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4月06日訊】（大紀元記者杜國輝紐約採訪報導）3月31日，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和國際事務學院教授、國務院前政策計劃處主任斯勞特（Prof. Anne-Marie Slaughter）女士和紐約大學新媒體專業教授施厄基（Prof. Clay Shirky）應邀在外交協會舉行座談會， 就社會媒體與政治形勢的變化介紹了他們的觀點。
互聯網、社會媒體改變了人們的行為模式
斯勞特教授認為，互聯網是人們的生存空間， 她從未想過人們要連接美國， 從美國下載美式的民主作為自己的基本模型，而且，儘管人們尊重美國的政府，人們也不會建議他人下載美國的非常兩極化的（政治）系統。 她認為，自由應該包括可以連接3方面：第一是互聯網，互聯網是人們生活的地方，如果誰被切斷連接，基本上就是被切斷了與21世紀這個世界的聯繫。第二是自由地連接人們所需要的任何資訊， 其中包括社區裏的異議人士、西方世界等。第三，連接人們，這種連接使得人們有巨大的勇氣去做他們單獨時不敢做的事情。21世紀的外交不再是政府對政府，而是政府對社區、政府對人群。
互聯網、社會媒體在「阿拉伯春風」中的作用
施厄基教授表示，他不知道是否互聯網、社會媒體在「阿拉伯春風」中的作用像媒體描述的那麼大。他認為，「所有的革命都是綜合原因的革命」。分析所有的原因就需要至少10年時間，突出社會媒體的作用也是錯誤的。事實是一群受過教育的、無業的憤怒的人們，他們的政府試圖防止這些人協調他們憤怒的舉動， 他們使用了這些工具來促進溝通以達成他們的政治目標，「推特革命」是編輯加的標題，並非作者們的原意。幾乎沒有人說：是推特引起了突尼斯的革命，
如果沒有互聯網、社交媒體這近10年來在科技上的發展，就沒有這次革命的成功？
斯勞特教授認為不是。 但是可能和人們想的不同，她認為，由於（政府）用於鎮壓的科學技術在不斷發展，自由的社會媒體也要不斷進步。但是真正引起革命的因素是對（社會）經濟、政治方面的不滿， 以及那些個人的非凡的勇氣，比如那個突尼斯的年輕人，他在受到委屈時採取的是最古老的抗議方式：自焚，而不是傷害別人。
社會媒體對那些喜歡對自己的人民動武的政權能做些甚麼
施厄基教授表示，如果一個國家希望在現代或者工業社會生存，就得至少給工人們一個手機，而那就給了工人們某種程度的通信自由，在現在如此廣泛的使用情況下，結果無人可以預料。
斯勞特教授指出，當政府面對是否要射殺自己的百姓時，埃及軍人決定不執行。當然， 美國可以驕傲地承認與如此多的埃及軍人有聯繫，而且在其間有很多互動，埃及軍人明白：職業軍人是不會向自己的人民開槍的，職業軍人的職責是保衛自己的國家， 而不是任何一個政府。當然在利比亞，卡札菲有不同的觀點。
她認為美國應該有所作為，因為， 一旦達到一定程度，如果不作為，實際就是發出一個信息： 不僅暴力可行，而且還可以達到任何程度。以現在的科技水平，採取大規模暴力越來越難，歷史上的暴力狂都不公開干，而是隱蔽著干，正如蘇聯的古拉格，人們不知道他們（政府）幹了些甚麼。他們（政府）的言與行不符，（而科技）可以使那些暴行曝光，令那些政權更加難以自圓其說。
斯勞特教授認為，阿拉伯革命中的主導理想就是對基本人權的要求。
中國是否可以只發生經濟革命，而不發生政治革命？
施厄基教授認為不能。他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中共執政不會再超過10年，人們沒見過任何一個獨裁的工業國家能夠存在超過70年。
斯勞特教授認為，的確低層的自由化，即允許人民參與基層活動的自由較過去變化非常大，但同時，中共非常擔心，特別是最近，大家可能沒有注意到，中（共）近來有系統地抓捕社會媒體的創作者，如部落格（博客）作者，關閉網吧等等。 中（共）擔心，就會有些個人付出代價。 中國正在縮緊對（自由）的控制。 在中國生活過，才能理解中國人在社會的動盪中受過如此多的苦難，他們渴望社會穩定，所以可能會允許社會演變而不是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