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6日訊】（大紀元記者鄺承好綜述）一個龐大如八達通的公共企業系統，其行政總裁最終要以辭職去補救行政失職帶來的風波，事件除了揭示了社會企業公信的崩潰，更多應是對社會的精神教育。
著名美國企業律師及國際企業管治（corprorate governancy）倡議者蒙克斯（Robert Monks）3年前的一本警世專書『民主企業』（Corprocracy）早就現世國際經濟模式，及其引致的社會隱憂，提出了警號和分析。
記者特別印象深刻的，是蒙克斯抓住了跨國大企業引致全球經濟危機的根本問題：人本道德的沒落和承擔的破產。他在其著作中指出，即使如美國這樣號稱民主管治的國家，夢想靠法律和政制能成功管治超級跨國企業對公眾財產的『騎劫』（hijack），是妙想天開的事。
單在美國的眾多經濟個案裏，太多的例子說明，政治法制是由經濟利益引導的。這些國際企業的行政總裁（CEO）的個人濫權空間和脫逃渠道，實在設置得太微妙了。如果無法在這個攬權核心重建一種承擔和信任的文化（a culture of accountability），公眾的信心只會不斷的被背信的案例打擊，最終信心落得蕩然無存。
承擔的文化其實來自信仰。我們不能說美國是一個無信仰的國家。可是信仰作為一種集團形式，抑或一種精神體現的能力，往往在很多社會公共行為中，赤裸裸的暴露出來。蒙克斯提到信託的道德（fiduciary)，怎樣才是堂堂正正的賺取公平的『好』利潤（’good’ profit），是所有這些行政總裁都要學到的基本操守。
作為一個被稱為『股權活躍份子』（shareholder activist）的這位作者，他倡議大小股東都應行使其股權的影響力，催化這種對社會、對公平利潤、普世價值承擔的文化出現。只有透過股民的集體力量，令那些應為問責角色的行政總裁，由過去被政制和法例庇護的安全網走出來，面對公眾，面對社會產業，才有可能把崩潰的狀態扭轉過來。
陳碧鏵的辭職，不應該只停留在一件獨立的辭職事件來理喻。它應該引申更深化的社會企業管治文化的檢討和倡議，那才有更大的社會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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