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07月08日訊】（大紀元記者莫桂英紐約報導） 只要是出門，哪怕只是去街角的小賣部買些牛奶，24歲的尼古拉斯‧皮爾特（Nicholas Peart) 也一定會隨身攜帶身份證件。因為他知道當被警察問起，他首先要出示他的身份證。皮爾特還知道，在一些街區如果他身穿正裝或是手拿瑜伽墊，就可以減少他被紐約警察（NYPD) 的攔截，詢問或是搜查的機率。
「我的確不應該改變我的穿衣風格，可這是我的命運。」皮爾特說，「當你在大街上被警察攔截這麼多次，你就會開始明白他們（警察）在想些什麼。」
皮爾特說在他的18歲生日那天的凌晨，他和他的朋友坐在96街和百老匯街的交叉口的長椅上，6個紐約警察走過來拿槍指著他和他的朋友。警察們對他們詢問了一番之後發現他們沒做任何錯事，就放了他們。
皮爾特說這次的經歷讓他覺得他根本不屬於96街，因為那裡是白人區。「如果有6個大人認為我不屬於這裡而且懷疑我是嫌疑犯，那我應該怎麼想呢？」
在2011年12月，被太多次與警察打交道而受到打擊的皮爾特開始在紐約時報撰寫一個專欄。在 2013年3月，皮爾特在倍受關注的弗洛伊德對抗紐約市（Floyd v the City of New York) 集體訴訟案中作證，引起了更多人們對攔截和搜查中的種族相貌問題的關注。
每年都會有千千萬萬的人被警察攔截，皮爾特僅僅是其中之一。在被攔截的人中，有53%是黑人，有31%是拉美裔人。在這些社區，越來越多的人提出渴望改變這一現象。即便受到市長和警察局凱利（Ray Kelly）的阻攔，市委員會（the City Council）通過了立法，旨在幫助這些人們。
經過了數月的激烈辯論和反駁，在6月26日的深夜會議中，市議會通過了兩項投票同意的法案，一個是創建一個監察紐約警察局的辦公室（IG：inspector genera）的40-11法案，另一個是加強反種族歧視的34-17分析法。
監察長是由市長任命，他會建立一個獨立的對紐約市警察局的監督，包括調查攔截和搜查的政策。約翰傑伊學院的種族、犯罪與司法中心主任—約翰布朗（Dr. Delores Jones-Brown）博士指出該法案會給人們一個在警察部門之上的格外的保護。
當公民感到被不公平地攔截，他們可通過這個種族相貌法而採取法律措施舉報這個城市。然而，市長彭博一直堅決反對這項法案，他認為這個法案終將使城市滅亡。
這項新法律將為紐約人民提供追訴權，如果他們覺得被攔截是因為相貌問題。一些專家認為，這些措施將增加警察攔截路人的質量。在2012年的532,911起攔截中，只有32,206起的被攔截的人真正被逮捕。
「人們不是因為被攔截而產生抵觸情緒，而是因為他們沒有做錯任何事卻被攔截，」約翰布朗博士說。
●新的秩序
目前，如果有人認為他們是被紐約警察冤枉了，他們可以向紐約警察的平民投訴審查委員會（CCRB）申訴。皮爾特說，在他18歲生日的事件發生之後，他便提出了申訴。然而，那個警官獲得免罪。這讓他覺得，如果警方可以這樣「輕易得逞，那我什麼也做不了。」
當被問及如果這個法律已經成形，他是否會為了他18歲生日發生的事起訴紐約市，皮爾特說他不知道。
「這不是錢的問題，這是關於道德準則的問題，」皮爾特說，「這項法律會帶來改變。如果我們不得不在城市攔截和搜查，那我們應該用一個更人性化的方式做到這一點。」
凱倫馬蒂斯（Kareen Mattis）和皮爾特住在同一個街區。他說他支持這項法案做為抵禦濫用法律的一種手段，但他警告說這個社會需要被教育，「我不希望法律被濫用，」馬蒂斯說。
法律是一個開始，但許多受害者和改革的支持者認為，改變心態才是真正改革的關鍵—但改變心態比改變法律更難。
●警民關係
彭博任期內，攔截和搜查事件大幅增加，從2003年的約160,000到2011年的近700,000。它塑造了許多年輕黑人和拉美裔人看世界的方式，並展現了警方與社區的互動。
馬蒂斯對法律本身會奏效持懷疑態度，「他們總是會侵犯我們的權利，」馬蒂斯說，「即使他們改變了這個，他們（警察）還是會找到另外一種方式的。」
這種心態在大多數年輕的黑人中很常見。哈林兄弟姐妹會的聯合創始人雷澤瑞懷特（Khary Lazerre White）一直在幫助被攔截和搜查的年輕人走出陰影。
「人們被過度管理致使他們覺得就算是走在大街上，他們都會被當作嫌疑犯，」懷特說，他認為，這個新法案會有效，但是只是改變的一小部分。
皮爾特和馬蒂斯希望看到警察能夠更多地參與和融入自己的社區，並願意在社區內提供幫助和調查。
「如果他們（警察）不願意來哈林，他們就別來，」皮爾特說。
●犯罪率
彭博和凱利局長長期以來一直支持警察的攔截和搜查作為一種有效的執法工具。他們指出2012年的謀殺率的歷史新低可以作為證明。可以說紐約的街頭是幾十年來最安全的，彭博指出如果減少攔截和搜查，犯罪率會重新飆升，使這個城市像原來一樣有三位數的謀殺量。
2001年是彭博上任的第一年，當時的謀殺案件數是649起。在2012年，有419起。於此同時，有記錄的警察攔截在不斷增加。直到2012年，攔截次數減少的同時謀殺率下降僅僅發生過兩次。
這兩者之間的關係被激烈辯論，攔截和搜查的倡導者說，謀殺率下降是因為罪犯嚇壞了。反對者則稱犯罪和攔截沒有直接聯繫。
下一任市長上任後可能會決定減少攔截和搜查的數量，他或她也許可以增加攔截的質量。現在的兩個新的工具現任市長還沒有用到。
許多政治家們已經在這次市委會立法之後做了各種統計。皮爾特只是希望人們會看看數字背後的含義，以及這所代表的人群。
「我們不是紙張，不是財政，不是數字，」皮爾特說，「我們是一個社區。我們是人。」
（責任編輯：索妮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