，居民拒絕購買新公債，國家得不到新毒品，栓在這個線上的四只螞蚱都會在地上打滾，哈欠連天，鼻涕直流，會不會呼吸中樞麻痹而亡，要看毒癮多深。
為党國著想，國家要盡早戒毒。戒毒可以雙管齊下：一是增加財政收入，二是減少財政支出。增加財政收入要以提高國有企業效益為前提，這等于是非國有化，因為所有國家的經濟實踐證明，要國有企業提高效率，等于是要公雞下蛋。离開這個基礎，如果增加中央政府財政收入，只有兩條路：減少各級地方政府財政分成比例，其后果，下篇文章再講；或者，更大規模地發行國債，這不是戒毒，是放開來吸毒。減少財政支出，就是大幅度減少中央政府職能，少管點事，也就少花點錢，從而可以少借點錢，多還點錢。這個措施，對于國家戒毒來說，是個釜底抽薪的好辦法，美國曾經試過，效果奇好。
美國政府也吸過多年的毒，在里根政府實行新政之前，聯邦政府長年財政赤字。里根總統實行“新聯邦主義”政策，最大限度地消減聯邦政府職能，大幅度地縮減公共支出，他的政策為美國后來把聯邦政府的財政赤字變成財政盈余奠定了基礎。在里根看來，“政府（這里主要指聯邦政府－－引者注）不是解決我們問題的辦法，政府本身就是問題”；他還認為，“不是聯邦政府造就了州，而是州造就了聯邦政府”。他的新聯邦主義，就是進一步下放聯邦政府的權力，把大量聯邦政府的公共投資項目下放給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去做。
■ 聯邦制度也是一种經濟調節机制
里根總統成功地實現了他的政策目標，是因為美國已經存在聯邦主義架构，他只要朝著縮小聯邦政府權限的方向重新平衡聯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間的關系就行了。由此可見，聯邦主義作為一种政治制度，不僅是民主制度的一种保障机制，也是經濟平衡的一种調節机制。正如《締造國家》一書的作者塞繆爾.比爾所說，“削減聯邦政府的巨大項目不僅立即恢复了聯邦－州之間的平衡，而且促進了自由市場。”在所有經濟杠杆都調節失靈的特殊經濟情勢下，考慮政治制度的改革和設計便是不可缺少的。在中國傳統的中央集權制度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調節彈性十分有限。在地方政府沒有受憲法保障的自治權的情況下，中央收權地方就死；中央放權，地方就亂。
正是由于這個緣故，在國家毒癮如此之大的情況下，中國中央政府卻實行了与當年里根政府完全相反的財政政策，不是新聯邦主義，而是新集權主義，即所謂積極的財政政策：進一步擴大財政支出和投資需求，進行基本建設和國有企業的技術改造。這就意味著更大規模的發行國債和更多地向盈利企業征稅，投入效益低下的國有企業和非盈利的公共項目。中央政府并非沒有意識到，這樣做對財政危机無疑是火上澆油，讓國家毒癮越來越大。但在目前的中央集權結构下，各省市并不分享國家主權，中央減少公共職能，并不能直接導致地方增加公共職能，中央不做的事情，也不會有別人做。
由此看來，要讓國家徹底“戒毒”，從根本上消除財政風險，有兩件事是必不可少的：一是實現國有企業民營化，二是實現國家體制聯邦化。
2002年1月7日于美國麻省康橋。
──轉自《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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