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11月12日訊】 聯想控股董事長柳傳志在接受《瞭望》新聞週刊的專訪時稱，為了保障民營企業家自身利益的公正、公平，（政府）應該給民營企業家一個明確的政治身份，（這個身份）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是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道路的一群人。
這句聽起來比「紅歌」還肉麻的慷慨陳辭是在近日中共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所談及的經濟改革話題的討論中應運而生的。不得不說，這句「向黨獻禮」的諂媚之語表達了某類依附政治勢力發家致富的民營企業家對黨的赤子忠誠。而正是因為以柳傳志為代表的這些所謂民營企業家的溜鬚拍馬動作太高調，才致使人們很容易發現他的這番言論實則是前後矛盾，邏輯混亂，虛假的連自己都無法自圓其說。
民營企業家到底需不需要政治身份？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先從民營企業「前世今生」的變革中來一探究竟。對於上世紀90年代的國有企業改革，相信從那個年代走過的人都不會陌生。或許「並不華麗的轉身」這個說法可以恰如其分的形容當時國企擺脫困境，變身民企的真實過程。儘管官方總在刻意強調民營企業是由私人注資經營的個體經濟，但90年代剛剛打上民營標籤的各大企業實際上是在政府的操控下，通過對國企的賤買賤賣、私相授受來得以建立和起步運營的。從這個角度來說，最初的民營企業仍然打著很深的官方烙印。這樣的民企能夠持續發展到今天，與中共的支持與利益涉足也同樣是密不可分的。而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中共始終本著「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原則來對民企的各項利益所得進行蒐羅瓜分。
由此可見，民營企業與中共政治利益集團，到底誰更需要誰？似乎無需再進行長篇累牘的陳述。或許我們用「被需要」來形容民營企業的境況則更為合適。對於一般的獨立性企業或經濟實體來說，市場競爭機制的淘汰法則以及供求關係的市場規律更能讓企業擁有更多的自主權以及良性的發展機會。原本就向政府上交著一筆可觀稅費的個體企業也並不希望政府再伸進一隻無形黑手，對自身加以鉗制和干預。因此，政治的「加盟」對於民企來說，就好像是背後多了一雙覬覦財富的眼睛，渾身不自在；而無緣無故被安上「政治身份」，則更像是被套上了「緊箍咒」，總會伴隨著頭疼欲裂的危險。
既然「政治身份」是個不怎麼好玩的負累，但為何那位鼎鼎有名的民企老總卻信誓旦旦的公開表態稱，民營企業家需要政治身份，且想要成為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的積極份子呢？或許就在前不久剛剛以「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被官方逮捕的民營企業家的悲慘境遇能給我們一些啟發。無獨有偶，早在今年7月，湖南湘西民營企業家曾成傑以「非法集資」罪被長沙中級法院秘密處死。事實上，這樣的案例並非只此兩例。眾多知情人士競相披露，中共政府之所以對這些民營企業家施以高壓、秘捕，甚至不留活口，只因為不苟同於中共作風的他們一旦被處以刑罰，其名下資產便可順理成章的劃為「國家所有」，即政府私有。
事實上，這些令人恐慌和絕望的歷史教訓早已讓眾多擁有巨額資產的民營企業家紛紛選擇逃離中共的魔爪。無論是依附於體制存活的知名大企業家，還是白手起家，靠自身努力獨立創業的小企業主，都處於一種迫切的逃離狀。「惹不起，躲得起」的本能反應讓他們最終選擇背井離鄉，踏上了移民海外的征途。有資料顯示，中國國際移民報告(2012)指出，中國正在經歷第三次大規模的「海外移民潮」。報告稱，個人資產超過1億元的企業主中，有27%已移民，47%正在考慮移民；個人資產超過1,000萬元的富人中，近60%已完成投資移民或有相關考慮，其中80%以上為民營企業家。
看到這麼多商賈巨擘選擇移民海外，遠離政治的高壓與管控，一些仍仰賴中共生存，又一時找不到更好台階和後路的民營企業家，儘管此時此刻內心極為恐慌，卻仍要強作鎮定。或許他們認為，在媒體面前高調表表決心，為中共站台能夠為自己贏得一線生機。只不過，他們未曾看清，能給他們帶來生機的永遠不可能是中共這個以「謀取私利」為先的強盜集團，而是自己或秉承良知、正義或縱容邪惡的內心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