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5年06月19日訊】【作者自按：這本是一篇我的博文。發在網易博客上，遭遇屏蔽。我不知道屏蔽的原因是甚麼，但我判斷得出來：在網易背後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操控，因為每到屏蔽發生的時候，就算我自己在登錄狀態下看自己的博客，也被提示網絡連接出了問題。也因於這樣的屢次狀況，我始終原諒網易的屏蔽行為。對於這篇博文，我也申請了快速審查，到我將文章投給《大紀元》時，申請還沒得到回覆。而弔詭的是，與博客同步的樂乎卻可以出現此文，即沒有屏蔽，當然，也有可能晚幾天出現——以往有這樣的情況。二〇一五年六月十六日，上午，十一點五十分。】
中國的周朝是個對外貿易發達的時代，從它設有關令（也叫「關令尹」）一職上可以看得出來。關令的主要職責是檢驗過境商務文書，大體相當今日海關的職能。最著名的關令是扣下出關名人李耳（老子）的那位，他利用職權迫使李耳寫了五千字的通俗文章，留給他。這個勒索的後果，竟然為後世留下一部偉大的著作《道德經》。
現在想來，李耳出關本不是經商而是要找個理想的終老人生的居住地，關令何以非把他當成商人呢?其一者，李耳身為超級學者，氣度不凡，引起關令注意，窮究細問之下，李耳沒法隱瞞身份；第二，李耳隨身攜帶了大量圖書，可以被視作貿易貨物，關令有理由查他。沒辦法，李耳為了終極目的，就得以文換行了。
關令得了文章，放行後，很可能仔細研讀一番。這在《史記》的老子本傳上沒記載，倒是晚至東漢的班固《漢書》給了一個證明。但是：（一）班固從哪裏即何種文獻上看到的關令研讀老子文章的記載，沒有任何線索可考；（二）《漢書》是在志類而非傳類提到關令與老子的文章之後的關係的，說《關尹子》九篇的作者「名喜，為關吏，老子過關，喜去而從之」。
到班固時代，老子的影響力遠遠不及西漢中期以前了，所以，作為歷史學家他也沒有必要給老子塗脂抹粉。但關於「喜去而從之」的在《史記》之外的補筆，還是給後世留下了巨大的想像空間。這種想像空間，也是中國歷史學的優美之處，儘管是極少數人才能體味得到。
既然班固沒必要虛構歷史來美化老子，那麼，從甚麼地方可以印證其言不虛，至少是有其可能呢？
這就要做文明史比較，在文明的可通約性上想問題。大約老子離開人世五百年的樣子，在今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一帶出現了一位宗教改革家，此人有一個很普通的名字，叫耶穌。耶穌作為世俗名字與後來通稱的「基督」，最初沒任何關係，而「耶穌基督」一詞的真實含義是「那位叫做耶穌的基督」。換言之，同時代自稱是基督的人，還有其他俗人，可能叫「卡利亞基督」甚麼的。耶穌最聳動時代的作為不是被宗教典籍尊奉的神跡奇事，如變水為酒、治好癱子（立刻能夠行走），而是他收下一位身為稅吏的門徒。套到老子與關令的關係，稅吏馬太也是「去而從之」。
當然，在希伯來人當中稅吏的地位是沒法和中國人當中的關令相比的。在希伯來，稅吏被視為如同妓女、酒鬼一類的人，比中國改革開放前的稅務（含工商行政）人員被稱為「稅狗子」還要慘。耶穌收留馬太做門徒旨在說明自己的新宗教是容納一切人的，是開放的，是包容的。他取得的成功自然無需多說，中國（真正）精英級別的知識份子皈依基督教，可算一個最現實的證明。
更多一點的歷史玄想或歷史美學指向是，我們沒有資料證明耶穌受到老子的影響，或者關令棄官而跟從老子那樣的對於耶穌來說的歷史典故如何（是否）影響了耶穌，但是，我們還可以猜想——老子在周朝的政治中心往西走了，有人說到秦國地面，我們可以猜想他走得更遠；耶穌在產生巨大影響力之前，也可能往東走過，走得更遠，以至於和老子的某代傳人有接觸，等等。無論如何，文明之間在故事上的相似性是它們可以通約的基礎。這是超乎歷史的哲學問題。在個案上，我們可以將兩位名聲（影響力）相差巨大的兩位人士聯繫起來：一個是古希臘的普羅泰戈拉，他說「人是萬物的尺度」；一個是中國東周戰國時期的列子，他借用自己著作中人物之口說出「天生萬物，唯人為貴」的價值觀。
普列二人在人世的時間有交集，到後者成為有影響的學者時，前者已是行將就木之態。在那個時代裡，也沒有通訊可能，使得後者獲知前者的思想，但是，他們在價值觀上的一致性無疑給了後世一個很好的啟示：文明具有可通約性，是我們這個物種能稱其為「人類」的一個絕對標識。也如列子後續仍借書中人物之口所言：「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
責任編輯：趙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