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家捷：斯世當以同懷視之——我和沙葉新的故事

更新 2018-07-31 11:21 AM 人氣 251

【大紀元2018年07月31日訊】七月二十六日淩晨，葉新走了，在入院將近一年之後。那麼一個才華橫溢的人，那麼一個意氣風發的人，在病床上只有很淺的意識，幾乎什麼都想不起來了。所以，他走時沒有遺憾，沒有痛苦，他很安詳。五月二號我和小弟去上海看他，告別時還說，天涼了再來看你，想不到，那竟然就是永別。

我們好了一輩子。

在我二十歲生日的那一天，收到沙葉新從上海寄來的一函紀念魯迅的畫片。封面裡側他題寫了魯迅贈瞿秋白的對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那時他在華師大念書，沒有錢買更貴重的禮物了。我們不是兄弟，勝似兄弟，斯世都以同懷視之。

我們兩個都在南京市五中讀了六年書。其實他比我早一年入學，初二的時候，他患腦膜炎休學一年，所以到高一的時候，我們成了同班同學。據說，患腦膜炎的孩子會有智力損傷，可是他卻相反，腦子越來越好。那時我們比賽背誦龍榆生先生編注的《唐宋名家詞選》，他一口氣可以背出半本書的詞目，我只能甘拜下風。他後來在華師大讀書，成了老先生的及門弟子，於是他專門買了一本《唐宋名家詞選》，請龍先生題了詞寄給我。這本書至今是我的珍藏之一。

高中時代，沙葉新在我們班上還真的說不上出類拔萃。同班的王立信，已經在《少年文藝》發表了不少小說。更厲害的是王善繼，在一九五五年的《人民文學》優秀作品評比中獲一等獎，獎金五百元，當時算得上是一筆鉅款。因為，在學校包伙，一月只需八元（王善繼畢業後回到河北薊縣家鄉，「文革」以後失去聯繫）。從中學時代，沙葉新的興趣除了文學，就是玩。他的乒乓球，打遍學校無敵手。大學時代，他入選上海大學生代表隊，和李富榮一起打過球，曾經打過國際比賽。一九八〇年，我在上海電影廠文學部寫電影劇本，文學部傳達室後面有一張球桌，他有空就來找我打球。那時我們剛剛四十來歲，身手還算可以。最可笑的是二〇〇五年五中校慶，我們應邀返校，沙葉新手癢，要和我比試一下球技。水泥檯子，地上還有積水，兩人對攻，各人摔了一跤。年過花甲的人，還逞什麼英雄？

他還有一大愛好是猜燈謎。那時，逢年過節，南京工人文化宮都有有獎燈謎會。他是常客。每逢他去，人家就趕他：「小沙，小沙，你走，你讓我們混混！」為什麼？他命中率實在太高，獎品全歸他了。他在文化宮猜燈謎還不過癮，還在學校搞燈謎會。一九五七年元旦，他在班上布置了燈謎會，獎品是大家湊的。我現在還記得貼在學校布告欄上的廣告詞：「有獎燈謎真有趣，請到三樓高三去！」猜燈謎在學校風靡一時。大約是在一九九五年吧，春節，他從上海回來，拉我到文化宮猜燈謎。三十多年過去，物是人非了，再沒人認出他來。那天我居然猜到一個大獎，至今歷歷在目。謎面是「零頭布櫃檯」，打一文體。燕尾格。謎底是「尺牘」。現在的年輕人，你讓他想破腦袋他也想不出來——現在還有賣零頭布的櫃檯嗎？

沙葉新對於戲劇的興趣，來自他的家庭。他父親原先是鴨子店老闆，京劇票友。早年，沙家的小樓上，就是票友俱樂部，每日笙簫管笛，熱鬧非凡。耳濡目染，沙葉新從小就會唱戲。華師大畢業後，他考了上海戲劇學院的研究生，和他的戲劇愛好不無關係。一九六七年夏天，我為了躲避單位的造反派，逃到上海避難，就住在沙葉新的單身宿舍裡。那時的上海人藝基本不上班了，但是沙葉新常去，教大家學唱樣板戲。人藝的單身宿舍在華山路，一家糖果廠的隔壁。晚上吃了飯，到糖果廠洗把澡，坐在躺椅上聊天。這時他會輕輕地唱戲。他的嗓音略帶沙啞，還真有點「麒麟音」的味道。他的女兒起名沙智紅，《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紅燈記》各取一字。可見當時他對樣板戲的癡迷。說來可笑，生了沙智紅那是幾年以後的事情。我在上海避難時，他和太太江嘉華還在跑愛情馬拉松。星期天到公園約會，非要拉上我，去做電燈泡。

閑來無事，我在他的小書架上找書看，翻到一份手稿，題目是《審美的鼻子如何伸向德彪西——與姚文元同志商榷》。這篇文章發表於1963年6月27日。那時，他剛剛分配到上海人藝。提到這事，沙葉新哈哈大笑。他說，就為這事，我被人貼大字報貼到天安門了：「打倒沙葉新！」「沙葉新反對姚文元就砸爛他的狗頭！」我哪知道姚文元後來做到那麼大的官！很多年以後，「四人幫」垮臺了，有人吹捧他是反姚文元的先鋒。他仍然哈哈一笑，「我不過是和他討論一點學術問題而已。」

一九七五年我調入南京市文化局，一九七八年成為專業編劇，我和沙葉新的交往更加頻繁，我們是同行了。一九七九年，因為《假如我是真的》上演，沙葉新由此暴得大名。兩個月當中，十幾個省市的二十多個話劇團同時上演該劇。這是中國話劇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事情。我們南京市話劇團也排了這個戲，在晨光機器廠禮堂彩排。三千多個座位的禮堂，座無虛席。演出中笑聲、掌聲不斷。等我們裝台準備公演時，上面通知來了——暫時不要公演。我們遲了一步。

沙葉新和李守成、姚明德三個人躲在無錫一個招待所裡寫戲，我是知道的。可是，作品出來之快，影響之大，出乎我的意料。這是他們的神來之作。「文革」之後，老幹部紛紛出來工作，他們要收復失地。老百姓形容他們要「五子登科」——位子、房子、票子、車子、兒子。廣大群眾是敢怒而不敢言。媒體公開的說法是「反對不正之風」。《假》劇一時轟動，絕非偶然，那是有社會背景的。雖然這只是即興之作，但是，喜劇技巧卻顯得十分老到。一瓶假茅臺，騙子送給幹事，幹事送給科長，科長送給局長，局長又回過頭送給騙子。一瓶酒成了貫穿道具，這是典型的「沙氏幽默」，顯出他的喜劇才華。

為什麼忽然不讓演了？隨後我們才知道，這部戲驚動了中央，驚動了中央最高領導同志。一九八〇年二月，由胡耀邦同志主持的劇本座談會在北京召開。中央領導的態度是：「最好由作者自告奮勇提出來修改，否則，暫時不演為好。」沙葉新沒有「自告奮勇」，因為，按當時與會者的意見，劇本沒法改。在北京開會期間，他給我來過一封信，描述參加會議的戲劇界人士的各種嘴臉，這裡不提也罷。這是用討論和爭鳴的方式，否定了一個戲的存在。這也算是一個進步吧？奇怪的是，在公開的媒體上，沒見到一篇批評這個戲的文章，讚揚的話更是一句沒有。

《假》劇不讓演，引起了巴金先生的不滿。巴金說：「我不認為這個戲是給黨抹黑。該譴責的是黨內不正之風和我們的社會風氣。」巴金還在全國第四屆「文代會」上呼籲：「讓這個戲演下去吧！」（巴金《再說騙子》、《隨想錄》合訂本，三聯書店，1987版）可惜沒人會聽他的。

此後幾年，沙葉新又寫了好幾部新戲，比如《陳毅市長》、《尋找男子漢》、《馬克思祕史》、《耶穌·孔子·披頭士列儂》等等。其中《陳毅市長》片斷還入選中學語文課本。可是，這些戲的影響，皆不可與《假》劇同日而語。

二〇〇七年，沙葉新、董健和我三個人，受命編輯《中國新文學大系1976—2000》戲劇卷，我們冒很大風險，將《假》劇和高行健的《絕對信號》列入選集中。幸虧得到上海文藝出版社的支持，書稿終獲通過。我們在書稿的《序言》中，特別指出這部戲在中國戲劇史上的價值：「該劇在生活中是有原型的，作品將其戲劇化，寫當時人人恨之而又人人難脫干係的『走後門』之風，實際上觸及了黨和國家權力的監督缺失問題。劇中揭開現行體制下官僚特權階層與人民大眾的矛盾這一積重難返、十分敏感的政治問題。」「三十年來的歷史表明，這樣的劇作是有生命力的。」聯合編纂這部書，對於我們是一次十分愉快的經歷。每次開會，就在中山南路我的家中。由於志同道合，工作非常順利。工作開展之初，三個人在我的書架前有張合影。那時的沙葉新還是個胖子。重睹這張照片，令人唏噓不已！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沙葉新成了公眾人物。請他演講的多了，約他寫稿的多了，尤其是港台和境外的媒體，給他帶來很大的壓力。他的頭腦是清醒的。他曾經用四句話概括他的處世之道：離經不叛道、崇洋不媚外、犯上不作亂、自由不氾濫。這四句話多少有點調侃的味道。但是從中可以看出，他像一個雜技演員，在一根晃晃悠悠的鋼絲上竭力保持平衡，這是多麼的不易。尤其是他寫了《檢討文化》、《表態文化》等一系列離經叛道的文章之後，在全國第四屆「文代會」上公開表示「不為權力寫作」之後，他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了。每次出訪，必有上級領導派人「問候」他，勸他不要去。如果非去不可，則會提醒他，哪些話可以講，哪些是一定不能講的，千萬不要出亂子。如在國內，手法就簡單了。二〇〇二年南京東南大學校慶，請他演講。由於他的口才，由於他的幽默，當然更由於他的尖銳，場內笑聲、掌聲不斷。這次演講十分轟動，有人傳到網上。於是麻煩來了。次年「五四」青年節，東大又來請他，他慨然允諾。頭天晚上，他在電話裡告訴我此事，約好演講之後見面。第二天上午九時許，他的電話來了。我問他：「你在哪裡？」他說：「在東大門口。」「怎麼不進去啊？」「有人看在大門口，說是如果我要進去，這個集會只能取消！」我在長江路接到他，兩人在一家咖啡館坐了很久。然後送他到火車站去。二〇〇五年，上海人民藝術劇院決定排演沙葉新的劇作《幸遇先生蔡》。沙葉新打電話告訴我，非常興奮。該劇香港已經公演，上海方面不應該有什麼問題。戲排得很順利。可是在第二次連排的時候，接到上面通知：「這戲不要演了。」為什麼？沙葉新說：「我連問都不好問的！」

這些年，沙葉新其實寫了不少戲，國內不讓演就是了。光是香港出版的作品，我就收到四五種之多。其中影響比較大的，是音樂劇《鄧麗君》。二〇一三年十月，我和另外兩位同學劉華俊、蔣貴生應邀出席了在香港舉行的首演式（上環文娛中心）。演出前，大廳裡擠滿了等候沙葉新簽名的熱情的觀眾，劇場更是座無虛席。第二天，香港媒體好評如潮。二〇一六年，劇組又先後在倫敦、渥太華、新加坡和吉隆玻演出，受到廣大觀眾尤其是華人觀眾的熱烈歡迎。什麼時候沙葉新的戲可以在國內公演呢？我們有理由希望這一天的到來。

我和沙葉新，我們是通家之好。彼此的兄弟姐妹包括子女間，親如家人。他常常要去美國、香港或者歐洲，每次回來，都有我的禮物。主要是書，是在國內買不到的書。他對我的關心，細緻入微。他在美國買到一種切藥片的小盒子，萬里迢迢帶回來給我，至今我每天用它，十分方便。防治白內障的眼藥水，其實南京可以買，他也在上海買好，托人帶給我。九十年代初，他忽然對我說：「叫你用電腦，你就是不聽我的。過幾天我去美國，給你帶一個回來！」聽說他要從美國買，我趕緊在南京買了一台座機，現在，電腦是我每天不可或缺的朋友。葉新是我的電腦啟蒙老師。在使用電腦和手機之前，我們一直保持通信。「文革」前的幾十封信，被軍代表帶人抄家時抄去了。發還時，我生氣，扔到報社鑄字間的大熔爐裡燒掉了。回想起來，多麼可惜！「文革」之後還有沙葉新二三十封信，至今保存在家。有一次我問他：「那些信怎麼辦？」他隨口說了一句：「拿去出版啊！」這不是書呆子氣嗎？那些信中，沒有什麼柴米油鹽，大部分是對時局的討論分析。如果公開發表，用今天的術語說，不是「妄議中央」嗎？這些信件，何時才能重見天日？

前幾年，他身體比較好的時候，每次回南京，我們就呼朋喚友聚會。不為吃飯喝茶，就為聊天。有一次，我們在長江路一家茶餐廳聚會，參加的有董健、王彬彬等人，好像還有拍紀錄片的胡傑。出門分手的時候，他一把拉住我，要我送他上火車站。董健笑道：「他住新街口，向南，你到火車站向北，你們不順路啊！」沙葉新說：「什麼順路不順路？將來，我還要拉他替我送葬哩！」想不到這句話，居然一語成讖！想起來好不傷心。

沙葉新幽默機敏，那是出了名的。他在一次演講時說：「夫人諷刺我，你一輩子工作、學習，什麼都不突出，就是腰間盤突出！」我拿這話去和江嘉華對證，嘉華哈哈大笑：「什麼呀？驢頭不對馬嘴，那是他諷刺我的！」他和某位前國家領導人（大腹便便）有過一點交往。有一回，這位領導人說：「沙葉新，你又胖了！」他居然回答說：「我和黨中央保持一致！」引得哄堂大笑。其實這是個段子，在朋友間成為笑話經典。二〇〇八年，他患賁門癌開刀，體重下降五十多斤。後來幾乎骨瘦如柴了。我們譏諷他：「你又不和黨中央保持一致啦！」他只是苦笑而已。

一個多麼聰明，多麼機敏的人，怎麼會患上老年癡呆？這是他自己告訴我的。二〇一五年九月十三日，葉新回來，我們在新城飯店聚會，董健也在。葉新悄悄告訴我：「前幾天出門買東西回家，離家不到一百米，忽然認不得家了，打電話讓保姆接我回家。這種事發生四五次了，是不是老年癡呆？」到了去年，病情有所發展，但是，我們還經常通電話。我問他，「你在幹什麼？」他總是回答我，「我在寫作！」其實，他女兒智紅告訴我，他早就不能寫東西了。到了2017年8月，突發彌漫性腦梗，住進了中山醫院。

「一切從簡！」這是葉新腦子清醒時對親人唯一的囑咐。他的喪事，只有少數幾個親人在場。他不想驚動任何人。可是，人們永遠不會忘記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