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註：本文為2013年新年辛子陵在上海與朋友座談時的講話，於當年2月21日在五柳村發表，原題為《中共必須大規模讓利於民，才能繼續保持執政黨地位》。
（續上期）
中國政府，從毛時代留下的傳統，就是捨不得讓老百姓富起來。老百姓手裡有點錢了，政府就想辦法叫你交出來。過去我們是短缺經濟，沒有經歷過以生產過剩為表現形式的經濟危機，以為就這樣輕鬆地過去了，這是個天大的錯覺。我勸政府未雨綢繆，留點後備，留點錢，應對兩三年後的可能出現的大蕭條。
經濟問題說多了太枯燥。這個問題打個結掛起來。至於怎麼開闢內需市場，怎麼才能讓農民富起來，這是一個大政策，放在後面談。
*中國政治危機比經濟危機嚴重
經濟出現危機，政治也出現危機，是不是改革開放搞壞了，搞錯了？不是。改革開放縱有一萬條缺點也比毛澤東時代強得多，起碼沒有餓死一個人，在比毛時代人口多了一倍的情況下，取消了票證配給制，保證人人吃飽穿暖，生活達到了小康，這是了不起的成就。社會主義在解決公平問題上有探索，資本主義在解決效率問題上有成就。兩者必須結合，變成一個新東西，才能建成一個現實的、缺陷最少的社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這樣一種實踐，一種探索。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改掉了計劃經濟和公有制，只要能保證公平和正義，還是社會主義；如果丟了公平和正義，就從根本上變質了。我們採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謀發展，不丟社會主義旗幟，是要擺脫貧窮社會主義，在更高的社會生產力水平上，實現公平和正義，讓人民都過上好日子。我們現在的主要問題是，只改經濟，不改政治，效率上去了，但公平出了問題，導致了權貴集團的孕育、誕生、成長和坐大，他們佔有了經濟發展的太大的份額，導致改革共識的破裂。這就走到了改革初衷的反面。
未來幾年的政治決戰是：或者是黨內改革派制服權貴集團，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實現共同富裕，實現公平正義，中國走向現代化和民主化；或者權貴集團制服改革派，在中國建立比現在還要厲害的專制統治。進一步剝奪壓搾人民，兩極分化進一步加劇，民怨沸騰，民變蜂起，引發一場暴力革命。
*中國權貴集團的形成和發展可分為四個時期：
一、官倒時期。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利用「雙軌制」的漏洞，權貴們通過「官倒」即倒買倒賣，把計劃內物資轉化為計劃外物資，賺取差價；或倒買倒賣進出口物資批文，「空手套白狼」，聚斂起第一桶金。
二、包攬大型工程時期。90年代中期以後，通過包攬大型工程虛報成本、出賣國家和工人權益提高優惠條件吸引外資、在進口大型設備中收取回扣等手法非法牟利。例如：在國家的和省一級工程中，就有高達40～60%的工程款流進了他們的口袋。1998年以來，中國開始興建高速公路，平均每公里國家支付1億200多萬元，而實際僅需7000萬元，權貴們每公里攫取了3200萬元。這樣的高速公路共有16,000公里，僅此一項，承包工程的權貴就掠奪5120億元以上。
三、國企改制時期。中共十五大以後國企改革的路子是 「抓大放小」，大企業引進私人資本和外國資本，實行股份制；小企業實行私有化。問題主要出在中央提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以後的國企改制中。地方政府認為「經營者持大股」是國有企業推行股份制中「最有效的股權配置方式」。《浙江工人日報》2002年8月7日發表新華社記者關於國有中小企業改制的調查報告：《「新百萬富翁」震盪大江南北》。我們看一位董事長的自述，可知「新百萬富翁」是怎樣「一夜之間」產生的：
具體確定為國家保留22.5%的國有股；董事長占22.5%的股份，即1125萬元；職工持股會占20%；外來法人股占35%。這樣，我就成為了名義上的 「千萬富翁」。我的1125萬元股份，除自己積累50萬、向親朋好友借200萬以外，第一塊是經營者才能獎金100萬元，第二塊是技術獎勵150萬元，第三塊是職務配股250萬元，第四塊是政府以期股注入的方式出讓375萬元，而這375萬元期股實際上是以現金分期付款的方式買斷國有資產存量，靠分紅的錢還。這幾年我經常受邀請到上海、山東、四川等地作報告，反覆講經營者持大投，不是千年等一回，而是一萬年才有一次機會。
這位董事長交了好運，市政府給了他875萬。主事的官員能夠統一認識把這筆錢給他而不是給別人，這是幕後交易的結果。他當然要通過巧妙的方式給官員們送錢，把這個人情還回去。國企改制因為沒有民主監督，基本上都是由各級政府官員黑箱作業，導致腐敗叢生。通常是政府參與設計公司管理機構，尋找經營者，為國企資產作價，甚至承擔部份債務。由於較大的國企資本存量大難以賣掉，就乾脆由主事的官員將其從「全民所有」「界定」為內部人所有，在內部人中又指定改制後的「經營者持大股」。這種類型的改革被稱為「界定」式的改革。所謂「界定」，說穿了就是行政劃撥，這就給官商勾結髮「改制財」留下了廣闊的運作空間。如果主持者是個貪官，為了國企脫困提高經濟效益而改制的這本「經」就被徹底念歪了。在巨大的利益垂手可得的誘惑下，官員們很難潔身自好。只要在領導集團內部按權力身份把利益擺平，政府、人大和黨委一路綠燈通過，大家既有了資本，又有了政績；既合乎政策，又合乎法律。於是形成了受現行制度和政策法律保護的所謂「利益集團」。在這種體制下個別人潔身自好是很難的。假定班子裡成員每人200萬股份，十個人九個人拿了，就一個人堅持原則不拿，這個人就很難在這裡繼續混下去。他就成了異類。「怎麼，你準備揭發嗎？你準備將來上級查處時當堅持原則的代表嗎？」先找個理由把他淘汰出局。這就是所謂逆淘汰制，在整個風氣壞了的時候，當清官很難，許多不是很壞甚至比較好的幹部是這樣下水的。在處理權貴集團的時候要把這部份人分化出來。
現在權貴集團坐大，成了黨的心腹之患。他和共產黨搞在一起了，穿一樣的衣服，在公開場合說一樣的話，都念鄧、三、科這一本經，你很難分清誰是共產黨的改革派，誰是權貴集團成員。
四、買官賣官時期。這是權貴集團的惡性發展。2001年6月15日，中紀委、監察部召開新聞發佈會，揭露了原瀋陽市市長慕綏新、常務副市長馬向東案件。這個案子的特點是開了買官賣官的先河，有人寫成紀實文學《新官場現形記》。在遼寧瀋陽查處的慕馬案中，涉及16個人是「第一把手」，市長、法院院長、檢察長、財政局長、國稅局長、土地局長、物價局長、煙草專賣局長、建委主任、國資局長等要害部門的第一把手紛紛落馬，新華社記者描述說，「一把手」的腐敗行為直接影響了一個地區和一個單位的風氣。市長收局長們的錢，局長就收處長們的，處長再收科長的，從而形成了「對上送，對下收」的潛規則。買官賣官在一些地區和部門已經司空見慣，「官市」極其火曝。黑龍江韓桂芝、馬德買官賣官案涉及領導幹部900多人，有多名省級幹部，上百名地市級幹部。在馬德任書記的綏化市，有50多個部門領導和70%的縣級領導捲入買官賣官生意。國家級貧困縣河南上蔡縣原縣委書記楊松泉，把官位像古董一樣明碼標價，財政局長40萬元；人民醫院院長30萬元；各鄉黨委書記6萬元至10萬元不等。安徽和縣原縣委書記楊建國，更是把官帽生意做到了極致，從鄉鎮到縣直機關，大到鎮長小到婦聯幹事全部明碼標價出賣。依靠這些黨棍官僚治國安民，建設和諧社會，無異於緣木求魚。
官場商業化，必然導致官員劣質化、流氓化、黑社會化。這些官員身上不僅沒有一絲一毫的正氣，而且完全喪失了做人的底線。贓官徐其耀，有「教子書」一封，深刻揭示了權貴集團的世界觀：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種利益。有人現在把這叫腐敗。你不但要明確的把攫取各種利益作為當官的目的，而且要作為唯一的目的。你的領導提拔你，是因為你能給他帶來利益；你的下屬服從你，是因為你能給他帶來利益；你周圍的同僚朋友關照你，是因為你能給他帶來利益。你自己可以不要，但別人的你必須給。記住，攫取利益這個目的一模糊，你就離失敗不遠了。
現在揭露出來斂財最多的貪官是廣東省政協主席、前公安廳長陳紹基，雙規後查出他有20本化名存折，涉案金額總計人民幣20億元。據揭發，最近被雙規的深圳市市長許宗衡親口講過：「現在沒有關係根本上不去，我到這個地步不知花了多少錢呀！我就是不惜一切代價也要當上這個市長（據說為了當這個市長他花了3000萬），我已經投了不少資了，現在已經豁出去了。好多企業家為了我當市長，都願意豁出老本。這些人出錢幫我當官，我得還債呀。」為了還債，他賣官開出的價格是：「一名區的正職不低於1000萬；大集團（企業）正職不低於800萬；一般局長在500～600 萬之間。」
清末賣官，最大是候補道，地司一級官員，是個社會身份，無俸祿，很少有人能補到實缺。現在賣官是實職，有人花3000萬買市長、省長做，居然做成了。在清朝，巡撫這一級官員花多少銀子也買不到的。共產黨的天下，腐敗是沒有底線的。
*髒官們道貌岸然的背後除了斂財就是搞女人
新華社報導，貪官95％都有情婦，60%以上的腐敗案與二奶有關。有好事者根據真人真事製作「全國二奶排行榜」在網上傳播，有九個「獎項」，揭露了這些贓官的驚人的腐敗：
「數量獎」授予包養146奶的江蘇省建設廳長徐其耀，就是寫「教子書」，把貪污作為當官唯一目的的那位；
「素質獎」授予重慶市委宣傳部長張宗海，常年在五星級酒店包養漂亮未婚本科女大學生17人；
「學術獎」授予海南省紡織局長李慶善，記載性愛日記 95本，製作標本236份；
「青春獎」授予四川樂山市長李玉書，20個情人年齡都是16到18歲；
「管理獎」為安徽宣城市委副書記楊楓奪得，妙用MBA知識有效管理77名情人；
「揮金獎」得主深圳沙井銀行行長鄧寶駒，給他的「五奶」一人，800天揮霍1840萬元，平均每天23000元；
「團結獎」得主福建周寧縣委書記林龍飛，被稱為「三光書記」：官位賣光、財政的錢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其「團結」事跡是與22名情人舉辦群芳宴，選出一位芳中之最，頒發佳麗獎，獎金30萬元。
「和諧獎」得主是海南省臨高市城管大隊長鄧善紅，有 6個情人，生了6個孩子，對此原配夫人根本不信；
「幹勁獎」得主是湖南省通信局局長曾國華，面對5位情人立誓：保證到60歲時，每人每週性生活不少於3次。
問題的嚴重性在於，以上這些極壞的典型已不是個別現象。五十步與百步之間的貪腐官員已經佔了多數。原中紀委書記吳官正在中紀委會議上說：「根據中央的考察、調研，不能說全部，也有百分之九十的省市二級黨委已經變質，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黨政一把手是不稱職，不合格的」請大家注意這個數字：百分之九十的省市兩級黨委已經變質，百分之八十的黨政一把手不合格，這是吳官正講的呀！省市兩級黨委班子，人數可能就是幾千人，但這就是操縱我們國家運轉的那只看得見的大手呀！十個指頭壞了八九個，這雙手還能依靠嗎？還能信賴嗎？
十七屆四中全會上，胡溫將領導幹部公示財產的陽光法案提交全會，竟然被否決了。這件事給了我極大地震動。陽光法案反映了黨心民心，如果全黨公決，或全民公決，都會通過的。被否決的事說明，我們的中央委員會，準確地說是他的多數，不能反映黨心民心，跟全黨已經不是一條心了，跟全國人民已經不是一條心了。這些反對陽光法案的中央委員還是我們的人嗎？還是我們選出來的代表嗎？
走筆至此，我這個老黨員不由得仰天長歎，為國家腐敗至此一哭！為黨墮落至此一哭！現在的縣委書記們不是焦裕祿了！試問吳邦國委員長，在林龍飛這樣的縣委書記領導下，這個縣怎樣 「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統一」？沒有三權分立，沒有制衡監督，就統一成了周寧縣那樣一種「三光」的局面，即「官位賣光、財政的錢花光、 看中的女人搞光。」黨都這樣子了，還奢談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優越性，還奢談政治體制改革是黨的自我完善，就只能等著被人民推翻了。
權貴資產階級的人數，據《遠東經濟評論》2007年第4期報導：至2006年3月底，內地私人擁有財產（不包括在境外、外國的財產）超過5000萬以上的有27310人，超過1 億元以上的有3220人。億元以上的90%是高幹子女，有2932人，他們擁有資產20450億元人民幣，平均每人6.7億元。如果放大一些他們的社會基礎，家有千萬（人民幣）以上的權貴集團人數約有500萬人。[據2004年由中共中央研究室、國務院研究室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共同完成的《當前社會各階層經濟狀況》調查研究報告披露：城市人口中的0.9～1%（不到全民人口0.4%）即480萬至500萬人，擁有上千萬元以上財富。500萬擁有千萬元以上財富的人（含億萬富翁），其背景基本來自三個方面：1、黨、政、軍高幹子女親屬，占90%以上；2、依靠港、澳或國外親屬資助，約5.5%；3、自身經營有方又遇到良好機遇者僅約4.5%。] 但在13億中國人民面前，他們是微末的小數。在7000萬黨員面前，約占7%。
問題積累到今天，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同權貴集團的矛盾。權貴集團造成四大惡果：首先是分配不公平，貧富兩級分化使社會矛盾尖銳化，從根本上破壞了和諧社會的基礎；第二是藉助政治權力強勢壟斷，以發展壯大「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為掩護，實行「國進民退」，蠶食和鯨吞民間財富；第三是反對 「耕者有其田」，把土地壟斷在自己手裡，成為壓迫、剝削農民的「紅色地主」；第四是形成了一個拚命反對民主憲政的特權利益集團，以批判普世價值和兩個「絕對」 [2009年3月9日，十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上，吳邦國宣佈：中國絕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絕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三權分立」、兩院制。] 關閉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大門，使政治改革陷入今天的困境和僵局。權貴集團是中國共產黨的掘墓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掘墓人。
(責任編輯﹕ 澤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