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9日訊】1926年3月18日，周作人的日記很簡略，「晴，下午往燕大，因請願不上課，府衛開槍死傷甚多。」史學家顧頡剛的日記則要詳細得多：「今午國民大會到執政府請願拒絕八國通牒（炮擊大沽日輪事），衛隊開機關槍，傷者百餘人，死者四十餘人。在國民軍之下而衛隊敢爾，謂非執政府與國民軍默契而然否！年來，國民頗有依賴馮玉祥之意，得此教訓，宜也。」如果說顧頡剛只是對當時駐紮北京的馮玉祥系國民軍私下表示質疑和不滿，3月20日周作人在《京報副刊》發表的《對於大殘殺的感想》就把同樣的意思公開表達出來了，他說：「在民國時代，不，就是在滿清，自我有知以來，不曾聽見北京有過這種殘殺。現在卻不料發現在國民軍治下的北京。」並點了國民軍首領（西北邊防督辦）張之江、國民軍要人（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賈德耀的名。3月21日，他又在《京報副刊》發表19日所寫《為三月十八日國務院殘殺事件忠告國民軍》一文，直截了當地指出：「其責任除政府當局段祺瑞、章士釗、賈德耀諸人直接負擔，我們要求依法懲辦外，對於國民軍的首領也不能曲為諒解。」「執政府裡雖然還有許多安福及若干衛隊，但事實上這個北京是完全在國民軍治下，是國民軍之北京，無論友仇都不能否認的，現今在這個北京城中發生了這樣的殘殺案，國民軍的當局將怎麼辦？」
他的文章點國民軍將領的名只點到張之江、賈德耀和代理京畿衛戍司令李鳴鐘為止，是因為馮玉祥當時遠在外蒙，3月26日在庫倫看報紙才知北京發生「三一八」慘案，不過他並未意識到與他的國民軍有何關係，當天日記只是說：「政府如此屠戮民眾，誠自殺也。」對於段祺瑞的執政府來說，這確實也是自殺之舉。馮玉祥 1924年在吳佩孚與張作霖的直奉之戰中反戈一擊，把賄選總統曹錕拉下馬之後，沒有實力單獨組織政府，將段祺瑞推出來，與張作霖勉強合作，這種聯盟本身即很脆弱，隨時可能出問題。國民黨等政治勢力乘機在北京發起群眾運動，不斷挑戰段祺瑞政府，「三一八」慘案發生前，1925年11月就曾有過過「首都革命」，顧頡剛這年11月28日的日記說：「今日國民黨之機關報《國民公報》大登新聞，謂今日下午二時，舉行國民革命，推翻段政府，在景山前街集合云云。私計今日應該有一番動作矣。乃至傍晚看報，知群眾集隊赴段宅請願解職，推代表入見。嘻，豈有革命而向執政府請願者！近來所有群眾運動皆由國民黨主持，黨中好爭權利而不敢犧牲，故有此等笑柄。」「三一八」慘案次日，執政府擬下令捕徐謙、李大釗、易培基、李石曾、顧孟余等人，他在日記中對這些群眾領袖同樣沒有任何好感：「段氏固非下令之人，但徐氏輩實在鬧得太利害了。我對於這種人，和段氏一樣地深惡痛絕。」
在政府內部，也存在不同看法。時任司法次長的余紹宋在「三一八」當天日記中感嘆：「國務院有槍殺天安門國民事，此後政局益陷悲境。」3月19日，他在日記中說，「昨日慘事雖應由軍警長官負責，但國務院亦不能免其責任」，司法總長盧信與他商量進退，他勸盧辭職，盧甚以為然。此時，政府已下令通緝徐謙等五人，稱他們是共產黨。他表示異議：「令中絕不提及學生，一律指被殺者為亂黨，殊非事實，此令似有人藉此洩私忿，恐將起反動也。」盧信與他有同感，3月20日，盧對他說，「政府昨令甚不妥，宜設法救濟，本來此事政府宜於發生時立派大員查辦事實真相，然後下令公平處斷，今一味栽贓，何以服人。然命令既出，不能收回，亦惟思所以補救而已。補救之法，宜由國務院佈告謂，查出被殺者皆各校學生，受黨人利用，以致如此，情甚可憫，亟宜從優撫卹，一面則對於衛隊長官加以懲處。」當天下午，他回司法部，「知此主張不為諸閣員所同意，僅允下撫卹令，而措辭殊不得宜」。盧信率先要求辭職，大家跟著附和，內閣提出總辭職。京師地方檢察廳於3月19日即決定依法查究「三一八」事件真相，著手蒐集證據。20日，旅津議員致電京師檢察廳，請捕段祺瑞依法治罪。
4月10日的顧頡剛日記說：「今日鹿鐘麟（國民軍將領）驅逐段祺瑞，釋曹錕，迎吳佩孚入京。一年半間事，變幻至此。」4月15日，擋不住奉系軍隊的攻勢，國民軍退出北京。4月20 日，「段祺瑞於今日逃天津，復位僅三日耳。」4月21日，「奉軍遷往景山。旬日之間，景山三易其主矣。」「三一八」慘案的發生，不僅把段祺瑞送到的歷史的風口浪尖上，他的政治生命由此終結，也導致了國民軍在道義上的失敗，整個北洋主導的時代可以說因此落幕。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