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4月13日訊】與許多國家相比，中國的國土面積廣闊，其中東西部差別尤大。主要表現為西部的自然條件惡劣，但資源優勢又為東部不及；於是，政府早在十年前就提出了「西部大開發」的戰略。開發西部當然是好事，美國在歷史上也有過旨在開發西部的「西進運動」，但千萬不要把「西部大開發」變成「西部大開挖」。比如我的老家陝北，自從發現石油和天然氣以後，無節制的開採已經使好多地方河水斷流，井水枯竭，房屋開裂塌陷，空氣裡瀰漫著厚厚的煤煙味；而且依照目前的瘋挖速度，用不了多少年就會開挖淨盡。那麼，一個現實的問題是，當這些資源被挖完後，子孫後代吃什麼？
但有一個問題比這個問題更現實，那就是：誰會問這個問題？一個五年一屆的縣長、鄉長，憑什麼要對五十年，甚至五百年以後的子孫負責？而且依照現在「異地為官」的制度，這些縣長、鄉長本來就不是這個地方的人，這些子孫本來就不是他的子孫，他憑什麼要負責？既然目前的人性還做不到「愛人如己」，那麼，人愛他人或某個地方只能是由近及遠的輻射，比如我愛我的故鄉，是因為這個地方有我的親人，有我的袍澤故舊，有我井水共飲的父老鄉親。對我來說，它不僅僅是一塊地，而是更深層次地聯繫著我的價值、我的信仰、我的情感和記憶。它是我的祖宗廬墓所在地。但當這個地方和我毫無瓜葛，我來此地不過是因為上峰的一紙命令，千里做官為的吃穿，我吃夠、穿夠就行了，憑什麼要替你五十年甚至五百年以後的子孫考慮？等你的子孫吃不上飯的時候，我在哪裡？這就牽涉出一個政府的制度設計問題。
的確，政府出現以後解決了不少問題，但它帶來的問題比解決了的問題更多。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政府本身。主要表現為，政府積聚起巨大的財力和權力後，不再為公眾服務，而只為自己服務。所謂「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道德經》第77章）。一直到「有餘的」越來越「有餘」，「不足的」越來越「不足」，快要餓死的時候，暴力革命就如約而至。
一般來說，靠暴力上台的一二代領導人，對暴力的可怕還記憶猶新，所謂的「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可當他們的三代、四代子孫興起的時候，就只能記得「載舟」了，「覆舟」的事情他們沒見過，於是一樣的橫徵暴斂，一樣的特務滿天飛。直至下一個起義領袖砍掉他的腦袋為止。於是推翻，建立，再推翻，再建立，人類就這樣在治亂循環中走過了上千年。一直到公元1800年前後終於摸索出一條不再流血的途徑。即一個國家和地區不再通過世襲和暴力，而是通過票選推出自己的領導人。它的標誌就是美國憲法的誕生。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以成文法的形式，宣佈國家保障人權，限制政府，政府的權力來自被統治者的同意。具體辦法就是三權分立、多黨執政、票選領導人和地方分權自治。
村村生來平等
對於權力的制約，人們已經談得很多了。除了一部分嘴硬心虛的人而外，多數傾向於認為，權力必須加以制約，否則就會導向腐敗，絕對權力絕對腐敗；但對權力的分散，即地方自治，人們還抱有疑義，認為一旦地方自治，就會天下大亂。實際上，如果說人人生來平等是天賦人權的話，那麼，村村生來平等，鄉鄉生來平等，縣縣生來平等，省省生來平等，也是天賦人權。道理很簡單，如果我的村和你的村生來就不平等的話，那麼，我怎能和你生來平等？以此類推，鄉、縣、省都一樣，你說省省生來平等，但我居住的陝西和你居住的北京高考錄取線都差幾十分，誰相信？也就是說，不僅要人人平等，而且要村村平等，鄉鄉平等，縣縣平等，省省平等。人人生來平等，本來就應當包含這樣的涵義：即每個人生下來後居住的地方是平等的，你落腳的地方和我落腳的地方在權利的源頭上是一致的。我們都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地勞動，自由地歌唱，自由地買賣。我們不能設想有這樣一個上帝：他把我們出生在一個地方，同時又宣佈這個地方不屬於我們，我們腳下站立的土地是屬於一個叫「集體」的組織的，我們交換自己的勞動產品還需要經過「組織同意」。
以往的一切經驗都證明，只要一個地方的居民不被捆住手腳，他們可以自由謀生、自由交換，即使這個地方的自然條件十分惡劣，他們也總會找到適合本地區發展的優勢產業的。只有那些把一切土地都收歸國有，農民不僅沒有耕作的自由，甚至連討飯的自由也沒有的國家，才會在風調雨順的季節，發生餓死三千萬人的大悲劇。常識告訴我們，誰對這塊土地的習性最瞭解？誰還沒有走到地邊就能聞見什麼花開什麼草謝？不是專家，也不是教授，更不是主管農業的縣長、鄉長，而是世世代代生於斯長於斯最後長眠於斯的人們。
他們不要政府制定什麼「惠農政策」，實際上，只要政府不根據意識形態的條條框框設置貿易壁壘，把是農民的還給農民，他們就會拿出自己的拳頭產品和別人交換。而財富就是通過交換得來的，比如，世代生活在陝西子長縣高家墕村的我父親，一年收穫土豆近兩萬斤，他與我母親即使天天吃土豆，也只能吃掉五百斤，剩下的如果沒有人來收購，就只能爛掉。陝北有石油，關中產小麥，但只有交換才能使雙方受益，因為石油不能當飯吃，也不能當飲料喝。關中人天天吃饅頭，沒有菜，也容易得糖尿病。因而不是勞動創造了財富，而是交換創造了財富。交換使雙方都享受到了自己不能生產的勞動成果。由此我們可以設想，上帝是喜歡市場經濟的，因為看著兒女們互通往來且互利互惠，他感到滿足。
當然，交換的前提是自由和平等。一個特權遍地、等級森嚴的社會是不可能有公平交易的。《賣炭翁》中的老漢頂風冒雪，將千餘斤木炭拉到城南，指望賣個好價錢，但身著黃衣的「城管」卻連人帶車，吆喝到市政府門前，只給了兩丈紅布，一丈帶花紋的絲織品。如果雙方都有平等人權的話，賣炭翁會同意嗎？他要這帶花紋的絲織品幹什麼呢？因而政府的職能不是創造財富，它只要不侵犯別人的財富就夠了。只要它不看誰不順眼，就將其財產「充公」，或隔幾年來一次「打土豪，分田地」，人人都會積累起財富。
小河裡有水大河滿
過去有一句話叫「大河裡有水小河滿」。說這話的人有兩種可能：一是有意替集權者幫腔，二是沒見過河；否則，怎麼能說出這麼違反常識的話？因為凡長眼睛的都知道，不是「大河裡有水小河滿」，而是「小河裡有水大河滿」。因為大河的水不是天生的，而是由小河聚齊的。小河沒有水了，大河就不會有水。小河永遠高於大河。沒有小河，大河就不存在了；但沒有大河，小河還是小河。我想把這段兒歌唸給搞政治、經濟的專家、教授聽，又怕他們聽不懂。
有人也許會問：既然小河永遠高於大河，那麼，為什麼要流向大河呢？因為大河的水可以作為小河的保障源頭，功能上相當於一個蓄水庫。當小河漲滿時，它可以替小河儲存起來；當小河水不足時，它又可以作為補充水抽調回來。性質上相當於一筆「活期存款」，利息都給看管水庫、維護水庫的發了工資。當然，從產權上講，存在大河的水仍然是屬於小河的，大河不過是暫時替它保管；但慢慢地，隨著大河的水越聚越多，多到足可以淹沒任何一條小河時，情況就變了。首先是從大河的水手那裡，聽到了不好的消息，說是大河的看管員已經把大河據為己有了。他們在水上建了幾座水電站，放了幾艘遊樂艇，所得收入都給維修員、看管員娶了婆姨，蓋了房子。其次是大河不再管小河的死活。儘管小河還是加班加點，流向大河，連孔夫子見了都表揚說：「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但在小河遭遇塌方、洩漏或水源不足時，大河根本不管。要麼是電話打不通，要麼說是轉到了靈通秘書檯，總之是聯繫不上。尤其令人氣憤的是，當小河派代表覲見大河時，大河要麼躲著不見，要麼把他們安排在一些臭蟲、跳蚤亂飛的小旅館裡拖延時間。當這些代表實在無法忍受，來到堤壩上呼口號時，電閘的轟鳴聲突然響起，口號無人聽見不要緊，代表中的幾個老漢因為心跳驟然加快，當場昏厥。剩下的只好把這幾個昏厥的老漢抬回來，並連夜開會，提出「無代表，不納稅」。也就是在小河的出口處築起一道堤壩，宣佈不再向大河供水。
美國就這樣誕生了。
在自治中學習自治
美國獨立以後，有人擔心民眾沒有能力治理自己。如第二任總統亞當斯，他從法國大革命的恐怖現實中得出啟示，認為民眾的權力如不加以限制，就會形成「多數人的暴政」，那情景就好像醉酒者騎上烈馬，「猛烈抽打他們的坐騎，拚命加速狂奔，直到馬送了命，自己也摔斷脖子為止。」但傑弗遜不這麼看，他從歐洲啟蒙主義的立場出發，對人的理性和自覺抱有十分樂觀的信念，認為「老百姓完全有能力管理好這個社會，大多數人的意志才是人權的惟一捍衛者」。為此，他終生鼓吹言論自由，認為暢通無阻的信息是啟迪民智的最好工具。他的名言是：「當新聞獲得自由，而且任何人都能閱讀報紙的時候，一切都平安無事了。」
今天我們中的好多人還對民眾懷有偏見，對他們的自治能力抱有極深的疑慮，認為他們「素質低」，不配享有自由；但對比一下二百多年前這位美國民主先驅的話，我們不難發現，如果真的是「素質低」，那麼首先要做的不正是「提高素質」嗎？而「提高素質」的最佳辦法就是擴大知情權。你不能一邊捂著蓋子，一邊對民眾說：你看你們的素質！竟然不知道里面藏的什麼！
實際上，那些對民眾的理智和判斷力充滿擔憂的論調都是託辭。經驗反而證明，不論在什麼時代、什麼國家，民眾只要有機會獲得客觀而公正的資訊，他們總會對事物作出正確的估價。我國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實施十餘年了，儘管存在不少問題，但總的說來，沒有天下大亂。民主制度的目標本來就不是要尋求完美，而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沒有別的更好的替代。如果說這種來自基層的自治形式，還存在著諸如賄選、大家族說了算等一系列問題，那我們也只能讓他們在民主中學習民主，在自治中學習自治。你不能因為一個小孩端不了碗，就不讓他吃飯，不會游泳就不讓他進游泳館。想游泳就得下水，這是任何一個小孩都知道的常識，儘管游泳會死人，但這個世界本來就沒有免費的自由。
把是他們的還給他們
陝北自從發現石油、煤和天然氣以後，地下有資源的村莊很快就富了。因為打井要佔地，挖煤也要佔地，鑽采公司會根據開採量付給村裡一筆「土地佔用費」，有時數額不菲。但問題也恰好出在這「數額不菲」上。因為凡是矛盾尖銳的都是數額不菲的村子，反倒是沒有土地被佔或佔得很少的村子，呈現出一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太平景象。是因為這些村子的村民都是羲皇上人，不懂得錢的妙處嗎？不是；是因為那些數額不菲的村子不會管理這筆錢嗎？也不是。真正的原因是，凡是數額不菲的村子都有政府插手。因為根據《村委組織法》，鄉、鎮政府對村委會的工作「不得干預」，但可「給予指導」。不插手，怎麼指導？
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2003年延安、榆林兩市強行收回民營油井的事。表面的理由當然是「減少污染」、「集中管理」等冠冕堂皇的話，但真正的原因是「與民爭利」。受制於地理條件，陝北的油田不像大慶、克拉瑪依等大油田呈有規模的片狀分佈，而是像雞窩一樣散落在山溝峁梁裡。油的分佈也很不均衡，打出來的井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干井，因此大型的國營企業都覺得風險大，成本高，不願意開採。政府只好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招商引資，鼓勵民營資本介入當地的石油開採。民營資本的最大好處是產權明晰，管理靈活，出了事有人負責，因而，沒過幾年這些雞窩窪裡的油井就呈現出一片火紅的景象。於是政府中的一些人就坐不住了，又是制定政策，又是變更合同，最後不惜動用警力推倒他們的井架，封鎖他們的井場，將這些私營老闆綁赴刑場示眾，稱他們為「油霸」。一時人們以為「文化大革命」又來了，年齡大些的老人甚至以為政府又要搞「土改」了。
反倒是沒有土地被佔或佔得很少的村莊，依舊鑿井而飲，耕田而食，一副「富貴於我如浮雲」的姿態。因為這些村子沒有利益或利益很小，政府不屑「與民爭利」。比如，我們村——陝西子長縣北的高家墕村就是這樣一個仁義充塞的「君子國」。這個小山村雖然偏僻，但有一半的河流要流向縣城，縣政府為了保證城內居民的供水安全，規定該流域不得開採。但你說一點好處也沒撈到也不對，因為周圍有些村打了井，他們的油要拉出去就得修路，修路就得佔地，佔地的費用鑽采公司一般都一次性地付給了村長。村長將錢領到手後，會留出一部分用於維護村裡的水井和電線杆，繳納村裡的公共電費，剩下的都按人頭髮到了每家每戶。一般是一年結算一次，截止日期是發錢之日的昨夜12點。即昨夜12點以前出生的小孩，未嫁出去的女子，娶回來的婆姨，沒有死去的老人都有份。當然也有鑽空子的，比如娶婆姨都在分紅以前，嫁女子都在分紅以後。只有生小孩、老人去世不好作弊，你總不能為了分紅早產幾小時，或非得等到12點才肯嚥氣。因此表面上看有人鑽空子，但實際上對誰都一樣，非常公道。村長也是大家選出來的，按輩分我要叫他叔叔，但我常叫他「黨和國家最低領導人」。村中因為留出的錢太有限，因此你不用擔心他會拿出一筆給他爹造銅像，或者承辦「鄉運會」、「縣博會」之類莫名其妙的「盛會」。村中也沒有出現以他或他爹命名的大道，因為凡大道縣上都起了名字，剩下的都是羊腸小道，人走得少，羊走得多，他嫌丟人。
因而不用你勞神，整天替他們想「開發」、「傾斜」一類的好事。你只要不侵犯他們，把是他們的還給他們，他們自然就能「發展」。《村委組織法》上規定有「昨夜12點」的條款嗎？當然沒有；但只要沒有過多的權力干涉，他們自然就會摸索出一套適合他們自己的治理辦法。
上帝幹嘛不把人生在空中？
具體到西部，憑藉遼闊的地理優勢，豐富的地下資源，深厚的文化積澱，我想西部人完全有能力像當年美國的「西部牛仔」一樣開發西部。現在要做的就是：把西部的還給西部，把東部的還給東部；不僅要把西部的還給西部，在此基礎上，還要把陝西的還給陝西，把子長的還給子長，把高家墕的還給高家墕，把我爸的還給我爸。這不是笑話，我認為從任何一個角度上看，個人都應當成為國家和社會服務的目標，而不是相反。國家和政府存在的惟一理由就是保障個人財產，增進個人自由；否則要國家、政府幹什麼？過去人們認為，國家，國家，先有國，後有家。只有國家富強了，人民才會富強。實際上正好相反，只有人民富強了，國家才會富強。再具體地說就是，我爸富則國富，我爸強則國強，我爸自由則國自由。
也許有人會問，你爸怎樣才能自由呢？你要人家還你爸的什麼呢？答曰：他腳下的黃土。因為上天雖然把他降生在子長縣的高家墕，但自從他出生的那天起，他就沒有屬於自己的那怕一寸土地。他終其一生都躺臥、站立在別人的土地上，他對他耕種的土地而言，是一個外來的闖入者，而不是一個所有者。而自然賦予人類的理性告訴我們，上帝決不會是一個擲骰子的人。他愛世人，就不會把一個人扔在地上，又不給他賴以生存的土地。如果上帝把一個人降生在某個地方，而這個地方連他枕頭的土壤也沒有，那麼上帝幹嘛不把他生在空中，像飛鳥或昆蟲一樣？
照我理解，上帝既然把一個人出生在某個地方，就同時在這個地方賜予了他一塊土地。這塊土地因為「受封」於上帝，而不是人間的任何君王，因此，「封地」的主人可以繼承，可以買賣，但惟獨不能被褫奪。這就是我們常說的「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中「神聖」一詞的真正含義。那麼，為什麼說這塊「封地」就應當在他落草的地方呢？因為上帝造一切物都遵循便利和省力的原則。我們不能假設上帝把一個人降生在陝北，又賜封於紐約——如果那樣的話，即使「封地」再大再肥，這個人也會餓死。
而現在的情況是，全中國人上至國家元首，下至平民百姓，沒有一個人擁有那怕一寸土地。當然領導開會的時候，還會說「農民是土地的主人」，但實際上，當我還是一個早慧的少年的時候，我就知道這話是騙人的。證據是：我幼年時有很長時間吃不飽飯，我母親在參加完集體勞動後，會溜在後邊，偷偷摘幾把苜蓿裝在兜裡，拿回家給我們蒸著吃。如果農民真是土地的主人，主人怎麼會偷自家的東西呢？我倒覺得，古語說的「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可以真實反映中國農民的處境。「下無立錐之地」是說他們沒有錐尖大小的土地是自己的，「上無片瓦」不一定確切，但因為「下無立錐之地」，所以即使有「片瓦」，也是臨時的，寄存的，推土機一來就不見了。因而現代漢語裡的「片瓦」，應當解釋為「只能存在片時的瓦」。
也就是老百姓說的「浮財」，「浮」在上面的「財」。只有把「浮財」變為「恆產」，恆定不動的產，人們才會真正熱愛勞動，熱愛家園。
主人不會破壞自己的東西
過去有一種說法，認為農民對土地的感情是天然的。不對！正確的說法是，農民對自己的土地的感情才是天然的。一個人怎麼能對別人的東西有天然的感情呢？可一些詩人不懂，到農村去采風，為了表達對農民以及土地的讚美，就大聲地朗誦起這話來，誰知農民聽了很生氣，認為這些「屎人」在罵他們。因為只有賊才會惦記別人的東西。
只有土地私有化了，農民才會真正愛惜土地。土地養育萬物的功能也才能充分發揮。對只有臨時使用權的土地，不管是幾年一「調整」，農民都不會過於愛惜。原因很簡單：這地今年我種了，明年不知會轉到誰家，我憑什麼不多撒化肥？即使我擔心土壤板結，全用農家肥，怎麼能保證其他農民都和我一樣？草地也一樣，如果這塊草場是在幾十個牧民之間輪流轉圈，那麼我憑什麼要考慮它的再生能力？這些農民、牧民對土地、草地的短期行為恰好說明，這些土地、草地不是他們自己的。因為主人不會破壞自己的東西。
囿於意識形態的教條，這些土地當初不能私有化，因為在一些人心目中，「私有化」是洪水猛獸樣的東西，於是只好半遮半掩，來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可這名字恰好暴露了，農民不是土地的主人；如果真是主人，還用得著強調「責任」嗎？比如，我手邊的這個杯子，我就叫它杯子；如果有人覺得不好聽，改成「家庭聯產承包責任杯」，那這杯子就肯定不是我的了。因為一個人不能承包自己的東西。
有人擔心土地私有化以後，許多農民會因人多地少流離失所，得不到溫飽；但實際上現在土地歸集體所有，又有多少人種地？又有多少農民工流離到城市，誰管過？也有些人擔心土地私有化以後，會形成新一輪的土地兼併。豪強地主會乘勢與官府勾結霸佔農民的土地，流離失所的農民會像歷史上反覆出現過的那樣再次起義。這種擔心不能說沒有道理，因為土地私有化以後，買賣必然會以合法的方式進行，就像我們在市場上買菜一樣。這樣，一些人的地多了，另一些人的就必然少了，這應視為正常。工商業時代也不會像農業時代一樣，一個人一旦失去土地，就會無家可歸。國家統計局的數字顯示，2009年全國共有農民工近2.3億，其中嘯聚山林的有多少？而且隨著社會自由度的提高，專業化分工會越來越細，城市就業的崗位也必然會成倍增長。因而，認為農民一旦失去土地就會揭竿而起，仍然是農業時代的思維。
倒是地方豪強和官府勾結，巧取豪奪農民的土地，的確是個問題。我們的教科書也常以此來指責「封建社會」的黑暗。但如果真是這樣，問題也不在「私有」，而在「豪強」；甚至要我說，也不在豪強，而在官府。為什麼官府總和豪強勾結，不和農民勾結呢？看看現在的房地產業就知道了。任何時代任何社會權力如得不到有效制約，就必然產生腐敗。木必自腐，而後蟲生，與其譴責豪強，不如改良制度，更不要扯到「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制」上。一個少女由於漂亮遭人強姦，官府不去捉拿強姦犯，而是毀了這個少女的容，你說是對還是錯？
2010年11月26日～12月2日草於長安飲馬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