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4日訊】一年終了，免不了各種回顧，2009年「13名官員非正常死亡」，算是比較特殊的回顧。
報導說，13名非正常死亡的官員中，只包括自殺或者個別意外身亡的，並非全部。我想，哪裏能夠有「全部」呢？這樣的資料不是保密不保密的問題，而是到底存在不存在的問題。《廣州日報》說13個，恐怕只是看到那些被報導的，但官員非正常死亡未必會有報導，而且是否會有哪個部門統計官員非正常死亡的數據，也大可存疑。
沒有非正常死亡數據的，不只是官員群體，而是所有群體。
非正常死亡，是一種晦暗不明的現象。「非正常」的冠詞，使這種死亡變成某種難以啟齒的事情，變成社會或者政治意義上的灰暗證據，從而使這種死亡變成一種言說的忌諱，進而變成研究的空白。餓死會變成「浮腫病死亡」，自殺會變成「自絕於人民 」，都意在使「非正常」在字面上變成正常。
今天，情況當然是有所改觀了，「非正常死亡」的詞語可以出現，自殺可以作為問題研究，然而忌諱也不能說完全消除。死生問題的重大性，在非正常死亡問題上，以一種令人不敢正視的方式而扭曲表現，以至於可能會有個別的案例報導，但基本不會出現社會整體以及某一個群體的非正常死亡狀況的描述。
13個案例，並不等於一年間官員非正常死亡的全部，也難以說明官員非正常死亡是否高於其他人群，難以判斷官員非正常死亡是否真的如專家所說「成幾何級數增加」。沒有歷年數據對比，「成幾何級數增加」的結論是可疑的。沒有橫向對比，說官員成了高危人群也是缺乏依據的。官員非正常死亡是不是比大學生更常見？
非正常死亡確實是一個被掩蔽的問題。它或許會得到「內緊外松」的預防(例如對青年學生)，或許甚至連「內緊外松」的預防都沒有(例如對農村老人)。
官員非正常死亡，就發生的概率而言，是否高於別的人群，難以判定。然而，就其產生的影響來說，無疑要大得多。這就是說，它更容易被視為一個問題，更容易 「問題化」。選擇權力之路，就是選擇最少的隱私、最小的私人空間，唯其如此，公眾才得以可能發現權力運行中不光明的部份。
現在，幾乎每一個官員非正常死亡案例，都能讓人猜測官場傾軋或者腐敗內幕。這樣的猜測對某個官員或屬冤枉，總體上應視為官員群體一般形象的反映。民眾心理上已認為腐敗、權力私鬥是官場的缺省值，這種認識是扭曲的還是真實的或可細論，但問題顯然不能以「民智低下」進行解釋。
事實上，「工作壓力大」經常會作為官員非正常死亡的解釋。這是一個看起來有「好效果」的解釋。如果工作壓力大的解釋真實，就表明「大官管小官」的壓力傳導機制比「民眾管官員」更加容易導致非正常死亡。這就是說，這種解釋越是正確，則越應成為改變權力約束機制的理由。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