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4年07月01日訊】
宋朝的美好時代
武大郎靠賣燒餅就能擁有兩層臨街住宅，令人羨慕。宋元符元年朝廷頒布居養法，規定對鰥寡老人、殘疾人等不能自理者月給米豆、病者藥之、死者葬之，一切免費。並設不同保障機構，如收容乞丐的居養所；治病的安濟坊。死後，朝廷請僧人超度亡靈。這些福利每年需五百萬貫全由朝廷承擔。
恩將仇報
1907年，張之洞耗白銀二萬餘兩，在家鄉河北南皮興建新式學校，命名「慈恩學堂」。52年更名為南皮一中。66年文革，南皮一中造反派批鬥張之洞後代、焚燒張家書畫之餘，決定刨張之洞墳墓，張氏遺體完好，合葬者三，造反派開棺傾屍，暴於野外數十日，不知所終。2007年其骸骨才由張氏後人尋回。
航空烈士公墓
1932年國民政府於南京興建「航空烈士公墓」，將淞滬戰役犧牲之空軍烈士安葬。37年日寇佔領南京，烈士墓被毀。46年國民政府舉行公祭公葬，重修烈士幕，將八年抗戰犧牲之空軍烈士遷葬於此。66年文革，紅衛兵再將烈士墓搗毀，其徹底程度更甚日寇，烈士骸骨盡失，以至重修之墓皆為衣冠塚。
哪個公社的
安徽全椒是《儒林外史》作者吳敬梓的故鄉。1959年當地修建了吳敬梓紀念館。1966年文革「破四舊」，吳敬梓因「為封建文人樹碑立傳」而遭批判，紀念館被當做是 「修正主義路線的產物」拆毀。後有來訪者欲訪問吳敬梓舊居，向縣領導打聽地址，該領導竟然反問道：「吳敬梓？哪個公社的？」
陳獨秀晚年反思
「蘇聯二十年的經驗，應該使我們反省。我們若不從制度上尋求缺點，得到教訓，只是閉起眼睛反對斯大林，將永遠沒有覺悟。一個斯大林倒了，會有無數個斯大林在俄國及別國產生出來。在十月革命後的蘇聯，明明是獨裁製產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才產生獨裁製。」—1940年《給西流的信》
柳堡的故事
柳堡鎮，位於江蘇寶應，因為電影《柳堡的故事》聞名全國，一曲「九九艷陽天」傳唱大江南北。三年大饑荒期間，一個小小的柳堡人民公社就餓死了414人，占當時總人口的1/5，超過了當地死於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人數的總和。
高郵事件
1959年已餓死16000多人的江蘇高郵縣，還要在4月初召開一個有一千多人參加的「辦好食堂現場會」，研究如何推廣大食堂，兩任反對錯誤做法的縣委書記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遭到批判，結果1960年和1961年又相繼餓死了2萬人。高郵縣共餓死3.7萬多人，其中1.7萬多是兒童。（《高郵縣誌》）
緬共販毒
到80年代中後期，緬共中高級幹部，幾乎全部捲入了鴉片貿易之中。整個緬共的武裝幾乎沒有不做毒品生意的。從黨的高級幹部到一般士兵翻江過海各顯神通。據記載至緬共瓦解的1989年，除黨「主席」德欽巴登頂未捲入鴉片交易外，幾乎所有高級幹部均在從毒品交易中謀利。
蘇聯集體化災難
1928年—1931年農業集體化運動中，至少有500萬富農被鎮壓，富農作為一個階級全部被消滅；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前，有2000萬反對農業集體化的農民被判徒刑或流放；1932年—1933年農業集體化導致的大饑荒中，烏克蘭死亡500萬人，北高加索死亡100萬人。—1988年2月《莫斯科共青團真理報》
結親政策
「結親政策」是蘇聯控制蒙古的一種有效手段。最為典型的是黨的第一書記兼大呼拉爾主席團主席澤登巴爾娶來的蘇聯夫人，當時莫斯科衛戍司令費拉托夫中將的女兒費拉托娃。「入室」之後，對澤登巴爾的一言一行，有無逾越「雷池」之嫌，就瞭如指掌了。蒙古高層中娶蘇聯人為妻的，還有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邁達爾，烏蘭巴托市委第一書記阿勒坦格爾勒，中央書記貢布扎布，部長會議副主席索德諾姆，國防部第一副部長朝克上將，外交部第一副部長雲登。中層幹部夫人是蘇聯人的更是大有人在，據說達到15%—20%之多。這些蘇聯「夫人」嫁給蒙古官員之後，仍然保留蘇聯國籍，按規定都要按時到蘇聯駐蒙古大使館去「談話」。「妻尊夫貴」，娶了蘇聯人為妻，就可得到更多信任和不斷提拔。——原中國駐蒙古臨時代辦孫一先
三區叛亂
1943年，在蘇聯的支持下，新疆第一個叛亂組織成立，名叫「馬克思列寧主義小組」。1944年，在蘇聯駐伊寧領事館的幫助下，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區」爆發的叛亂，大批極端民族主義者以「殺回滅漢」為口號，四處殘殺漢族和回族人，張治中曾記述道：「三區漢人被殺的很多，有些地方只剩了老弱婦孺數十人，青壯年都被殺光了」。1945年1月，所謂「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在蘇聯支持下成立，並宣佈脫離中華民國，1949年叛亂軍隊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對於此次叛亂事件，毛澤東稱其為「三區革命」，稱讚道：「三區革命是全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一部份，在新疆牽制了近十萬國民黨軍隊，對於全新疆的解放和全中國的解放，是一個重要的貢獻」。
東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國臨時政府
伊犁在1944年11月12日成立了臨時政府，與國民黨政府脫離關係。令人不安的是臨時政府自稱為「東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國臨時政府」，如今伊犁的革命者打起這個旗號，使我感到情況也許很複雜。記得有一次蘇聯駐烏魯木齊的副總領事葉甫塞也夫請我到他的辦公室去。那裏還坐著一位我不認識的蘇聯人，那人站起來同我寒暄，忽然問道：「伊犁革命成立了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你對這個問題是怎樣看的？」我毫不猶豫地回答：「我是堅決支持伊犁革命的，但是他們脫離中國，成立獨立國家，我不同意。」那人沒有肯定或否定我的觀點。當時我感覺到：三區的武裝鬥爭得到蘇聯的支持和援助是無可懷疑的。——《包爾漢回憶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