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1月12日訊】中國物價不斷上漲，壓得老百姓喘不過氣來。形形色色解釋物價上漲的說法，該信哪一個。
這裡是位於北京郊區的農副產品批發市場，像這樣的批發市場北京至少有28個。每天上千萬市民所需要的蔬菜、肉類、水果和禽蛋，就是從這裡經批發商的手，轉賣到散佈於京城各個角落的零售網點，最終再到千家萬戶的菜籃子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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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已經到了2010年的年末，和北京冬天的空氣同樣寒冷凝重的還有人們的表情。2010年以來，食品等生活日用品的價格幾乎每月都創新高，「國家統計局」公佈的10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達到4.4%，是25個月來的最高；11月份達到5.1%，創28個月來的新高。和不斷上升的物價一起出現的，還有不斷被發明出來的新名詞：「糖高宗」、「姜你軍」、「蒜你狠」、「豆你玩」。每一個新名詞都代表著一種價格迅速飆升的食品，在幽默調侃的同時，中低收入的百姓們也越來越直率地表達自己的不滿。
北京市民：這是我買的豆角，2塊5 一斤，今年夏天還1塊錢1斤哪。
市民：胡蘿蔔都1塊3了，原來1塊錢2斤。怎麼承受，根本承受不了。像我們工資這麼低，怎麼承受啊？
旁白：面對快速攀昇的物價，不同角色的人心態明顯不同。普通市民最直接地感受到了荷包變癟，他們收不高，怨氣最大。在不少人的眼裡，把錢從他們口袋裡拿走的商販顯然是這次漲價的直接受益者。
市民：前一段時間是甚麼，物價飛漲百姓怨；政府著急商販樂。
旁白：可是零售商販也有一本難念的生意經，他們從漲價中真得到了甚麼好處嗎？
零售攤主：越便宜老百姓才消費得起，你很貴了老百姓就消費不起，這個錢誰掙了？批發商掙了。他說那都是瞎說，他不掙錢？最終誰掙錢，就是批發商掙錢。
旁白：可是那些從農民手裡收購農產品，並且將其從產地運輸到城市的經紀人和批發商們看起來也有一肚子倒不完的苦水，似乎他們也是受害者，而錢都被下一級批發商掙去了。
批發商：現在就這貨，跟這兒說9毛錢，現在賣多少錢，你來這兒就合一塊多，來這兒就合1塊1吧，1塊1毛五。現在賣多少錢，1塊錢、9毛錢，賠錢嘛。這一車賠四五千。
貨車業主：小批發商能掙錢，他一斤能提五毛到一塊。我們這些跑車的，一斤能提個一毛兩毛，你還得加上運費、加上油錢、加上人工消耗、車輛消耗，這就不掙錢了。
主持人：這真是很耐人尋味。在這一輪食品帶動的漲價風潮中，每個人都認為自己是受害者，而掙錢的另有其人。消費者抱怨零售商販，零售商又抱怨批發商，上一級批發商又推給下一級。那麼他們當中真的有人從漲價中獲益了嗎？到底是誰應該為此負責？這裡有誰在說謊嗎？ 要把這些問題梳清楚，似乎沒有想像中那麼簡單。
吳惠林：如果所有的東西價格都往上升，我想就非常簡單，一定是貨幣數量增加非常之多。如果大家都把錢埋起來，有錢都不拿去用，物價是不會上漲。如果你也去買我也去買，那個東西的量它沒有增加，你這個價格就會上漲。
謝田：出現了通貨膨脹誰受益誰受害了呢，只要是中產階級和貧窮的人都在受害，收入越低的人受害越大。對這些中低收入的人來說，他們本來收入中用於食物的支出就比較高，在中國可能高達40－50％，中低產人的收入都用在吃的上面。
吳惠林：物價全面上漲，而且上漲幅度非常大，而且又是一段很長的時間，這個叫做通貨膨脹。如果不是這樣，只是相對的物價上漲而已。
謝田：政府本身從多發鈔票中就得到收益，它從多發的錢可以增加自己的支出、增加工資、減少赤字。
旁白： 可是在中共政府方面， 卻有另一個說法。一方面國家統計局在11月份明確否認了「中國進入全面的通貨膨脹時期」，政府的貨幣政策是穩妥的；官方媒體的口徑是社會上存在著「通貨膨脹預期」；另一方面它又宣佈2010年的秋糧已經取得了豐收，供給充足，不存在短缺問題， 這就使得食品的漲價顯得尤其不可思議。
2010年10月，新華社引用了國內眾多官員和專家的評論說，農產品漲價的主要是流通環節的炒作。換句話說，蔬菜、食用油、糖、肉、蛋等商品的價格是在流通過程中被各級中間商逐步加價炒起來的。「中間環節」是造成這一波漲價的始作俑者。（出新聞標題：《農產品漲價集中在流通環節，中間商加價引不滿》）
旁白：按照大陸官方媒體的說法，從田間地頭到老百姓的餐桌，在中國農產品的流通要經過4－5個環節。首先由農產品的經紀人進行產地收購，把農民手中收穫的農作物集中起來；而後收取一定的中間費後賣給下一級經紀人，由後者組織運輸力量、僱傭司機，將貨物運送至銷地的農貿批發市場，賣給農貿市場的批發商；再由批發商將貨品分銷至超市、集貿市場，進入零售環節，最後到居民的菜籃子。根據大陸商務部的數據，每一個環節都會加價5％－10％，還有所謂業內人士爆料每個環節加價起過20％，五個環節走下來，農產品的漲價就超過了1倍。
旁白：一時間，「中間環節炒作論」成了佔據了中國媒體的顯要位置，成了口誅筆伐的對像。
（引用中央電視台：新聞1＋1：糧食豐收， 農產品介格上漲，對於農民無疑是個好消息，可是陸續的市場調研都發現，在農民那時原收購價並未水漲船高，獲利大量地集中在了商品的流通環節，這讓無數人對炒作農產品的中間商耿耿於懷。）
旁白：從10月份開始，中共政府開始採取干預物價的措施，先是向市場投放一部份國家儲備油和糖、查處散佈漲價信息和抬升價格的商家；11月溫家寶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推出平抑物價的16項措施，各省市跟進。整治流通環節、降低流通成本成了主要內容之一。
旁白：可是這一系「重拳」出擊以後，一段時間內的實際效果如何呢？從網民的討論看，有人講有小幅下降，但也有不少人表示並沒有感到明顯的變化。
「沒降！直接從種植園裡買菜會比較便宜」
「 不管用，那只能讓菜販子多賺點「
「哎，忽悠咱們老百姓！菜價甚麼時候才會降」
「沒有感覺降價！」
「沒覺得得降，還是那樣，太貴了」
「沒覺的，政府吹的吧」
市民採訪：（物價）沒怎麼控制下來，你（政府）說你的，我做我的；你有你的甚麼，我有對策。狠一點，（政府）不狠一點，咱們這個國家不就亂了套了。
主持人：「還要再狠一點」，這確實說出了一部份百姓心中的怨氣。在政府、傳媒、和國內一部份專家言之鑿鑿的指控之下，許多老百姓不加懷疑地將漲價歸罪於中間環節太多、流通過程太長、不良商家的炒作和囤積。真是這樣嗎？對市場營銷有著深入研究的，美國南卡萊羅那大學的謝田教授 ，對此有不同看法。
謝田：農產品存在腐爛變質的問題。糧食可能還好一點，蔬菜可能放幾天就會腐爛變質，所以從市場銷售的角度講，銷售渠道它不可能太長。太長的話時間拖得太久的話，蔬菜變質就失去了上市的意義。並不說中國人今天才開始吃蔬菜，以前為甚麼沒有這個通貨膨脹和蔬菜漲價，實際上就是說歸罪於銷售渠道是不合理的。
旁白：那麼，對於糖、油、糧食一類的可以長時間保存的農產品，是否存在著在流通過程中，投機資本惡意收購囤積，抬高物價的現象呢？謝田教授進一步認為，這種現象即使存在，但發生在中國、而較少發生在比較完全的市場經國家裏，也與中國在反龔斷與公平競爭方面的落後有關。
謝田：對於囤積，我們唯一的辦法就是公平競爭，如果有一個人、一個廠家在囤積，別的廠家可能不願意去囤積，不願意跟著這樣去做，會趁機去佔領市場。但我們必須預防的是，所有賣蔬菜的商家同時囤積，這就涉及到反拖拉斯法和反不道德競爭的問題，這是我們不能允許的，這是社會立法必須解決的。
旁白：中央電視台的《新聞1＋1》欄目製作的節目《漲價阻擊戰》當中，對於農產品的漲價，還有另一個解釋。就是：漲價，本身是對農民的補貼。因為城鎮職工可以通過漲工資增加收入，而農民只能通過農產品的漲價來增收。中國老百姓需要做好長遠來說，農產品價格將持續走高的心理準備。
（引用「新聞1＋1」）：
董倩：如果我們看長期以來跟工業品相比產品的價格是低估了。現在如果它漲價應該說是一種正常的回歸，可以這麼認為嗎？
周望軍：可以這麼說。因為在整個工業化、城鎮化的過程中，我們國家勞動力統計和資本加快向城市流動。農村這一塊應該說生產資源相對的投入較少，要靠農產品價格的上漲來彌補由於我們生產要素流動不均衡導致的空缺。
董倩: 就是對農民進行補貼？
周望軍：對農民進行補償。城鎮有工作的人，包括打工的農民都是有工資的，可以漲工資，農民沒有發工資，他的收入主要是靠農產品的價格上漲來彌補。
謝田：農民並沒有辦法直接從漲價中得到好處。因為通貨膨脹是全社會、全方位的，包括農民使用的、應用的所有生產資料、原料價格都在上漲的話，他們也不能從通貨膨脹中得到好處。實際上在很多發達國家比如美國，農業也是得到政府補貼的，但補貼的形式應該是在最後接照農產品的產量來補貼農民。
還有一些國家有鼓勵休耕的制度。中國並沒有一個真正補貼農民的休制和體系。我覺得這個說法，把政府政策不力，造成的通貨膨脹，這個錢用來說對農民進行補貼，這個說法是很無恥的。
主持人：是「通貨膨脹」還是「通貨膨脹預期」，這種名詞上的爭論對老百姓來說實在沒有意義。對普通百姓來講，生活成本的上升是實實在在的 。12月22日，中國「發改委」再次調漲汽油、柴油等成品油的價格。由於運輸成本的上升，不可避免地要傳遞到其他民生商品的價格上。這使得老百姓對生活成本的回落的期待更加難以在短期內實現。那麼，到底誰應該為這一輪通貨膨脹負責呢？
旁白：在形形色色關於當前中國通貨膨脹的討論中，「輸入性通貨膨脹」成了一個熱門經注濟術語。它的意思是指由於國外商品或生產要素價格的上漲，推高了國內的生產成本，引起國內物價持續上漲的現象。早在2007 年那一波物價上漲之時，就有人發表觀點，中國面臨著「輸入性通貨膨脹」。由於今年國際市場上石油、金屬、農產品等大宗貨物的漲價，更有人將其作為當前國內物價漲的主要原因之一。
旁白：2010年12月初，中國發改委價格監督檢查司司長許昆林在談到本次物價漲的原因時，將國際市場的輸入因素列為第二位。換言之，中國老百姓的荷毛縮水，很大程度上是外國人在惹禍。可是為甚麼國際市場上的原物料價格會上漲呢？有學者指出，恰恰是某些國家為追求經濟增長，採取高消耗的發展模式，其暴漲的需求拉高了國際市場原物料的價格，結果反過來推高了自己國內的物價。
吳惠林：我們看到，他們以為輸入的東西價格上漲才會引起我們的物價上漲，為甚麼這個樣呢？因為所謂的新興經濟國家這幾年在拚命地發展經濟，所以GDP越來越高。可是你不要忘記了，我們生產東西就要投入，你要有生產資源的，生產資源很多都不是我們自己國家的，都要從外國進口。大家在搶，這個資源價格它就上升了嘛。
旁白：12月份，中國央行連續採取加息，採取貨幣緊縮的政策，這也使得過去幾年間發行人民幣過多的指責，官方無法正面否認。但是與此同時還有另一種觀點被不少人津津樂道，就是所謂「熱錢惹禍」論。
旁白：所謂熱錢，又稱「游資」，是國際間流動的投機資本。哪裏熱它就往哪裏去；哪裏投機炒作的獲利高，它就往哪裏去。一些人認為由於美國採取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造成美元貶值的趨勢，持有美元的吸引力下降，而人民幣的升值前景良好，所以大量國際投機資本湧入中國，炒房、炒股、炒農產品。這是輸入性的資本，但進入中國後又匯兌成人民幣，加劇了流通中的貨幣過剩。換言之，即便真是流通中的人民幣過多了，美國人也要為中國老百姓的菜籃子漲價承擔一部份責任。
吳惠林：不成立的，其實最原始的還是「新興國家」自己造成的。就是貿易失衡，因為我們剛才一直提到了，就是出口的目地不只是為了賺錢而已，出口目地是為了要進口，出口越來來越多，進口相對的少，我就賺你的錢，這個叫外匯。外匯到我們國家來，一定要換成你自己國家的貨幣。
謝田：中共的貨幣政策是把貿易的出超，結存的貨幣換成了外匯儲備。中央銀行在囤積外匯儲備的同時，強制地讓這些商家解匯，把這些外匯變成人民幣發行到國內。如果中國有兩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這就相當於10幾萬億的人民幣被過多地投入了市場。
吳惠林：賺進來的時候，這些錢就流到民間，它現在用在國內啊，如果你去買一般的東西，就是通貨膨脹；你不買一般的東西，你去從事股票炒作、從事房地產的炒作，那個資產泡沫或者泡沫經濟。
主持人：「抗通脹」成了當前百姓中的熱門詞彙，而且各出奇招，有借旅遊之機外出掃貨的，有在互聯網上組織團購的。可是當人們在為省錢而憂慮時，可能沒時間去另一個問題。通貨膨脹就一定會造成生活品質下降嗎？
旁白：一定程度的通貨膨脹，是一個健康發展的經濟體內存在的正常現象。美國的通貨膨脹率保持在年平均2％－3％的水平，雖然沒有中國高， 但是如果從一段時間的積累效應看，同樣也是可觀的。那麼為甚麼美國的工薪族並沒有那麼迫切的「抗通脹」的生活壓力呢。原因是在通貨膨脹穩定可以控制的前下，人們的工資水平也普遍地有穩定的增長，對大多數人來說，實際購買力沒有下降。
謝田：通貨膨脹並不是說一定會導致生活水平下降。第一我們要看工資水平；第二我們要看這個社會產品的供給是不是很正常。如果這些都能充分保證的話，通貨膨脹並不會帶來生活水平的下降。而人們也會樂於見到工資水平上漲，儘管物價也會上漲一點，但只要上漲得不夠快，商家也會很高興。整個社會就會處在互相推動、逐步往前發展的狀況。
這其中當然涉及一個分配問題，如果通貨膨脹發生以後，這個收入的增長，如果不是普遍地遍及會社會各個階層和各個職業的人們，而只是某一些產業、某一些企業，或只有政府機構受益子。分配制度上的問題，通貨膨脹就會造成很嚴重的社會問題。
旁白：分配，說簡單點就是幹哪一行吃香喝辣、幹哪一行吃糠咽菜。很多中國人都認為當今最好的飯碗就是公務員，並且他們從心裏也認可以為政府工作就應該比為私人老闆打工掙得多、掙得輕鬆。這也是為甚麼報考公務員人數都會創新高的原因。
旁白：所以，2010年1月8日《重慶晚報》的一篇文章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這篇名叫《抗戰前中國百姓的生活狀況》的文章批露了很多今天的人們看來不可思議的信息：20年代中期武漢的一名紡織女工的月薪有30多塊銀元，1塊銀元按當時的物價大約可以買40斤大米。而當時新成立的上海市公安局的巡警月薪才不過 10－13塊銀元，巡長的月薪也不過16－18塊銀元。而且上海的公務員工資水平在全國毫無疑問還名列前茅。
旁白：那麼，為甚麼在所謂的「舊社會」發現了這樣的現象，勞工人士的收入竟然高過了公務員呢？
吳惠林：那個時候工業新興，新興工業賺的利潤會比農業來得高。那個時候可能就真的是一個市場經濟。那個時候政府力量沒有那麼大，也沒有那麼專制。
謝田：正常的國家公務員的收入應該是低於私營企業的。但是他們有他們的好處，工作比較穩定。因為在私營企業才代表了最先進的生產力和最先進的技術。比如剛才這個例子提到民國時代的民工，一個紡紗女工的工資很高，因為相對於民間手工織布的方法相比較，那些紡紗女工已經代表了當時先進的生產力，和高度熟練技術的工人。相當於今天搞計算機的人差不多。
旁白：今天不僅是紡織工人的收入和公務員相比望塵莫及，就是作為高科技精英的電腦程序員的平月薪，在深圳這樣的一線城市也不過3000多元人民幣。加上各種福利，當然也無法與同等工齡的公務員相比。
旁白：根據全國政協委員任玉玲2005年所做的一項統計，中國的官民比例到是1：26，大約26個老百姓供養1個公務員。這個數字比清朝末年高35倍。有如此龐大的官僚隊伍；又有官員們不受監督的公款吃喝、公車和公費旅遊開銷。所以在這樣的分配格局中不難理解為甚麼政府總是從經濟增長中拿走了主要部份，而數量龐大的中下階層的收入增長如此緩慢，而他們正受到物價上漲衝擊最厲害的群體。
旁白：問題還不僅在於臃腫的黨政機構消耗了過多的社會財富。在國家的經濟積累和發展模式的設計上，在收入分配的結構設計上，也就是在國民經濟的政府政策層面，勞動階層都被有意地置於了不利的位置。
旁白：在共產黨執政的前三十年缺少外資，工業發展所需的資本積累一是靠壓低農產品的價格，以工農剪刀差的形式來獲取；二是壓低工人的工資、或者多年不漲工資，以壓低勞動力成本的方式來完成積累。為了穩定城市，政府提供一些醫療、養老、住房等福利來彌補城鎮職工的低工資。
但隨著所謂經濟改革進入城市，住房、醫療、教育等福利承諾都在「商品化」或「社會化」的理由之下，政府統統撒手了。勞動階層要靠微薄的工資和儲蓄應付不斷上漲的生活各方面的成本，當然捉襟見肘。但問題並沒有到此為止，在國有經濟改制的大潮中，中國工人並沒有像某些國家的工人那樣得到股份的補償 ，國有資產轉移到了掌權者的人手中，而工人則從利益分配的洗牌中被踢出局。
他們中有多少人加入了失業大軍，沒人知道確切數字。因為在中國「下崗」並不計算為失業。政府統計的城鎮失業永遠不會超過5％；中國社科院2009年的《社會藍皮書》的城鎮失業率是9.4%，而且一些學者估計則超過了20％。
謝田：倒閉的企業並不是以一個公平的市場價格賣給出價最高的人，而是以非常低的價格賣給了有裙帶關係或權力地位的人。而這些人拿到企業以後，他理所當然地認為，這是他的企業了，他可以隨便把這些工人解僱。
他們過去20年、30年在這些國有企業裡工資的時候，他們實際上沒有完全得到自己應得的報酬，這個企業實際上也有他們的貢獻，有他們應該得到的一部份，而這一部份被人通過權力、通過利益關係強行拿走了。這個狀況造成了中國企業很多下崗工人對自己的經濟狀況非常不滿。
主持人：通貨膨脹和物價上漲，每一個國家在不同時期都可能遇到。但實際後果卻各不相同，有的波瀾不驚、有的會經歷短時期的陣痛、有的則誘發了更廣泛的社會危機。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個國家內部的社會公正程度。「不患貧而患不安，不患寡而患不均」，孔子的這句古老格言，在受到漲價煎熬的中國百姓聽來，此刻
更應該別有一番滋味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