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05月08日訊】民間要求官員公佈財產，已經喊了二十多年的口號，至今不但不見任何起色，當局還把敦促其公佈財產的正義公民抓捕關押，這不明顯是做賊心虛還能是甚麼？因此，指望中共當局自覺自願地進行實質性政改無異於與虎謀皮。至於開放報禁和黨禁，為未來實行多黨競爭執政的憲政民主政體早日打下堅實基礎，更是不可奢望的。由此可知，僅僅只幻想當局搞實質性政改，絕對是不現實的，也是沒有任何依據的。筆者認為，推進民主政改只能依靠全社會的共同參與和積極努力。
「民主轉型與制度變革」徵文
一、僅僅只幻想當局自覺自願進行實質性政改，絕對是不現實的。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三十多年來，由於政治體制未變，單單只是經濟領域內的改革開放，確實讓中國社會產生很多問題，並且這些問題愈來愈嚴重，官民矛盾衝突越來越尖銳突出，這應是全社會的廣泛共識。也就是說，針對中國當前所存在的諸多問題和癥結，誰都知道，唯有政治體制改革才是唯一解決途徑，否則，就沒任何辦法了，而且還會使官民矛盾愈加尖銳，直至達到白熱化狀態，一旦被全面激化，致使整個社會面臨全面崩潰一定勢不可免。
這就正如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所指出的，革命的社會政治條件總的來說就是政治制度與社會勢力之間的某種相互作用。具體為，首先，現存政治制度無法滿足新興的社會勢力和精英集團的政治參與需要。其次，國家的權力體系之外的社會集團有強烈的參政要求。中國當前的社會問題，何嚐不正是這樣呢？
關於中國的改革，對於一向單純的民間社會來說，大多數民眾都會直奔主題和核心，那就是將眼下貪污腐敗的官員全部斬盡殺絕。當然他們所寄望的反腐主體還依然是現任黨國領導班子，這肯定不可能。因為，且不說這些人是否確實具有這個能力，僅僅只認證他們本身的清白，恐怕也是讓人大失所望的。
當局不改，民間社會就沒有任何聲音和動作，這也是目前的大環境下絕對辦不到的。因為，無論以何種動作和聲音出現，整個社會都在有意無意地推動著實質性政改的切實發生。
民間要求官員公佈財產，已經喊了二十多年的口號，至今不但不見任何起色，當局還把敦促其公佈財產的正義公民抓捕關押，這不明顯是做賊心虛還能是甚麼？因此，指望中共當局自覺自願地進行實質性政改無異於與虎謀皮。至於開放報禁和黨禁，為未來實行多黨競爭執政的憲政民主政體早日打下堅實基礎，更是不可奢望的。由此可知，僅僅只幻想當局搞實質性政改，絕對是不現實的，也是沒有任何依據的。筆者認為，推進民主政改只能依靠全社會的共同參與和積極努力。
二、中國民間推動社會大變革的力量綜合分析如下：
1、訪民群體是推動中國社會進步與發展最不可忽視的生力軍。來自全國各地成千上萬常年駐京的訪民群體，雖然當局已出台上訪也違法的規定，但絕對不可能阻擋與日俱增的訪民群體，他們首先夢想通過上訪維權這種唯一途徑切實解決自己已經遭到官權嚴重侵害的權益，故而在全國範圍內自然而然掀起一股聲勢浩大的維權浪潮，且經久難息，持續旺盛，越來越紅火，直到達到最鼎盛的階段，這一定是勢不可免的。
這是因為，任何訪民的訴求，在完全淪落為搶劫團伙的中共基層政府面前根本不可能得到有效的解決。那麼便日積月累，舊的越積越多，新的又不斷孳生，因為任何一屆新政府必須只有依靠謊言加暴力只有進行搶劫、壓搾、盤剝、搜刮百姓才能使基層政府的財政正常運轉，也才能使新任官員確實發到大財。所以，在中國現有體制下，如果不再產生新的訪民，這絕對不可能。而且還是大面積的。比如當前越來越多的被拆遷戶的維權，這些人，本身就是基層政府與商人合謀的結果。如果這些人的問題都圓滿解決了，這基層政府就不是中共的政府了。因為政府不再會有豐厚的財富了，官員個人的腰包也鼓不起來了，這肯定是任何中共的政府及其官員所無法容忍的。否則，他們所花費高昂代價用於投資買官，如果在當了官之後不能全部收回來，或者在回收之後還沒有更高利潤可賺，他們絕對不會做這種官的。
由此說明，鼓勵人人從自身經濟利益出發，首先堅持不懈堅定不移地維護自己的經濟權益，讓廣大民眾通過維權的實踐，從中充分認清現實，徹底揭穿當局依法治國的謊言，以此來啟蒙開導民眾，這無疑才是最佳模式的啟蒙。由於廣大民眾普遍受教育程度較低，且在大環境的長期矇蔽、愚昧、欺騙下，以及由於自己本身的專業和愛好不同，或者整天忙於他事而無暇過問政治，所以，在中國，絕大多數民眾從來都不關心似乎對於自己來說非常遙遠的政治，這也是符合現實國情的。很多人都會說，他們不愛政治，不喜歡談政治，或者參與甚麼的政治活動。但當自己切實在維護自身權利時發現得不到任何保障時，甚至還是變本加厲的再次被侵犯，在顯而易見的公理面前，他們才會真正被高效啟蒙開導過來，而成為一名執著堅定的民主維權人士。
根據這些年來站出來的民主維權人士看，包括筆者本人，大都是通過上訪維權的實踐才全部認清現實，看清中共政府官官相護的邪惡本質的。中共政府及其官員無處不侵權，無時無刻無不非法行政，恰好就是這樣一個邪惡極致的政府，才會大量製造對立面，並且還使這股勢力越來越浩大，而且還是在全國範圍內的各個層面上的。如此說來，首先能夠站出來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神聖不可侵犯的人士，都是值得鼓勵和表揚的，因為他們已經權利意識覺醒了，也知道該怎樣依法公然對抗邪惡政府當局了。
歸根結底，如今的所有民主維權人士，多數都是被逼上樑山的，這是因為，當公民權利意識覺醒後，切實開始維護自身權利時，他們才會真正發現在中共政府裡，絕對不可能得到公道的，甚至還是變本加厲更進一步的掠奪與被傷害。固然，讓越來越多的人完全清醒，並走上民主維權道路，這也許才是讓全民共同推動社會進步與發展的必由之路。
2、維權律師和維權公民的興起，是近些年來迅速成長的正能量。作為一個社會，律師應該說是認識這個社會真實面目最早的群體，正所謂近水樓台先得月。無論個體公民維護的是一種甚麼樣的權利，只要與中共的司法機關打上交道，就一定變為與中共官權的直接較量了。也無論這案子是公民之間的糾紛，還是公民與官府之間的糾紛。即便是公民之間的糾紛，打的也是哪一方的權勢大，後台和背景更硬，關係網更厲害一些的官司。固然，在這樣的社會，無論法院的建築多麼氣派雄偉，法庭的設置多麼堂皇莊嚴，由於根本解決不了司法公正的問題，所有司法部門都不過是一種擺設而已，僅僅用於障人耳目。
在這樣的司法機關尋求公正，凡是弱勢的一方肯定都是輸家，這也是毫無懸念的。如果是直接的民告官，那就更不用說了。由於律師在開始時也是順應官勢的，所代理任何官司基本都是依靠金錢和關係由法庭最終決斷輸贏的，律師只是象徵性地出庭辯護一下的作用。而對於任何當事人來說，無論輸贏，其實都是輸家，唯一贏家就是官權和律師。這是因為，贏家要為必贏花費金錢，也許有現成權勢的人家花費少一些。所以，這官司最終結果還是兩敗俱傷，使輸家更輸，贏家大損，或者是輸家更輸，贏家也輸得非同一般地慘。也難怪，古人早就說得好，天下衙門朝南開，有理沒錢別進來。由於中共沿用的依舊是獨裁專制體制，所以，這種僅僅在名稱上改稱為人民公安、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的機構，其本質特徵還依然只是封建官僚專制的衙門而已，並且沒有絲毫不同之處。這恰好正是筆者當初在幫一高中同學維權之後，徹底放棄自學法律專業以便將來做律師的根本原因。
因為有無數訪民的帶領，有整個社會大氣候的深重影響，內中也不乏浩蕩硬氣的正義律師的死磕與拚命，終於，近些年來，這類真正與流氓官權較真的律師大量湧現了出來。在沒有微薄的時候，大家都各自孤立著，深受著官權的慘痛迫害與打壓，確實有很多人因此不斷罹獄，並被致殘致死的，正義維權效果甚微。這些年來，由於網絡微薄的興起，也興起了一群自覺自願結盟的律師團隊，這便使正義維權的力量加重，正義維權律師的人數迅猛增加，正義律師幫助重大冤假錯案的個體公民維權，也切實取得了立竿見影的效果。尤其是新近興起的律師與公民結盟共同圍觀維權的行動，則將這種維權完全社會化了，給黑惡當事官權增加強大的社會壓力，使歪曲嚴重的判決得到些許糾正，使一些重大冤假錯案也得到了些許的平反。同時，也激起了更多不敢正視現實的律師及其公知的良知和信心，給今後公民正義浩蕩的維權生涯帶來了曙光和無限光明的前途。
3、中共政府長期打壓迫害的各類政治人士及團體的迅猛崛起。在共產黨打江山時，就已累積的無數反共人士，凡是跑到海外的，其子孫大都發達昌盛了，在現有大環境下，可以名正言順地公開反共了。國內長期隱忍下來的人，此時也都慢慢浮到了水面上。在共產黨執政期間，所累積的無數冤假錯案，這些案子所牽涉到的所有家庭的子孫們，這些人現在也都慢慢浮在了水面上，比如三反五反，大躍進，文革，以及鄧小平的鎮壓六四，江澤民的鎮壓法輪功等。眼下最明顯不過的就是六四事件所培養的大批反共人士，此時正是年富力強的時候。法輪功團體在海外的無限擴展與壯大，其勢力遠非當年的法輪功可比。在海外，可以說在國際舞台上，法輪功團隊的政治活動幾乎已經與中共政權等量齊觀了。如此說來，這絕對都是日趨銳減，迅速縮小化的中共死黨分子無以應對的。
4、基督教家庭教會在中國合法化的蓬勃發展。基督教原來是中共所不容的，後來先承認了三自教會的合法性，如今家庭教會也遍地開花了，公然四處發傳單。據說僅在深圳就有家庭教會上萬家。全國基督徒，已有一億人左右。如此龐大浩蕩的數字，作為在意識形態領域內連自己的人都無法統領的中共，明顯已完全喪失優越性，已無任何陣地可以佔領了。每年以幾何係數增長的基督徒人數，這更是中共政權無法阻攔且艱難應對的，也便只有默認了，雖然沒有明文承認家庭教會的合法性，但又沒有能力全面阻止或打壓。據說，在韓國民主轉型時期，十字架幾乎是三五步就可以看到一個的，這屬於中國人民的十字架，目前正迅速在中華大地到處蔓延著。
作為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起源，基督教文化實質就是現代人類文明的源泉。雖然早在古希臘時期，人類已有了成熟公民社會在城市中的興起。但是，由於缺乏信仰，一場戰爭竟然就讓其完全消失殆盡了。自從耶穌來到人間之後，人類社會才開始有了慈善、福利、醫院和學校等。因為，對於耶穌基督的大愛來說，無論正義與否，只要是戰爭所導致的難民，基督徒都會義無反顧地去救助。這就是世界上最先由基督徒開辦孤兒院、醫院和學校的根本原因。追溯西方歷史文化，其實只有基督教的文化才讓人類進入現代文明社會。耶穌基督的大愛，以及上十字架為人類的贖罪，這本身就說明，人類要真正得救，唯有自我知罪、認罪、悔罪、求上帝贖罪，才能真正走向現代文明社會。否則，任何無神論者因為心中無神，也絕對不會有所知罪、認罪或懺悔，而是永遠陶醉於自身良知的局限性中，從而也不可能向社會或全人類奉獻出真正的大愛來。
5、體制內改革派力量迅速增長也不可忽視。這些人基本都是現有體制的既得利益者，只因為他們還有良知和道德底線，看到大眾的苦難，他們才情有所動，憐憫之心充分，他們為了保障社會的公平與正義首先站出來講公道話。當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們自己在爾虞我詐相互傾軋且越來越毫無道德底線的官場混得越發不如人意了。所以，這些人的背叛與看穿官場也是勢所必然的。他們的清醒都是自然的，但他們的發聲是有一定條件的，絕對不是無的放矢。也就是說，只有民間實實在在地發生某種事件時，他們才會引伸評判。否則，即便他們不滿，他們也找不到不滿的依據來發聲。正是因為這樣的緣故，當民間維權聲音越大，正面衝擊的力量越浩蕩時，他們發聲的頻度和力量也會自然而然地加強。這就是胡耀邦的三子胡德平等人的發聲眼下越來越淋漓到位的根本原因所在。所以，民間各種力量的首先衝撞才是最基礎性的工作。
三、當民間力量達到一定程度時，迫使當局不得不進行實質政改，那麼這種政改又該如何改呢？
目前的中國，官民矛盾與衝突已經形成兩大對立陣營和規模效應，當局是否真心政改，這還依然是兩大陣營力量的對比，如果還是官權占強勢，官進民退，改革毫無指望；如果民間正義力量占強勢，形成民進官退局面，改革勢所必然。總之，根據目前跡象表明，民間力量迫使官權公然耍流氓的空間愈來愈小，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民進官退局面將成為大勢所趨。
亨廷頓把改革分為兩類：閃電式的改革和費邊式的改革。區分兩類改革的基本依據是改革的策略。閃電式改革的特徵是在改革的初期就公開改革的全部目標，然後儘可能地促成這些改革目標的實現。費邊式改革則採用漸進主義策略，把改革目標分開，一個時期只推行一項改革。不過，亨廷頓指出，最有效的改革是把這兩種方式結合起來。
根據中國現狀，中共不可能實行閃電式改革，便只有實行費邊式改革了。由此，筆者分析，讓官員公佈財產，或者剷除腐敗，聽起來都很悅耳，但要真正實施起來，絕非易事。比如官員公佈財產，假若中共政府答應官員可以公佈財產了，誰又有資格來認證凡是參與公布的官員的材料絕對都是真實的？肯定的，本身腐敗透徹的中共政府自己的認定極難讓人信服，或者即便真實卻由於完全黑箱操作也不可能得到廣泛的認同。更何況也不可能真實。那麼，便只好請外國政府或機構來認證，這又似乎不現實。何況，假若外國的政府或機構也被中共政府收買了又該怎麼辦？
那就只有允許先在中國民間成立一個最有權威和公信力的社團組織來認證了。這也許才是中共官員及其家屬公佈財產的真誠性所在，是最符合國情，也是最有說服力的。否則，就根本無法說服千奇百怪五花八門的大眾的質疑與問責聲。同樣道理，剷除腐敗也絕對不是當局自己獨家可以剷除得了的，必須只有首先允許在民間先成立這樣一個極具公信力和權威性的社團組織。當然，該組織的成員本身純潔性很高，該組織的一切運作完全透明，是當局首先信得過的，民間社會也無任何異議的。所以，在眼下的中國，作為習李政府，如果要真誠搞政改，並確實要實行實質性的政改大動作，這種監督的力量絕不是出自於該黨本身的，而是重新在民間親自培育發展起來的最佳民主平台的團隊力量，只有當這類民間社團組織在中華大地落地生根，併發展成熟，才能真正肩負起這種屬於最具權威性與公信力的使命，而配合當局切實要求所有官員及其家屬公佈財產，並以此徹底剷除當今官場的各類腐敗現象。否則，僅僅指望當局依照傳統模式反腐敗，這是根本解決不了中國現實問題的，而且也沒有持久性。
固然，根據當下中共重點所擔憂的，一下開放黨禁和報禁，社會變遷幅度太大，中共保守元老和權貴集團肯定承受不了。從國保執行任務時的打壓重點來看，第一是組織化；第二是街頭運動。他們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確保一黨專政現狀的穩定與持續，只要在一黨制下，甚麼話都好說。因此，先在民間成立一個真正能夠承擔大任，並負載歷史變遷大使命的組織，正是當務之急，迫在眉睫，實際也是大勢所趨，勢在必行的。也就是說，無論中共當局允許不允許，屬於民間的民主力量都在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和途徑在奮起；不久的將來，中國必定會擁有多股這類力量的迅速崛起，屆時，中共政權的死硬分子也會被自然而然消融殆盡的。
由此可見，無論革命還是改革，民間力量的組織化運作及其健康崛起才是至關重要的，也是絕不可缺少的。否則的話，想以最小成本和代價實現和平穩定的民主大轉型，是根本不可能的。
註：本文中提到的亨廷頓教授的言論均轉引自俞可平的《權利政治與公益政治》。
2013年4月30日
──原載《民主中國首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