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0年12月20日訊】走過沈重而又不忍回首的二十世紀，時光邁入二十一世紀。這個日漸開放多元的新世紀，帶給中國人無限的遐想和憧憬。過去的一個世紀，古老的東方大國上演了一場接著一場的動盪和災難，中華民族承受了舉世罕見的苦難，沒有一代中國人能夠安安穩穩地活出人的樣子和尊嚴，無數國人為之扼腕嘆惜卻又徒喚奈何。百年中國歷史，就是一齣中國人宿命性地承受苦難的接力賽，同時也是中國思想文化界不斷發出追問的接力賽——中國的出路在哪裡？
步入二十一世紀的中國，這樣的痛苦追問依然不曾停止，甚至於更加緊迫。當經濟成長的數字、沿海地區的亮麗表象、舉國體制帶來的成效譬如體育、航空、盛會等等，讓世界為之驚奇，讓國人感到快慰的時候，是否還有必要發出如前人般一聲聲痛苦的追問呢？是的。在經濟增長指數奪人眼目的同時，這個國家有著或被遮掩或已昭然的流膿創傷，甚至千瘡百孔得近乎糜爛、潰敗。國民個人在巨無霸型的國家和強勢的權勢面前顯得格外羸弱而又無助。體制的不公、價值的崩潰、社會的脫序仍然困擾著飽經風霜的中國人。如果說思想文化是一個民族的生存土壤，那麼，從中尋找乃至進行反思應是必要且又急切的。
西風東漸 中國面臨價值與制度轉型
十九世紀下半葉的中國在西風東漸的情勢下遭遇「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西文化衝突由此萌生。此後諸如「中體西用」、「全盤西化」、「中西互補」的思想文化爭論，一直不曾斷過並延續至今。百多年來中國面對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不斷探尋出路，作為人類史上的古老大國，中國需要整個社會立體的全面的轉型，其中最主要的，則是形而上層面的價值轉型和形而下層面的制度轉型。迄今為止，中國在這兩個層面的轉型依然有著重重的攔阻，嘈雜之音屢見不鮮、爭論不斷。
二十一世紀頭十年關於中國道路的爭論是「普世價值之爭」，以及莫衷一是的「中國模式」的討論。關於前者具體而言：民主、法治、自由、人權是否是普世價值觀，還是僅僅是西方的價值觀？對此採取「拿來主義」，是否就脫離了所謂的中國國情？關於後者，即所謂的「中國模式」，實際上就是標榜「國家利益高於一切」的「現代化」道路，雖然「國家」美其名曰「愛國主義」，其實不過是改頭換面的「國家主義」而已，或者說是——中國式的「經濟國家主義」，至於這個國家中的每一個國民「個人」，則必須臣服於「國家」、讓位於所謂「國家利益」。
那麼，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將走向何方？是繼續走國家力量不斷膨脹的經濟現代化道路，還是轉向重視民間、公民社會，向著真正開放和文明的社會機制轉型？換句話說，是繼續高舉國家牌位、民族集體意識，還是轉向重視個人、公民意識和多元開放的價值目標？這個問題在中國的前進道路上怎麼也繞不開，百年來的人文知識分子對此進行了不懈的梳理。2008年，江蘇學者錢滿素在〈個人主義在現代思維中的意義〉的文章裡，精闢地論述道：「個人主義是對抗專制的最佳方式。個人從獨裁者那裡贏回的每一個權利都削弱了後者對權利的壟斷。每個個人的自我意識的發展都是對犯有自大狂的獨裁者的糾正。正因為如此，一切獨裁者都反對個人主義……他獨霸權力的方式是先讓個人從屬於一個抽像的國家，再讓國家從屬於他。在現代專制用來摧垮個人的各種概念中，最被濫用的也許就是『國家』和『人民』。」
師法西學 百年來各界學者莫衷一是
一百多年來，中國的社會轉型和現代化道路付出了過於沈重的代價，一代代的思想者們在面向西方的問題上不停思索，開出了一個接著一個的藥方。從十九世紀中期魏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開始，之後有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後有鄭觀應的「西學不重，則奇才不出」，之後有郭嵩燾的「西方有道，中國無道」，之後有二十世紀初陳獨秀的「吾人倘以新輸入之歐化為是，則不得不以舊有之孔教為非」，之後有胡適的「全盤西化」到「充分世界化」……每一項主張都在探求學習西方的方案：船堅炮利、聲光化電、物競天擇、議院立憲、思想文化……
與十九世紀下半葉、二十世紀初葉的中國人相比，二十一世紀初中國人的焦慮和憂憤一點也不亞於前人。請看，2006年，湖北學者鄧曉芒在一次訪談時說：「我們的當務之急不是從傳統文化中拿出一些東西來應付現實的問題，而是怎樣抓住現實、實實在在地去學習西方文化的精華的問題。當他們把問題的產生、危機的出現歸結為西方文化的進入時，卻不去想想為什麼西方文化一進入中國就出了問題。人們也看到西方的東西一引進來就變了質，就由好東西變成了壞東西。你可以說我們沒有西方那些好東西得以運作的條件和機制，但究竟是什麼在妨礙我們獲得這些條件和機制？這不恰好說明我們在這方面要來一次更徹底的改變，證明了我們在思想上、靈魂上根本轉型的必要性？現在我們所面臨的危機感和緊迫感同一百年前剛剛接觸西方文化時並沒有本質上的差別，無非是被逼迫著向西方學習，但是從層次上要更深入些……」
站在二十一世紀的時空思考問題的學者之焦慮和憂憤，原因無他，只因一百年來的中國「屢經變故，百事艱難」。清末法學家沈家本有言「有志之士，當討究治道之原」，引發一百年後的知識分子「討究治道之原」動力的，正是百年中國師法西學路途中一次次的摔跤、跌倒。也正是這一次次跌倒的教訓，讓鄧曉芒試圖「思考的層次上要更深入些」。他感到「危機感和緊迫感」，也是因為一百年來引進西學資源時過於強調「經世致用」，以致於帶有強烈的功利色彩和啟蒙性質。
海外學者張灝將1895年到1925年從甲午到五四這30年稱為中國近代史上的「轉型時代」，也就是，從傳統的儒家意識型態範式向現代性範式轉變的時代。那麼，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呢？兩個世紀初葉中國知識分子的問題意識和基本命題恐怕均是：中國傳統文化如何轉型？如果說，二十世紀初的一代學人所思考的是：要不要批判、徹底否定中國傳統文化、要不要全盤西化？那麼二十一世紀的知識人所思考的就是：中國傳統文化如何進行創造性轉化——如何運用現代詮釋方法對傳統文化做出新的解釋？也就是說，如何從諸子百家以降的傳統思想中，提煉出符合現代倫理理念的價值？
反躬自問 擷人所長以豐富自身文化
難道不是嗎？任何一種文明，或者說文化，都並非靜止不動的一潭死水，而是流動變化的江河活水。文明，需要根據時代的變化不斷地調適更新，需要汲取其他文明或者文化的養分，以豐富自己提升自己，如此方能成為浩浩蕩蕩流淌的江流。放眼全球，沒有「沒有傳統的現代化」，唯獨中國人在這個問題上爭論了整整一個世紀。如今，是不是該結束紛爭，踏踏實實地進行傳統文化思想的現代轉換工作了呢？
所以，來到二十一世紀初的今天，在思想文化領域仍然迴盪著一個沉鬱的「天問」：中國的傳統文化，在這個新的全球化世紀裡還會有生命力嗎？如果有，它又將展現於何時何地、以何種形式？這種憂慮的發問不是沒有原因的，它基於歷史，也基於前人。1920年代，王國維自沉後，陳寅恪在《王觀堂先生輓詞並序》中就曾感嘆道：「綱紀之說，無所憑依，不待外來學說之掊擊，而已銷沈淪喪於不知覺之間」。在二十世紀生活了大半個世紀的學者陳寅恪看得最清楚：作踐辱罵中國文化最厲害的，不是外族，正是中國自己；使得中國文化「銷沉淪喪」，導致中國文化今日之處境陷於巨大危機之中的，不是外國人，恰恰就是中國人自己。
身處這樣一個文化失落、文化危機的世代，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人文知識分子該如何在一片荒蕪的土壤裡著力墾殖？又將如何帶著困惑的瞳仁培植新的夢想？一個與二十世紀初沈家本、嚴復、王國維那個時代的中國人完全不同的夢想？我想起了羅曼‧羅蘭在《約翰‧克裡斯朵夫》最後一卷的序言裡的一段話：「我寫下了快要消滅的一代的悲劇。我毫無隱蔽的暴露了它的缺陷與德性，它的沉重的悲哀，它的混混沌沌的驕傲，它的英勇的努力，和為了重新締造一個世界、一種道德、一種美學、一種信仰、一個新的人類而感到的沮喪——這便是我們過去的歷史。
你們這些生在今日的人，你們這些青年，現在要輪到你們了！踏在我們的身體上面向前罷。但願你們比我們更偉大，更幸福。」
2010年12月1日◇
（小標為編者所下）
本文轉自203期【新紀元週刊】「自由評論」欄目
http://mag.epochtimes.com/b5/205/8857.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