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8年03月15日訊】（大紀元記者林怡香港報導）香港前大律師公會主席、資深大律師石永泰近日接受《大紀元時報》專訪，點出本港法治面對的威脅來自香港的宗主國中共當局，當中以人大釋法對司法獨立傷害最大。
石永泰在2014年1月法律年度開啟典禮上致辭引用「淮橘為枳」的典故，暗諷中共的法治徒具法律。他說：「假若一個社會只是徒具一套法律和對一般百姓執行這套法律的機制，法律便會淪為當權者統治人民的工具⋯⋯好像中國古代傳說在淮河以南的橘子，本來很甜美，但拿到淮河以北種植便變了味苦澀的枳，不宜食用。」
同年，中共人大常委會作出「8‧31決定」為政改設下框架，引發了持續79天的「雨傘運動」。四年後的今日，香港經歷了九七後第五次中共人大釋法，乃至人大就一地兩檢以「決定」代替法理依據，香港法治面臨空前衝擊。
而在2015年的法律年度開啟典禮上，石永泰談到在法律被任意執行的體制、法律被當權者任意詮釋的危害，「⋯⋯法律按政府喜歡的方法詮釋，用來打壓一些令當權者不悅的人或組織。這往往被包裝為『法治』（Rule of Law），但說穿了其實就是「我以『法』來『治』你」（Rule by Law）。」誰料一語成讖，次年中共人大在香港法院就宣誓覆核案判決前釋法，最終導致6名民選立法會議員被撤銷議席。
法治威脅 直指「阿爺」（中共）
在社會一片擔憂香港法治不保的氛圍下，石永泰再次為法治精神正名，重申包括幾個要素：司法獨立、公開公平公正的司法程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內容要明確清楚容易讓大眾明白，以及人人皆可在有法律爭拗下，有同樣權利訴諸法庭（access to justice）。
石永泰指，大部分港人一提到法治，就會指向「司法獨立」及權利的保障，主要原因是兩者凸顯中港兩地的矛盾。他直言，香港法治精神的威脅來自宗主國北京當局：「我們法治精神的威脅，若你問我，我可以一針見血告訴你，就是我們的宗主國——香港人所講的『阿爺』，或是『主權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它所信奉的一套政治理念，和它們眼中的所謂法治精神，和我們香港一直以來所沿用的法治精神不同，這個不同是建基於背後政治理念的不同。」
他又說，大陸與西方社會的政治體制不同，對法治的詮釋也不同，西方法治（Rule of Law）背後是聯繫著民主自由的理念，大陸則是「中國大陸的『法治精神』，由於背後是社會主義，所以它的法治是什麼呢？『依法執法、嚴格、不敢犯法』等這類的東西。⋯⋯最大威脅的源頭就是大陸對法治的看法和我們不同，我們用同樣的詞語，但同樣的詞語背後的想法完全不同」。
人大釋法衝擊司法獨立
他直言，若兩個法治不同的地區「老死不相往來」就沒問題，但問題是香港和大陸在法制上有一個交集點，就是「人大釋法」。
石永泰指，2016年10月11日他在港大以「不便明言的真相」為題演講，「『不便明言的真相』就是指香港法治完全維繫在人大釋法的權力如何運用⋯⋯因為你香港法庭無論如何獨立，無論如何有腰骨，但是人大一用釋法權，它將《基本法》中的條文，隨便拿一條出來，它可以說這條條文『我說是這樣就是這樣』，它說『基本法這個字黑，我可以說白，一我可以說二』」。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就在演講後第二天，青年新政梁頌恆及游蕙禎在立法會宣誓就職，引發宣誓風波，一個月內人大進行釋法。
石永泰強調，人大釋法正切中香港行之有效的法治精神最重要一環──司法獨立。他指，司法獨立包括兩個層面，一是法官判案不受外來干預，二是立法機關制定法律，有爭拗則交由獨立的法院處理。「人大釋法這個權正是切中，不是由一個獨立的法院解釋人大制定的法律，而是由人大自己講，也就是寫法律的是你，解釋的也是你。」
他又說，雖然人大有權釋法，但此權力行使得多，便會令國際社會有不好的觀感，「香港所謂的普通法制度，原來一有事『阿爺』就會出手」。「所以我說釋法是來自香港以外的一個威脅，是香港法治面對最大的一個威脅」。
第一及第五次釋法最傷
1999年中共人大第一次就居港權釋法，當年法律界發起香港史上首次沉默大遊行，600多名法律界人士身穿黑衣，靜默遊行到終審法院，抗議特區政府提請人大釋法，場面震撼。
石永泰表示，當年法律界及港人認為發聲後人大會聆聽意見，但沒想到2016年在很多港人反對下人大仍然要釋法。「『不便明言的真相』現在就表現出來，大家很明顯知道原來『阿爺』不會理會大家怎麼想的，『阿爺』不需要考慮外界的看法，只需要我政治上想stamp my authority（宣示權威），我不惜犧牲外界的看法。」
九七後，香港至今共有五次人大釋法，他認為最傷害香港的是第一次和最近的一次，「第一次是打完官司終審庭判決後，等於人大刮你一巴掌，實際上是推翻了終審法院判決⋯⋯最近這一次是打官司期間拿出來，很多人問過我哪一樣比較差？我不會講打完官司推翻差些，還是打官司期間拿出來差些。我是說與打官司有關，無論你是正在打，或是將要打或打完之後，其實我都覺得不應該釋法。」
他強調中共人大有權但有權要慎用，「因為正在打官司，你用釋法的手段，便表示你不覺得這個問題應由法院處理，正在處理你就從法院手上搶過來」，他說表面上好像沒威逼法院，但印象上「就是憲法條文已不是由獨立的法院處理，重要是印象上好像『阿爺』恨不得DQ你，所以要自己出手」。
非普通法與大陸法之爭 而是體制差異
石永泰指，香港法律界對人大釋法一向有很大反應。他觀察到近期來自內地或本港親內地人士，認為是香港法律界以普通法的眼鏡去看大陸法，又說大陸法下由立法機關解釋法律沒問題。他不同意此看法。
他說，許多歐洲國家施行大陸法，英國則施行普通法，沒見到兩者之間有什麼衝突，問題在於中港兩地的體制不同。「香港與內地的矛盾不是在於普通法與大陸法的矛盾，而是在於香港沿用的法治精神，是建基於西方民主、自由政制的產品。而內地的法治精神及法律制度的大陸法，是建基於一個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這個才是問題所在。而非單純的普通法與大陸法的分別。」
人大決定無法可依
再說到正在立法會法案委員會審議的「一地兩檢」草案，石永泰指中共人大今次以一個「決定」方式指有關安排符合《基本法》。他說，在《基本法》下，人大可以透過釋法、修改《基本法》，令人大的決定在港有法律效應，如《國歌法》便是透過修改《基本法》附件三加入全國性法律，姑且不論港人是否接受，但算是「跟足規矩」。但一地兩檢是透過一個所謂人大「決定」，「你也不是釋法，你也不是修法，那是什麼呢？這就是問題所在。」他指大陸常言「依法辦事」，現在卻沒有任何法理基礎，「沒有還要逼我們接受，很多人認為這是民生事項是小事。但是問題是，你做這一次，以後你其它情況下，也可能有類似的事出現」。
認清根源勿失信心 港人勿自毀長城
石永泰1984年剛進大學，同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他說當年的中國與現在的中國對香港態度很不同。當時中國百廢待興，將香港作為模範，現在則很「自信」，「以前內地對香港的司法制度本身有其尊重，甚至會向我們學習⋯⋯現在你經常會見到一些內地的學者，他們會無端端地指指點點，然後說你們太多洋人了，什麼什麼。你會見到官媒黨媒越來越多鷹派的言論，好像它以前韜光養晦，大家忍著我收斂。現在最怕的是什麼？一些以前你想它會收斂，會要面子，現在它會說中國模式，我不怕你了，你去上街啊！」
他引用前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說過「永恆的警惕是自由的代價」，他直言無從得知政治的底線，今天不能說港獨，明天不能說反對23條，可能以後連不應人大釋法都不能說。但他強調仍要持續發聲，並提醒港人要認清威脅香港法治精神的源頭，不要自毀長城，令公眾對法律制度失去信心。「你不可能是判抗爭者贏就是法治的彰顯，抗爭者司法覆核上訴勝訴，那些『藍絲』又會說法官是否是『黃絲』。近這3年，這類的辱罵就無日無之，實際是把法庭當磨心。」
他以梁國雄在立法會搶文件被控藐視罪為例，西九龍裁判法院裁判官嚴舜儀裁定控罪不適用於議員。自然就有人說法官是「黃絲」。當日「13+3」（雙學三子及新界東北案十三人）重判後，又有很多人說法官「染紅」，「這類屬於謾罵性質或立場為先的批評，完全無助於保障香港法治」。
石永泰補充說，港人勿妄自菲薄，法治包括在有法律爭拗下，人人皆有同樣權利訴諸法庭，正是指香港的法援制度。他憶及在擔任大律師公會主席時，曾到國外參加國際會議，留意到2008年金融海嘯後，西方國家大幅削減開支，尤其在法援方面，「很多人看到香港的法援制度都用羨慕的目光。所以我覺得有時香港人看自己的制度，要記住『你看我好，我看你好』。我固然有受威脅的地方，我們整體的制度在外人看來還很多人羨慕」。
石永泰觀察到，北京當局只看重香港的經濟地位，如一帶一路、大灣區、股市、仲裁中心等等，全是在賺錢方面。但是他強調，「香港人有必要跟內地、全世界及港人說，很難有一個地區法律制度只保障賺錢方面的行為。⋯⋯一個正常的法律制度，做生意的人都有權利，做生意的人都有憲制上的權利。」他強調要讓從商者明白法治精神與每個人息息相關。
「譬如政府有政策的改變，是否有足夠諮詢諸如此類，很多時候政府的舉措都會影響做生意的商業機構。你平時不會想到與憲法權利有關的團體或個體。要讓他們知道一個地方保持良好的法律制度，維持法治精神，對做生意的人都很要緊。因為中國現在將香港當做它經濟上走出去的橋梁，僅此而已。我們要讓一些生意人知道不能將香港當成打官司的工具。」他重申律師不能僅是幫人做合同和仲裁，他呼籲港府及北京勿將香港法律制度及法治，打造成政府手下排解糾紛的部門。◇#
責任編輯：昌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