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4年06月01日訊】最近，看到一篇《張季鸞墓地遷建風波》的文章，大受啟迪，感慨良多。
張季鸞先生的事跡早已為國人所熟知，他那淡泊名利，剛正不阿，言論報國，文人議政，「以鈍重之筆，寫鋒利文章」的崇高品德和愛國熱忱，感動了幾代人。當時正值抗日戰爭，先生以其主編的《大公報》為陣地，積極為抗日救亡奔走呼號，「忘劬積瘁，致耗其軀」，遂以54歲英年，於1941年病逝於重慶。
張季鸞先生逝世後，國民政府給予了「國葬」之禮。國共兩黨及各界名人紛紛唁電致哀，給予了張季鸞先生以極高讚譽。因祖籍陝西榆林，於是次年又將先生靈柩歸葬於陝西長安縣（榆林當時屬中共管轄）。
據張季鸞外甥女李賦英回憶：先生的墓地「佔地40畝，建成之初，曾有部隊專門看守。」墓地四周「柏木蕭蕭，石碑林立，碑上的題字有蔣介石、林森、於右任等人。」每年海內外前來祭奠者絡繹不絕。
然而，時移世易，經70餘年的時光流轉，張季鸞先生的墓地卻經歷了從興盛到衰敗的淒慘遭遇。柏樹被「大煉鋼鐵」砍光，石碑被當作「四舊」砸碎，墓園僅存三分之一，與豬圈和磚窯比鄰，四周野草漫目，碎石遍地，一派荒涼破敗景象。文化大革命中，張季鸞的後人，包括每年都要前來祭奠舅父的李賦英也不敢來了。他們均因「家庭出身」而處於風雨飄搖之際，哪裏還敢再來「惹是生非」呢？
張季鸞先生墓地今昔這一巨大變化，實在令人唏噓，發人深思。家屬及民間正義之士多次致函有關部門，要求將先生的墓地予以修繕和保護。但這些申報，不是石沉大海，便被推諉拖延，一直未能妥善解決。後來，張季鸞先生的家鄉榆林有了積極回應，願將先生的墳墓，遷至榆林正在修建的一座生態公園內，以供遊人瞻仰和祭奠。
然而，就在榆林正為此事緊鑼密鼓進行之中，家屬和民眾葬翹首以待之時，上面忽然一個文件，又使這一工作處於停滯狀態。未來是吉是凶，誰也很難料定。
同一「文壇巨擘，報界宗師」，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社會，為甚麼經受了冰炭兩重天的不同遭遇，其差距之大，變化之烈，簡直匪夷所思！
這裡，還值得一提的是張季鸞與蔣介石之間曲曲折折恩恩怨怨的關係。
國民政府給予了張季鸞先生如此高的禮遇，已經充分說明了作為國民政府最高領導人蔣介石的態度，但我們還可以從其他一些情節中，進一步瞭解此二人之間微妙的交往。
張季鸞先生生前，就曾多次受到蔣介石的接見，並成為他大宴群僚的首席主客。
先生患病住院期間，蔣又親自到醫院探視。當時重慶的一家媒體這樣記述：「蔣坐在張的病榻前，握著他的手，望著他清瘦的病容，吶吶數語，眉宇凝重。」由此可見蔣介石對張季鸞先生的感情之深。
張季鸞靈柩歸葬陝西時，蔣介石又專程到西安致祭，並親自扶柩歸葬。後來，蔣還先後三次到張季鸞的墓前致祭，足見其對先生的崇敬之意。
看到這裡，按照中國人慣常的思維，總會以為作為報人的張季鸞，之所以能受到蔣介石的如此禮遇，少不了充當御用文人，寫一些歌功頌德拍馬逢迎的文章。然而卻恰恰相反，張季鸞一生對蔣介石雖有肯定之處，但更多的則是尖銳批評，無情抨擊。
西安事變時，張季鸞也曾積極主張放蔣，那也是完全出於愛國情懷，為抗日大局著想，深恐「破壞團結，遺人以口實，讓敵人乘虛大舉進攻，各個擊破。」「4，12」政變時，他批評蔣「口是心非，倒行逆施」。蔣宋聯姻時，他又批評蔣「兵士徇生，將帥談愛，人生不平，至此極點。」張季鸞那著名的「三罵」（一罵吳佩孚，二罵汪精衛，三罵蔣介石），更是尖銳潑辣，鋒芒畢露，冷嘲熱諷，淋漓盡致，充分彰顯了先生錚錚鐵骨，獨立人格和強烈的愛國熱忱。
張季鸞先生一生的主要成就，是他主辦的《大公報》，他那「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辦報「四不」方針，更為國人所稱道。他認為報紙的天職，「應絕對擁護國民公共利益」，既不是某個政黨的喉舌，也不受某個政黨所驅使；「既不媚強禦，亦不阿群眾」。「凡其行為利於國者，吾人皆擁護之；其害國者，必咎彈之。」
反觀我們，真是大相逕庭，天壤有別。平時因言獲罪者不計其數，單是57年共產黨整風，幾十萬人就因向黨提意見而被打成了右派份子。「文革」更是登峰造極，知識分子普遍成了批鬥對像，許多對國家有貢獻有影響的名人學者，因不堪其人格受辱而自殺身亡。他們哪裏還奢望建立甚麼紀念之類，只要能善始善終就天官賜福了。
名人學者遭遇如此，而那些頂級學者領軍人物的命運又怎麼樣呢？
被稱為「一代詞臣」的郭某人，生前高官加身，與最高多有唱和，曲意逢迎，頌詞盈耳。按說可以善始善終了吧，但卻遺憾得很，晚年一再受到非難，連他傾盡一生心血寫下的書，也被批成「不是好文章」。最後，直落得一再檢討，「懷慚抱愧」，「坐立不安」，「眼淚要朝肚子裡流」的悲慘下場。（此處文字引自刑小群關於郭沫若辭職隱情一文）
看到張季鸞先生身前身後的情景，我便情不自禁地想到一個問題——假若張季鸞能活到今天，又會是個甚麼結果呢？
其實答案早已現成，郭某人不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嗎？還有一位生前毛澤東給予了極高讚譽，影響力遠超過張季鸞的人也可佐證，此人便是魯迅。
1957年反右鬥爭正酣，毛澤東到上海接見文化界代表。有一位叫羅稷南的人問道：「主席，我現在常常琢磨一個問題，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他會怎麼樣？」毛微微動了一下身子，爽朗地說道：「要麼被關在牢裡繼續寫他的，要麼一句話也不說。」
對比是認識事物的極好方法，由此你可以悟出很多問題來：你會明白中國為甚麼長期出不了大師級人物；明白中國的新聞媒體為甚麼整天歌功頌德鶯歌燕舞；明白喊了多年的《新聞法》為甚麼一直出不了台……
沒有新聞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因此，檢驗一個國家的制度是否民主，真民主還是假民主，不在他說得多麼動聽，玩出多少花招，只要看一下對待言論自由的態度便一目瞭然。
正因為如此，古今中外一切獨裁政權，無不首先通過嚴格鉗制言論，達到鞏固獨裁統治的目的。然而，此法雖然有效卻絕非長久之計，正如一句古語所言：「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
歷史是無情的，總有一天定會「川壅而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