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6月04日訊】失去的昨日，又是一個六一兒童節。這個節日當然屬於兒童，也當然應當是快樂的。我也有過童年，當然也過過這個節日，如今，我已老矣，歲月如煙，往事依稀，仔細搜索記憶，這個節日給當年還是兒童的我帶來過快樂嗎？我記不得了，真的記不得了。如果非要我說實話的話，那就是希望這一天能夠放假，讓我逃離學校，自由地玩耍一天。然而在我整個小學年代的那六年中，似乎每年的這個節日都只放過半天假；另外那個半天，都被集體活動了，開大會，載歌載舞，隊旗飄飄，鼓號齊鳴……
人老了，變得務實起來了，可能肚子裡裝的知識越來越多的關係使然吧，如今的我早已明瞭了一個真理：所有的快樂，都脫離不了物質基礎。你想想，飢腸轆轆的人，他有快樂可言嗎？托父母的福，兒童年代的我，的確沒餓過肚子，飽漢不知餓漢饑，所以，那時的我，便以為快樂就是脫離老師和家長的管束，自由的玩耍。直到一輛汽車把我送到一個荒山崗上，從此開始了知識青年的生活後，我才品嚐到了甚麼是讓人無法忍受的飢餓；以及在飢餓狀態下的那種頭暈目眩。上山下鄉的那兩年，是我人生在飢餓道路上暈暈乎乎行走的兩年。我恐懼那條昏暗的道路，要是有人還想讓我重新踏上那條道路的話，我將詛咒他全家。
還是回到兒童節的閒話上來吧，活到祖父級別的份上了，自然會對那些兒童的生活比較上心，因為，我的未來，已經都變成赤裸裸的、毫無詩意的現實了，但是人這種動物又非常奇怪，因為你只要是個人，你都會有夢想，夢想是啥？未來，未來是啥？孩子。讓孩子們，儘管與我八竿子打不到的普天之下的孩子們，都能擁有衣食無憂、天真浪漫、快樂幸福的童年；願他們每個兒童節都像蜜糖一樣、像鮮花一樣、像清晨的陽光一樣，這就是我的夢想。道理忒簡單：孩子們就是我們的未來，我們這些基本上無望的人，只好把對未來的憧憬，寄託到他們身上去，或許這是一種無奈吧。那些尚在童年時代的孩子們的不幸夭折，比如在克拉瑪依大火災中、在五一二大地震中不幸喪生的孩子們，時常讓我痛心不已，為啥？因為他們的夭折，使得我對未來的夢想變得殘缺不全、支離破碎。
六一節的前一天，國內某微博上出現了一條圖片新聞——三百名重慶老知青包火車重返當年插隊的雲南。這三百名老知青活到今天的年歲，應該與我的年紀相彷吧，沒準兒，還比我大一些。我真鬧不懂，他們當年沒有飢腸轆轆過？那段讓人永生難忘的變相囚徒般的歲月，竟然還能讓他們流連忘返？只有一個結論——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對某些人的控制力與型塑力，簡直太強大，也簡直太可怕了。
鐮刀斧頭的符號，曾經無情改造了我們的生活，而且還繼續在控制與規訓我們下一代的人生。這個象徵著暴力與集體之力量的符號，是與自由、快樂沒有共同語言的東西，不僅沒有共同語言，而且它還極端排斥個人的幸福與自由。在這個符號的下面，應是冷漠的、機器般的人生。
八九年前的一期《南方週末》上，曾用整整一版的篇幅，報導了一個歐洲移民在美國白宮廣場前進行了十多年一個人戰爭的抗議，她吃喝都在那廣場一角，她那完全有悖於我對廣場與權力認知經驗的故事，讓我記憶猶新，讓我耿耿於懷。前兩天，劉曉原律師在微博客上發了一組他在美國華盛頓訪問時拍下的照片，下面的一幅就是其中之一。一位老先生，冒著大雨，蝸居在白宮北廣場上搭建的一個臨時帳篷中，臉上塗抹著油彩，懷中抱著一個筆記本電腦，據老劉瞭解，此先生在此抗議了好幾年了，居然沒有警察前去驅趕。我看到這幅圖片後，立馬在老劉的圖片後跟帖：「還有一個歐洲裔女移民因抗議美國的核武器戰略也在那裡居住了十多年呢，可惜，我手上沒有照片作證。」
互聯網真神奇，我的跟帖很快就被一個名叫@范桶的圍脖兒看到了，他說：我有她的照片，不過，在我辦公室，明天我發給你看；於是，那個「擾亂公共秩序」的歐洲女移民的照片，就在第二天出現在那個門戶網站的圍脖兒上了。
昨天，也就是2011年的六一兒童節，我在北京的那個腦子裡只有一根筋的傻逼弟弟，帶著他的媳婦兒，以及一男一女倆孩子，早早地從他那位於大興區團河某社區的家裏出了門，他好幾天前就放風了，他說，他要帶這一家人前去「我們的心臟」放風箏，讓風箏從孩子們的手上，自由地飛上藍天，鑽入白雲。然而，這一家人還沒走出大興的地界兒，就被一群制服男給困住了，我這哥兒們忒不服氣，「憑嘛不讓我帶孩子去那個地方放風箏呀？憑嘛呀？！」他問那群一臉冰霜的制服男，這些早已被鐮刀斧頭符號化後的機器人們，怎麼能給他一個「憑嘛」呢？總之，因為你不能去，所以你就不能去，你一定要去，我們就一定對你不客氣！
孩子他爸一手從孩子手上拿過那把木頭大刀，另一隻手抱著兩歲的小丫頭，身後帶著媳婦兒和年幼的兒子左衝右突，和那些圍追堵截他們的制服男們玩起了一場長達數小時的不愉快的躲貓貓遊戲。遊戲的結局便是，這一家人被迫放棄了一個小小的，但卻是非常奢華的夢想——到那個「我們的心臟」，陪倆孩子自由歡樂地放一次風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