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8日訊】自從2007年三月六日和七月五日尤其是七月五日被政府（監獄當局）現場指揮罪犯暴打頭頂昏迷後，沒有給於治療，造成後遺症，經常出現頭皮發麻、漲痛、怕光、怕風、怕噪音、注意力高度分散、稍作思考就會出現腦疲勞，眼皮耷拉、昏昏欲睡。我三番五次地提出驗傷、治病的合理要求，監獄當局不予理睬，不僅不給治療，反而將17室變成了棋牌室、茶館店，每天吆五喝六、嬉笑怒罵、高談闊論、爭吵鬥毆。監紀監規在監獄當局的故意默許下蕩然無存。每天的強噪音成了折磨我的有力手段，隨著我不斷的抗議越演越烈，實在無法忍受時只能鑽進被子減少噪音的入侵。
終於有一天強盜發了善心，王隊長通知我：同意讓我治療，17室承包隊長獄警小蔣找我談話提出：想治病必須穿上囚衣，在得到我同意的回答後，告訴我下午2時帶我去看病。
小蔣帶我到了醫務室，他讓我等在外面，獨自進去與醫生嘀咕了半天，然後叫我進去，沒等我闡訴完病情，就終止了診斷，配給我的幾粒藥片不僅與毆打後被關禁閉時服用的一模一樣，而且是變了色、長了毛的，準備寄給我家屬購藥的一張處方上寫著楠葉半斤，其餘什麼都沒開，我明白又被政府耍弄了一次。
小蔣告訴我允許我與家中打一個電話，他替我撥通電話後繼續將手放在按鍵上，在不到二分鐘的整個通話過程中，始終沒有離開電話機的按鍵，當我被帶回17室時，小蔣繼續與我妻子通話，污蔑、誹謗、倒打一耙地訴落我在監獄裡的「不良」表現（這些事情都是出獄後妻子告訴我的）。
回到監室後，我依舊不肯穿囚服，意味著仍然不屈不饒，對監獄當局而言對上無法交差，對自己毫無顏面，穿制服的警察又不便赤膊上陣，使用暴力。利用罪犯唱主角是最佳選擇，除了繼續讓17室熙熙攘攘、川流不息，宛如茶館店、棋牌室、自由市場，保持高分貝的噪音對我進行折磨外，罪犯的逐步加入趨於表面化，室長裘寶興一改不要事的形象，開始每天對我的工作進行檢查，要我從掃半間到掃全間，地上毛髮都不許有一根，更不能容忍的是他要我跪在地上用抹布揩地板，這種侮辱性的要求理所當然地遭到我的拒絕，整個監室罪犯如同捅了窩的馬蜂，氣勢洶洶地湧到我面前，自古邪不壓正，罪犯的囂張氣焰嚇不倒我，我勇敢地面對罪犯的拙劣表演，整個罪犯群殭在那裏不知所措，承包隊長小蔣適時出現，替他們及時解了圍。
小蔣在房間裡開現場「調解」會，在政府導演、支持罪犯的「調解」會上，道理不言而喻一邊倒，我根本不需要辯解，小蔣蠻橫地決定:要我按照監紀監規的要求，服從管理，包幹完成監獄當局庇護下的室長貼在牆上的勞務要求，如果我屈從這個決定，就等於認可自己的罪犯身份，首先在精神上已經受制於人。如果不肯屈從，就會遭受無窮無盡的精神折磨和肉體傷害，在監獄這個特定的環境裡，唯一有效的反抗手段就是絕食。
監獄裡的伙食很差，除了逢年過節，晚飯從來不開葷，我絕食的第一天晚上，17室迎來破天荒的伙食改善，全室罪犯故意當著我的面津津有味地吃著紅燒肉，嚴樹隆拿著分給我的一份肉，勸我不要跟自己的肚皮過不去，我討厭這種兩面三刀，主動當政府說客的可恥形象，根本不予理會。
上海市閘北區維權冤民杜陽明2010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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