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7年04月11日訊】人民日報發表「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三批材料」前一周，毛澤東寫下關於「揭露」胡風集團的指示：
「借著這一鬥爭……揭露各種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國民黨特務分子，帝國主義特務分子，託派分子和其他反動分子)，進一步純潔革命隊伍。」
這就是與「反胡風運動」同時開展的「肅反」運動。二者糾合，造成了全國性的政治大恐怖。
「肅反」與「鎮反」不同。「鎮反」對像是原國民政府軍政人員；「肅反」，按毛澤東的說法，叫「肅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鬥爭。」 [[1]]對象在革命隊伍內部。
借「肅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名義清除有礙其獨裁獨斷的人，這不是第一次。毛澤東早在一九三○年割據江西時就搞過。是年二月，他就任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統管贛西南軍隊和地方黨組織後，即指斥「地主富農充塞黨的各級地方指導機關」，並「號召黨內同志起來，打倒機會主義的政治領導，開除地主富農出黨，使黨迅速的布爾什維克化。」[
毛澤東指稱的「地主富農」，其實與他一樣，皆投身中共革命的地富子弟，祇是在攻打城市、土地分配和機構歸屬等問題上與毛澤東有意見分歧而已。毛冠之以「地主富農」，只是為了清除異己的方便。就在這個確立毛澤東在贛西南領導地位的會議上，四名黨內同志被槍殺。
一九三○年四月，毛澤東以「肅清黨內機會主義取消主義，開除黨內的地主富農」為名，在贛西南搞起了「肅反」。
指隊伍內部的人為「反革命」總得有個名目。國民黨北伐期間，江西曾經有過一個成員並不廣泛右翼小組織「AB團」。[AB，一般認為是Anti-Bolshevik即反布爾什維克的縮寫。那是國民黨內部一個派系，在國民黨主流派打擊下、已於1927年4月解散。]肅反時用上了它。到十月間，贛西南三萬共產黨員中已有一千多被指為「AB團」而殺害。贛西南蘇維埃政府全部工作人員四分之一成了「AB團」。作為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書記，毛澤東給黨中央寫信，稱：「贛西南……全黨完全是富農路線領導……黨團兩特委機關，贛西南蘇維埃政府，紅軍學校，發現大批AB團分子。」
據當時在紅四軍任師長的蕭克回憶：「那時候，我和師政委張赤男及各團幹部都沒幹什麼別的事，主要精力就是打AB團。」「抓人，各團作主，殺人，師黨委作主，總前委和四軍軍委都不干涉。」「四軍總人數七千多人，所打的AB團相當於全軍人數的五分之一。」[
當時的中共江西省行動委員會與毛澤東的總前委「向來有衝突」[鄧小平語][[2]]，贛西南中共和紅軍的創始人、省行動委員會書記李文林也被當作「AB團」關押後，毛澤東派遣肅反委員會主任李韶九率人去省行委所在地吉安縣富田村，幾天內處決了四十多名省行動委員會和紅二十軍的領導人。在李韶九試圖進一步逮捕二十軍中下級幹部時，團政委劉敵發動兵變，扣押毛派去肅反的人[不久釋放]，解救出被關押的同志。有一些人喊出「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德)、彭(德懷)、黃(公略)」的口號。是為「富田事變」。
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項英批評了事變領導人和毛澤東總前委雙方，認為應該以黨內矛盾處理這一事件。但在上海主持中央政治局的王明將事變定性為「AB團」反革命暴動，撤了項英的職。
贛西南特委負責人和事變領導人在不知道項英已由毛澤東取代的情況下前往蘇區中央局開會，被毛一網打盡，全部以「AB團」的罪名處死。一九三一年七月，轉戰到達于都的紅二十軍接到副排級以上幹部開會的通知。七、八百名赴會者被繳械，除了兩人倖免外，全部被毛處決。
當時毛澤東的親信譚震林後來也承認：「(毛)錯殺了紅軍幹部和戰士幾千人。」當時任中共粵贛軍區司令的龔楚則回憶說：「(毛)殺了近萬的幹部和戰士，當時江西省委級的同志，除曾山、陳正人外，其餘的多被屠殺，紅二十軍全部消滅了。」「當我瞭解了全部肅反運動的秘密時，才恍然知道，所謂肅反運動，原來是毛澤東對付異己的手段。」
將不順從自己的中共江西省委和紅軍中的領導幹部屠殺盡淨後，毛澤東在江西蘇區的個人威權始得建立。而他利用「肅反」屠殺異己，為中共內部的大清洗開了個頭。史載：「對富田事變的定性和對紅二十軍的處置後，左傾領導人在全國各蘇區掀起了大規模的肅反高潮。濫殺了成千上萬對革命耿耿忠心的優秀兒女。」
一九三一年，中共閩西蘇維埃政府肅反委員會主席林一株屠殺了六千多被誣為「社會民主黨」的自己人。隨後，林一株及其手下八個幹部又在上杭縣閩西蘇維埃政府駐地被省委「採取斷然措施處決」。
一位當年中共海南島瓊崖縱隊的老幹部曾這樣說：「在一九三一年的肅反擴大化中，僅獨立師就處死了二百多名幹部。」也在一九三一年，安徽僅霍邱一縣就有一千多黨員和幹部被中共自己屠殺。
一九三三年，中共在其湖北根據地殺了三萬七千多自己的同志。「鄂豫皖蘇區的創始人和四方面軍裡的知識份子黨員幾乎被殺光了。」短短的幾年間，處決了七萬多「AB團」，兩萬多「改組派」，六千二百多名「社會民主黨」。這只是有名有姓的受害者。不知姓名還不在內。
這還不包括一九三四年中共紅軍撤離江西前屠殺的自己人：
「為了使紅軍的組織更加強固，保證在突圍時沒有逃跑及投降的事件發生，以保持軍事機密，特將紅軍部隊、地方部隊、蘇維埃政府中的各級幹部及員兵，來一個嚴密的整肅。一時被撤職查辦的幹部達數千之多。」「中共為了要處置這一大批被指為動搖的幹部，和少數殘餘的『反動階級』，在瑞金北……一個山深林密的山腹，設立了一個特別軍事法庭……並在一個不遠的山麓，挖了一個大坑。那些在收容所裡被撤職的幹部、動搖分子、反動階級、便三個五個、一群兩群的被送到特別法庭去審訊……手續非常簡單，只要點了名，便對犯人宣佈：『你犯了嚴重的反革命錯誤，革命隊伍裡不能容許你，現在送你回去。』……一刀殺掉，或者將犯人推落坑去活埋。這種殘酷的歷史性大屠殺，直到紅軍主力突圍西竄一個月後，才告結束。後來國軍克服蘇區幾個月之後，中共所製造的超歷史殘酷的大屠殺才為人所發現，『萬人坑』這一恐怖的名詞，始為蘇區以外的人所知……」
一九三九年，中共蘇魯豫[江蘇、山東、河南]區黨委「肅清托派」，「除了一名書記，其餘負責人全部被殺、被關。」
一九五五年，毛澤東又掀起了一場大規模的「肅反」運動。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各級黨組織一律成立肅反「五人小組」。中央五小組的組長是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副部長周揚為組員。可知「肅反」著重於知識界、文化界。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徹底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估計黨政軍民機關、團體、企業、學校中的「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壞分子均占百分之五。」十二月六日，毛澤東又重申：「在肅反運動中，對于高級知識份子的重點對象，必須也同其他方面一樣，一般地控制在百分之五左右。」
這一來，「百分之五」成了衡量肅反任務完成與否的「指標」。每二十個人裡要揪出一個「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壞分子」！怎麼揪？到哪裡去找？
首先是國民黨時代做過事的人。
原舟山水產學校校長金照華和國民黨軍醫袁重山，在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撤往台灣時，接受老朋友許傑教授的意見，留下等著為新政權服務。結果袁以「特務」罪被逮捕，金被解押原籍農村，監督勞改。
安徽安慶市是一九四九年中共軍隊橫渡長江時的橋頭堡之一。曾是國民黨人員的劉某一九四八年加入民盟[中國民主同盟]後，便成了共產黨的合作者。他發動安慶的地方武裝起義成功，使解放軍和平進了安慶。幾年來他都被認為是功臣。但肅反了，他突然變成「歷史反革命」，進了監獄。他的妻子走投無路，自縊身亡。
建國初，當局求才甚殷，曾邀請原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專員楊雲飛為新政府工作，說可以原職原薪。楊未予接受，賦閑在家。如今肅反肅到他家，把他抓走了。[1975年中共特赦國民黨戰犯，當局將因他入獄已離婚多年的妻子找來，說：「當初逮捕老楊是黨的政策，現在釋放老楊也是黨的政策。……你把老楊接回家吧。」]
上海金剛道場有個清定法師，早年曾任國民黨中央政幹訓練團政治部少將主任，一九四一年出家為僧。肅反時，他因「歷史反革命」罪被判無期徒刑，押入上海提藍橋監獄。在獄中，他以其精湛醫術為人推拿按摩、針灸治病，人稱「勞改醫生」。關押二十年後，始得周恩來總理、中國佛教協會名譽會長班禪喇嘛、會長趙樸初的幫助獲釋。
其次是國民黨時代在國統區替中共從事過地下活動的人士。
早年畢業於日本慶應大學的高素懷曾任國民黨十八兵團司令李振的秘書，暗裡卻為中共效命。一九四九年中共要人葉劍英指示他由香港赴川北，說服李振率部起義，導致胡宗南部隊土崩瓦解，使中共軍隊順利入川。中共將領劉伯承、鄧小平在重慶設宴款待起義有功人士時，高亦被邀請。肅反時，高在海南島崖縣中學當語文教員，卻因曾在國民黨軍隊裡任過職而被捕。二十餘年後才獲釋放，不久即悲慘死去。
肅反前，上海市公安局局長揚帆被指為「內奸」、「反革命」而逮捕入獄。七百多人受牽連，被關押審查。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也因此入獄。潘曾經領導過的一大批為中共效力的人都受牽連遭了殃。除了同為中共老黨員的胞弟潘錫年、侄子潘可西，還有一千多人受株連。
抗戰勝利後任國民政府上海敵產處理局逆產組長的鄧葆光，實際接受潘漢年的領導。他負責接收了日本人及漢奸的數十萬冊書籍和檔案資料。他讓共產黨員將其中日本人搜集的中共情報整理、珍藏起來，又挑出七萬冊善本書，佯稱運去台灣，實際運到香港隱蔽。上司讓他運往台灣的一批金銀珠寶也交給了中共。一九五○年他在香港被國民黨派遣的刺客狂砍數刀，身受重傷。然而，潘漢年一下獄，鄧即成了囚徒。其美藉妻子被關押了一年多後不得不隻身回美，兒子也被送去勞改二十餘年。
從二十年代起即在上海開設電機公司的蔡叔厚名為資本家，實為中共秘密黨員。他將其公司營業收入用來安置、接待一九二七年底廣州起義失敗後潛至上海的中共要員葉劍英、廖承志等數十人，還在國民黨軍政部兵工署秘密發展了十幾名共產黨員，為中共獲取大量情報。中共執政後，他將全部企業交公，自己只領取一份電機工程師的工資。潘、揚一出事，蔡便上了被逮捕的名單，只因周恩來說蔡與潘、揚不是一夥，才得免坐牢。[文革中他被關進當年他的公司建造的那座監獄並死在那裡。]
與蔡叔厚共事的陸久之是蔣介石前妻陳潔如的女婿。他不是中共黨員，那是因為周恩來說「陸久之在黨外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一九二八年國民黨出動人馬圍捕中共領導人時，他暗中傳信使其脫險。一九二九年日共總書記矢野學自蘇聯歸日途中，在他家中藏過一個多月。是年中共在上海開代表大會，會址是他租賃、佈置的一個假「醫院」。中共執政後，派他到日本去策動國民政府使館人員起義來歸。如今肅反，將他判了十五年。七年後，陳潔如向周恩來求情，他才得以出獄。
廣州黃埔軍官學校第一期畢業的姚光鼐，一九二七年中共南昌「八‧一」起義前夕，曾奉黨的指令動員國民革命軍第七十五團開往南昌參加起義。但部隊未到南昌即被打散，姚到上海，在國民政府賑濟委員會任職。中共進入南京時，他在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工作。以後，他繼續做少數民族事務、文物保管工作，肅反時卻被指為「歷史反革命」逮捕。
原國民黨國際問題研究所京滬區少將主任顧高地，實際秘密為中共效勞。由於與他接頭的黨組織是潘漢年領導的，潘一被捕他就被押送到青海勞改去了。二十多年後一獲釋，他即修家書報訊。但收到的卻是弟弟的回信。原來早在九年前，他的妻子、兒子、女兒就一起自殺了。他那女兒顧聖嬰是第一個在世界鋼琴比賽中奪得金質獎章[1958年，第十四屆日內瓦國際音樂比賽女子鋼琴最高獎]的中國人。一九六七年初，在上海交響樂團排練廳舉行的鬥爭會上，顧聖嬰被拖到排練大廳的舞臺上，被罰跪請罪、抽耳光。當晚，她和母親、弟弟一起，在家中開煤氣自殺。
劫難之後回到上海的顧高地老先生，已經沒有了家，永遠聽不到女兒的琴聲了。他的親人們死前曾留下一張紙條：「我們等不及你，先走了。你刑滿釋放以後，希望你也自殺，我們一起在天堂相會。」由於當局怕顧高地真的自殺，一直到他去世也沒有讓他知道此紙條的存在。
三十年代的電影《十字街頭》中有首家喻戶曉的歌曲「春天裡來百花香」。其歌詞作者關露女士有詩集和小說問世，是一位極有才華的人。她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共，三九年在香港接受廖承志和潘漢年的佈置後，回上海打入汪精衛漢奸政權，在特務頭目李士群身邊以「交際花」面目與敵偽官員交往，為中共提供情報。一九四二年，關露又奉命打入日本駐華使館辦的《女聲》雜志社當編輯，從此揹上了「文化漢奸」的惡名。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清算漢奸，周恩來獲得關露將被清算的情報後及時派人將她護送到了蘇北。然而，一九四六年周的助手王炳南告訴周打算與關結婚時，周卻以關「在社會上已經造成不好的名聲，群眾以為關露是文化漢奸」為由，讓鄧穎超出面阻止。關從此再也沒有機會成家。一九五五年潘漢年被捕，關受牽連。這回是中共自己指她是「漢奸、妓女、特務」了。周恩來不肯出面為關辯誣，關露也就進了監獄，二十七年後才獲平反釋放。她孤苦伶仃，蜷縮在京郊一間草舍，幾個月後服藥自殺，死時身邊祇有一隻布娃娃。
中共接管上海後任解放日報社長兼總編輯的惲逸群，一九五一年因報紙漏登一則史達林致毛澤東的賀電而被撤職，讓張春橋揀便宜接替了他的位子。由於在抗戰期間他曾按照潘漢年的指示鑽進日本特務機關搞情報，潘一被捕，他也進了牢房。
參與創建中共的周佛海在日本占領華東時成為日偽政權的頭面人物。他的在日本出生、讀大學的兒子周幼海卻於一九四六年成為中共黨員，專事對國民黨軍政人員的策反工作。由於揚帆是他的入黨介紹人，他也被關了十年。
中共中央候補委員、福建省委副書記曾鏡冰，一九四七年主持地下的中共福建省委時，曾經錯將手下一大批幹部當作「內奸」殺掉，如今自己反倒成了「大內奸」，被撤去全部職務。
待肅的「階級敵人」身上沒有標簽，都是「暗藏的」，這就非造成恐怖不可。亂抓亂捕幾乎成了規律。郵電部一個職工在肅反中被揪出來鬥爭，只因他平日愛說怪話。「說怪話就是對黨不滿，對黨不滿就是站在反革命方面；站在反革命方面，就是希望蔣介石回來，就是反革命。」
上海一家印刷廠的老闆，在國民黨時代曾頂著風險為共產黨員及「民主人士」承印過多種刊物。他家有餘房，曾招房客住過一陣。後來那房客去了台灣，公安局說他犯了「窩藏反革命罪」。他被判處七年徒刑，死於獄中。
死於獄中的不少，被鬥爭後自殺的更多。幾乎每所大學都有人自殺。譬如雲南大學中文系教授葉德鈞、鎮江醫學院微生物學教授陳少伯等。天津南開大學英語教授顏毓衡在圖書館前的水塘中自沉。華南師範學院有五個人自殺，其中一位是孕婦。北京大學歷史系青年助教王承炤因「三民主義青年團骨幹」的罪名被批鬥後，自殺身亡。
一九五五年五月，中山大學揭批胡風，黨委書記龍潛到中文系說：「胡風分子不在你們中文系找，到哪裡找？」「中文系活像大觀園，除了石獅子之外，沒有一個乾淨的。」七月肅反，龍潛又威脅教師們：「你不坦白，就槍斃你。」「如有風吹草動，我在國民黨回來之前先把你們殺光還來得及。」
武漢市委派到武漢大學的肅反工作組對師生員工聲色俱厲地恫嚇：「我們已充份掌握了你們的材料證據，在你們面前只有一條出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一位學生回憶道：「運動進入檢舉階段，人人都要寫檢舉交待材料……那陣子，天天有人被批鬥，天天有學生跳樓自殺……」
揪出的每一個反革命都是肅反的成績，以多為榮。只要有人揭發，就可以先把人抓起來，一個大學一關就是上百、幾百人。如北京大學鬥爭了二百多人。成都工學院鬥爭了三百多人，關押了一百多。
東北財經學院四百二十五名教師，揪出所謂「反革命分子(現行的和歷史的)與壞分子共六十一名」。此外，有一百四十五人因「反革命嫌疑」而被鬥爭；還有二十九名以前被定為反革命，但「不以反革命分子論處」的，這次再被鬥爭。東北工學院兩千名教工，被批鬥的多達數百名。抓出「反革命分子、壞分子五十五名」，另加「不以反革命論處」的「歷史反革命」八十八名。
這場肅反，全國究竟整了多少人？
一九五五年十月，毛澤東說：「全國已經在二百二十萬人中間查出了十一萬個反革命分子，還有五萬個重大嫌疑分子。」一年後，他改口道：「從去年潘漢年、胡風事件以來，到今年審查了四百多萬人，搞出了十六萬嫌疑份子，查出了確實隱藏的只有三萬八千人是反革命分子……那三萬多人，一個不殺，大約百分之一勞改，其餘的人都在原單位工作。」
「審查」四百多萬人，這大致是事實。但是這「審查」完全是以踐踏人權的方式進行的。黨號召大家「揭發」反革命分子，只要有人「揭發」，就可以抓起來或扣起來。各單位都有權關人，無須勞駕公檢法機關。譬如中國作家協會將《文藝報》副主編陳企霞逮捕，就地囚禁在作協大院角落裡的一間斗室裡，一關就是九個月。這種黑箱「審查」法，不知製造了多少冤案。
據當時江蘇師範學院學生高爾泰回憶：「白天可以聽到老師們開鬥爭會的吼聲，晚上到處有人巡邏。學校中有人自殺、有人被捕。當局還在學生中進行了清查。我們班一共三十二人，有五人被清查。」
江蘇省委宣傳部文藝處創作組，「有七八個人被關進監獄，占總數的三分之二。」
《文藝學習》雜志社肅出了十個「反革命」。兼職中共中國作家協會總支部委員的編輯黃秋耘奉命率人逮捕另一位編輯，並負責審查其案子。經他調查，逮捕那人所依據的罪名完全不能成立。報告上級後，上級同意「寬大處理」，僅開除黨籍。而該社別人處理的另外九個肅反對象全都被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受到了從開除公職到十年徒刑不等的懲處。
旅大市一位土木工程師，因主持建造了四棟宿舍大樓，在「三反」時被當作「大老虎」打了幾個月，幾乎脫了一層皮。他本是自學成材，人們不信，硬說他隱瞞學歷、隱瞞歷史。出於無奈，他填了個假學歷：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人們才相信他。現在肅反，他被指「裡通外國」，送「勞動教養」
後來一九五七年反右時，人民日報發布社論宣傳肅反的成績：「清查出來的反革命分子，就已經定案的來說，有八萬一千多名(普通的歷史反革命分子，由於國家採取了更加寬大的政策，不按反革命分子論處，沒有計算在內)。」
這個數字顯然不確。僅西安市「定案為反革命分子的」，就「超過四千名」 ，全國不可能才八萬。
當局宣佈：河北揪出「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壞分子共六○六一名。」河南，「反革命和壞分子五千七百七十多人。」[[16]]「壞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本不相干，為什麼把二者攪進一鍋？無他，沒那麼多反革命，中央下達的指標又非完成不可，各省只好拿「壞分子」湊數。
實際上，毛澤東說的「確實隱藏的」「三萬八千名」也罷，人民日報宣佈的「已經定案的」「八萬一千多名」也罷，那些被用來證明肅反成績巨大的「反革命分子」，也大多是冤案。
譬如雲南瀘西縣，有101名幹部、教師和工商界人士被定為「反革命」和「壞分子」，「其中逮捕判刑四十名，開除勞(動)教(養)三十二名管制留用二十名，開除公職七名，運動中自殺二名。」六年後，毛澤東因大躍進失敗而退居「二線」，劉少奇、鄧小平主持黨務，平反部分冤假錯案。瀘西縣那一○一人得以重新審理，結果全部都是冤案。
南京華東水利學院[今恢復原校名河海大學]三千名學生，四百餘被鬥爭，六十多受處分，十多人被捕。次年復核，全為冤案。
南開大學教授、詩人穆旦[原名查良錚]一九三五年入清華大學，抗戰後隨校遷往雲南。一九四二年西南邊陲告急，他走出學府參加了赴緬遠征軍。但中英美聯軍潰敗，聯軍司令史迪威爾步行二十天逃回印度。中國遠征軍遭日軍包圍，六萬將士埋骨緬甸荒山。穆旦九死一生回到中國，錐心泣血地寫了一首長詩《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悼念在異國捐軀的烈士。戰後穆旦赴美留學，一九五三年偕夫人周與良博士從美國歸來報效祖國。肅反時被定為「歷史反革命」，「管制三年」。其惟一罪狀便是在國難當頭時投筆從戎，參加過赴緬遠征軍。
對於四百多萬人在「肅清反革命」的名義下被無端鬥爭、囚禁、「隔離」、下獄，中共根本不認為其制度上有缺失，人民日報後來這樣輕描淡寫地辯解道：「某些單位，錯鬥了一些人，而並沒有搞出一個反革命分子，或者那裡根本就沒有反革命分子……把一個單位的全體人員的政治面目弄的清清楚楚，為什麼不是成績呢？……(在戰爭中)不但普通居民，有時甚至自己方面的戰士，也會受到誤傷。但是我們能不能根據這些無心的過失，去否定一場革命戰爭的必要性和正義性呢？」
古今中外都有「誤傷」，但肅反中的「誤傷」超過四百萬人。除了三十年代史達林的大肅反和五十年代毛澤東的肅反，人類歷史再無他例。
至於毛澤東說的「那三萬多人，一個不殺，大約百分之一勞改，其餘的人都在原單位工作」，那更是天大的謊言。
三萬多人的百分之一是三百多。可是僅一個河北武清縣，就逮捕了「反革命和各種犯罪分子」三百六十三名，「處決反革命分子十六名」。湖北漢陽縣的「反革命分子和破壞分子」，被判死刑的占百分之四點九。又如江蘇崇明縣，一九五一至五三年的「鎮反」中剛逮捕了一千四百多人，在肅反的頭半年內又「先後逮捕反革命分子七百九十五名」.
蘭州市機關內部「查出反革命分子二百五十五名，逮捕了五十九名。」雲南武定縣二百二十多反革命和壞分子中，九十多人逮捕判刑，六十多人勞改、勞教，三十多就地管制，二十多清洗到農村，沒一個留在原單位。廣西上林縣一百五十名反革命和壞分子，其中六十名是中小學教師，三分之一逮捕判刑，三分之一送勞動教養，三分之一被開除公職或管制勞動，僅四人未予處分。
亂抓濫捕，全國都如此。算起來至少三十萬，很可能在五十萬以上，絕不是毛澤東說的三百！
其實，三十萬正是毛澤東在「肅反」開始時定下的指標：「反革命五年抓一百五十萬，每年三十萬。少殺，關、(勞)改多。」
搞經濟建設的五年計劃是從蘇聯老大哥那裡學來的，抓反革命的「五年計劃」則是毛澤東的發明。肅反中的無數冤案均源出於此。
在肅反中，僅北京市就有四百八十四人自殺。鑒于許多無辜者冤死，北京《新觀察》雜誌社編輯黃沙提出了「人的價值」問題：「在這個社會，人是不值錢的，今天還是好好的人，明天就可能無辜的被判為反革命。」「這不是某個人的作風問題，而是制度問題，必須從制度上根本解決。」
自然，黃沙人微言輕，絲毫改變不了中共的所作所為。「死者長已矣，存者且偷生」，中國人特別是知識分子已經成為驚弓之鳥。人們只是希望在下次的甚麼運動中，自己不會成為一名新的「分子」，再也不敢對國是發表意見。作家巴金的「不敢做聲」正是當時中國知識份子精神狀態的寫照。中國的知識界死氣沉沉，似乎就要這樣下去了。
責任編輯：莆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