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31日訊】3月25日，在未與相關機構通氣的情況下，北京大學發佈公告，撤銷北大財經新聞研究中心、北大公法研究中心、北大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和北大憲政研究中心四家研究機構，並強調，自公告之日起上述機構不再掛靠北大，北大亦不再對其承擔管理責任。對於撤銷原因，北大官方以學術機構「新陳代謝」加以回應，但外界卻有不同的看法。
被撤銷的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負責人、知名公益律師郭健梅表示，中心被撤絕非正常，日內將就此發佈聲明。有人揣測，這大概與該中心曾介入湖北「刺官烈女」鄧玉嬌、上訪女李蕊蕊在京被強姦等案件以及舉辦的公益活動有關。而北大公法研究中心和憲政研究中心被撤的原因據悉可能與其中的4名教授有關，他們曾上書全國人大建議廢除或修改《拆遷條例》。至於風波中的另一機構「北大財經新聞研究中心」的被撤則很可能與其學術委員會主任、《財經》雜誌創辦人及知名媒體人胡舒立有關。
很多人相信，上述決定並非來自北大相關領導的本意，而是背後有一隻看不見的推手，或來自教育部，或來自中宣部，強迫北大的領導們以「黨」的利益為重，不要將「不和諧」的聲音從北大發出、推廣，從而「造成不良的社會影響」。掛著教授、博導頭銜的北大領導們雖然內心不情不願，雖然並不認同「因言」就應「獲罪」，但面對不斷施加的壓力，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為了所謂的「大局」，只得「痛下狠心」。當然這樣的選擇不是北大的第一次，也很可能不是最後一次。只是每一次類似的決定，都讓北大蒙羞，讓北大曾經的「大」變得愈加渺小，讓北大追求的「獨立、自由、民主」的精神日漸黯淡。
真正的北大不是這樣，她曾有著海納百川的氣魄，有著一群懂得如何維護「大寫」的北大的校長和行政人員，更擁有一些特立獨行、讓人高山仰止的教授。而這樣的北大卻存在於1949年前的國民黨統治時期。
看過這樣一個長期被湮沒在北大校史中的故事，讓我深深地理解了曾經的北大究竟「大」在哪裏。1939年前後，國民政府教育部三度訓令西南聯大（由北大、清華等高校聯合組成）必須遵循教育部核定的應設課程，使用全國統一教材並舉行統一考試等。這項命令卻遭到了聯大教務會議的拒絕，並推舉馮友蘭教授起草了《抗辯書》。
《抗辯書》中稱：對教育部的訓令，「同人所未喻」，不明白者有四：「夫大學為最高學府，包羅萬象，要當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豈可刻板文章，勒令從同」，此「未喻者一也」；「大學為最高教育學術機構」，「如何研究教學，則宜予大學以迴旋之自由」，豈可由「教育行政機關」隨意指令，此「未喻者二也」。「教育部為政府機關，當局時有進退；大學百年樹人，政策設施宜常不宜變。若大學內部甚至一課程之興廢亦須聽命教育部，則必將受部中當局進退之影響，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進行，肅學生之視聽，而堅其心智」，此「未喻者三也」；「今教授所授之課程，必經教育部指定，其課程之內容亦須經教育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學生心目中為教育部一科員之不若」，此「未喻者四也」。「蓋本校承北大、清華、南開三校之舊，似不必輕易更張」。國民政府收到此書後，只得對此事不了了之。
昔日的北大追求大學獨立之精神從此一事可見一斑。你政府、官員盡可以發號施令，但是否執行，大學有大學的標準，北大完全可以拒絕。而這種精神如今只活在人們的追思中，只存在於「魂兮胡不歸」的感歎聲中。
從1949年中共建政後，北大的脊樑就已經被打斷，北大不僅在幾次運動中成為急先鋒，如文革第一張大字報就出自於北大哲學系，而且在反右、文革等運動中，更是迫害了不少師生，這其中就包括讓人敬仰的林昭、林希翎等。文革結束後，一些曾經迫害人的人、曾經是政治運動的「鼓吹手們」卻安然無恙，當上了北大的領導。一樁樁血案就像風兒一樣，被吹的漸漸了無痕跡。試問，今天北大的老師和學生們，有多少人知道林昭，知道當年慘烈的故事？
曾經的北大「大」得讓人嚮往，讓人仰慕；而如今的北大雖然校園擴大了好幾倍，學生數更是翻了許多番，但今日之「大」只不徒有外殼，其曾彰顯的精神之大已變的十分微小。不必辯解，辯解自己的精神萎縮是因為生活在一黨專制下。也許，這個理由很充分，但如果北大的校長和行政機構領導多一些傲氣，如果北大更多的教授多一些傲骨、多保有一份良知，焉知不能改變這個社會？至少這會使社會擁有更多的希望。前述的四家機構的被撤不就是因為他們觸動了「黨」的神經嗎？不就是因為他們還有著改變中國社會的熱忱嗎？這樣的觸動、這樣的熱忱不正是有利於老百姓、有利於中國社會嗎？不正是身為知識份子所應承擔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責任嗎？既如此，北大之所為不正是又一次自毀聲譽嗎？
多希望，魂兮歸來，北大之獨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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