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01月24日訊】維權網前不久發表了前六四學生羅茜控告司法部，湖南省司法廳（司法部授權機關）將於本月21日下午三點在長沙市舉行湖南省司法廳擬取消羅茜2012年國家司法考試成績之處罰的聽證會，著名維權律師滕彪將作為代理人參與此次聽證的消息。這條消息也使我萌生了控告司法部的念頭，不過我要控告的事情已經過去十多年了。1997年至2002年，我連續五年參加了全國律師資格考試（2001年國家暫停考試，2002年改稱司法考試）。第一年，我考了219分。因我在大學不是學法律的，所以第一年就能考得這樣的成績我十分滿意，就專門複習了七個多月。1998年我又參加了律考，考後的感覺也相當不錯。但這一年我將一個浙江省24縣農民受騙上當的案件通過丁子霖老師交給了紐約的《中國人權》，《中國人權》主席劉青給我回了封信，這封信落到當局手裡（1998年9月丁老師告訴我劉青有一封信給我，但我從未收到過此信）。於是，1998年我的律考成績只有228分，複習了七個多月僅僅增加了9分。拿到這個成績後，不僅我自己不相信，我的同學、同事、朋友也不相信，提醒我已經上了共產黨的黑名單，不要再考了。我不相信共產黨會下流到這樣的地步，又考了兩年，結果每年都是離錄取線10分左右。2002年，我參加了第一次司法考試，結果還是相差8分。後來標準答案出來，我又將試卷重做一遍，按最嚴格的要求給自己打分，大概有270分左右。重做的時候，離考試束已半年多，沒有經過任何複習。從此後，我對當律師徹底絕望，再也沒有參加過司法考試。
2000年底，我通過《中國人權》發表致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司法部、公安部、國安部的公開信，譴責了中共當局這種阻止異議人士進入律師隊伍的卑劣手段。後來，發生了陳樹慶考分沒有被篡改但卻以他參加了中國民主黨為由阻止他當律師的事件，今年又發生了以羅茜曾參加六四事件而「擬對他作出考試成績無效的處罰」的事件。事實說明，共產黨為了壟斷國家權力，絕不會允許異議人士、維權人士進入國家機關及與國家權力相關的領域。這種獨霸天下的局面不改變，中國的政治改革、民主憲政都是一句空話。
十三年前，我還不會用電腦，我的公開信是通過郵寄的方式寄給中國人權的，但寄出後並沒有任何信息反饋，我估計已被當局扣留。看到羅茜這條消息後，我花了很多時間把這封公開信的底稿（當時從打印店打印）找了出來。現在我將它發到網上，供大家參考。
致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司法部、
公安部、國家安全部的公開信
中央政法委、司法部、公安部、國家安全部
尊敬的羅干、張福森、賈春旺、許永躍閣下：
我原係浙江公安高等專科學校教師，90年代初因思想向題被開除中共黨籍和公職，失業後，我流落街頭，靠擺小攤為生。1997年至2000年，我連續四年參加全國律師資格考試，除1997年外，1998年、1999年和2000年連續三年被政法當局以卑劣於段扣壓考分，對此，我向各位表示極大的憤慨和強烈的抗議，要求給予公正待遇，要求司法部對我的複查申請予以公開答覆，並將我的考卷，成績及評分標準公之於眾。
除1997年外，我有充分的理由和根據認為政法當局扣壓了我的全國律師資格考試成績，其目的是為了阻止我進入律師隊伍。
我是1983年從杭州大學(現為浙江大學)歷史系畢業後分配到浙江公安高等專科學校任教的，教的是中國革命史。1993年至1 996年，因捲入一個民事官司(即後面將要提到的「特種經濟作物”案件)，我初步學習了一些法律基礎知識。1997年，我第一次報考了全國律師資格考試。因為以前從來沒有系統地學過法律，對第一年的考試我是抱著試試看的心態去參加的，目的是為來年的考試打好基礎。這一年，我一邊做生意(在街頭給人家修拉鏈)，一邊學法律。初次考試，我心裏很緊張，每份試卷的題目都覺得很陌生，四份試卷都答得很匆忙，沒有時間檢查，還有部份題目沒有做出來。這一年，我的考分是21 9分(卷一62，卷二58，卷三53，卷四46)。第一次參加考試，能取得這樣的成績，我信心很足，所以從1998年2月拿到成績單後，我就沒有去做生意，一心一意在家裏複習，幾乎從每天早上7點學到晚上12點，系統地學習了律師資格考試所需要的各門法律。98年臨場時，我覺得比前一年熟練多了，試題幾乎完全部做完(僅第四卷有一道題只做了一半)。考完後，我心裏感到很踏實，覺得平均每門70分是有把握的，我還去聯繫了實習的律師事務所。但是，成績單上的分數卻大大出人意料，在前次取得較好成績的基礎上我苦讀了七個月，僅僅增加了9分，總分為228分(62、60、67、39)。對於這個成績，我無論如何也不相信，拿1997年相比，前一年的試題都很陌生，而後一年基本上都很熟悉。特別是第四卷，97年共12題，我只做出了9題，得46分，而 98年共1 0題，我只有半題沒有做，卻只有39分，於是提出了複查申請，但一直沒有得到答覆。1999年，我又複習五個月，第三次參加了考試。這次考試我比前兩次更加熟練，其中第一卷、第二卷我在做完後都從容地進行了檢查，但成績僅比98年多1分(62、70、66、3 l、共229分)。，對此，我極為不服，要求全面複查，但仍無回音。今年，我又複習了五個月．再次參加考試，考完後，我信心百倍，因為今年我對試題已相當熟悉。每份考卷我都有充裕的時間檢查一遍，加上今年沒有考外語，10分不會白丟(往年的考試都有10分外語試題，我的外語不好，10分都白白丟掉)。然而，今年成績單上的分數更加令人難以置信，總分僅204分(55、49、59、41分)！以我歷次參加考試的經驗來分析，基礎一年比一年紮實，臨場一年比一年熟練；以歷年的試題來分析，1996年和1997年兩年試題的難度較大，98、99、2000年三年的試題相對要容易一些，而2000年試題的難度更小，所以，我的考試成績不可能停留在一個水平上甚至更差(204分)。1998年、1999年律師資格的最低錄取線都事先劃定為240分，而這兩年我成績單上的成績都相差10分左右；2000年的最低錄取線事先沒有劃定，所以今年我的成績單上的成績就變成了204分，低於210分!毫無疑問，這是陰謀。我的考分實際上從1998年來就一直被政法當局扣壓。
我確信，我已被中共當局上了「黑名單」。按照中國共產黨專制獨裁的一貫政策，它是決不讓持不同政見的人士進入律師隊伍的。90年代初，我曾提出過「改造中國共產黨」，「共產黨應建立新黨」和「國家的機器國家化」(即軍隊、公安、檢察、法院、監獄及其他司法機關非黨化)的主張，因此而被浙江省公安廳和浙江公安高等專科學校開除黨籍和公職。1 993年，浙江省的幾家報紙為江湖騙子大做「特種經濟作物」的虛假廣告，導致浙江二十多縣農民上當受騙，損失慘重，為此農民將報社告上法庭。我當時已失去工作，回老家同農民一起種「特種經濟作物」，因此也成為原告，並被推為訴訟代表人之一。但一審、二審法院都判農民敗訴，農民又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請再審，又被駁回。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我代表農民向「中國人權」組織求助。1 998年八、九月間，「中國人權」主席劉青從紐約給我寄來一封信，但被當局截取，於是我不僅上了「黑名單”，而且行動也受到監控。政法當局扣壓我考分的目的，是為了阻止我進入律師隊伍，當然，當局採取這種做法，目標並不是針對我個人的，而是針對國內一大批持不同政見人士的。
中國共產黨根據其獨裁統治的需要，不僅壟斷軍隊和政法機關，而且連律師行業也要壟斷。軍隊和公檢法司等政法機關由於受中共的「絕對領導」，把關十分嚴格，異見人士要進入這些機關是不可能的。但自從1986年我國實行律師資格考試後，特別是1996年《律師法》頒布後，律師名義上已成為自由職業，法律對取得律師資格並無政治上的限制，所以有些異見人也通過考試取得了律師資格，如安均，周國強，王文江等。由於律師活動領域廣，社會影響大，異見人士進入律師隊伍更引起中共的恐慌，便採取種種卑劣手段阻止異見人士取得律師資格。按照《律師法》的規定，任何公民只要通過全國律師資格考試，便可依法取得律師資格，要取消異見人士的律師資格，沒有法律上的依據，於是就在考試成績上搞暗箱操作，採取釜底抽薪的辦法來阻止異見人士進入律師隊伍——就我個人的遭遇而言，這些陰謀已昭然若揭。這是對法律的褻瀆，對公民權利的侵犯。在此，我代表和我有同樣遭遇的其他異見人士向當局表示最強烈的抗議，要求如實公佈我們的考試成績，並對直接責任者進行法律追究。
歷史已進入21世紀，法治已成為時代的主流，中共十五大亦將「依法治國」寫進了它的政治報告。但是，縱觀中共近幾年的所作所為，仍然是在「依人治國，以權治國」，而不是依法治國。它在政治上仍是那樣保守，在思想上仍是那樣殭化，對待「異已」仍是那樣心胸狹窄，這不禁令國人大失所望。法治時代，「國家機器」應該國家化，而非某個執政黨化，不應該「絕對領導」。我認為，只要忠於國家，忠於人民，忠於職守，有知識，有能力的公民，都可進入「國家機器」，為國效力，而不應以政治立場劃線，把執政黨的「異己」排斥在外，更不應連律師這樣的職業也進行壟斷。
作為中國公民，我有權利捍衛自己合法權益，也有義務向國家領導人提出對國家有益的建議。由於我國政府的領導人慣於暗箱操作，所以這封致各位的公開信，只好通過有關人權組織予以發表，謹請諒解和寬容。
上書人：呂耿松
2000年12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