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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8月9日訊】 七月十四日﹐法國大革命的紀念日﹐美國華人學者在紐約召開了中國的另類革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研討會。正當今年早些時候﹐中共中央下令全國不得發表批評文革﹑批評毛澤東的言論以紀念中共成立八十周年時﹐紐約的這場研討會﹐也算是另類的紀念。
<文化大革命三十五研討會>由紐約的中華學人聯誼會主辦﹐地點在法拉盛公共圖書館大禮堂。大概是中共最近越來越倒行逆施激起民憤﹐而慶祝八十周年的活動也太過荒唐﹐所以近來在紐約舉辦的有關中共研討會的活動﹐都得到華人的熱烈反應。這個研討會也一樣﹐市民早早排隊輪候﹐兩百人左右的座位座無虛席﹐門口還排了幾十個人﹐耐心的等候有人早退時可以補進。大會設有英文同步翻譯。而到來的講者﹐都是從各地自費而來﹐這又是另一種的“革命”了。
研討會開始由中華學人聯誼會會長﹑中共黨史專家﹑當年就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工作的老黨員司馬璐主持﹐講述召開這個研討會﹑探索文革真相和誰應該負責的意義。接下來則由普林斯頓大學中國學社主席陳奎德主持。在臺上講演的除了來自美國各地的學者和媒體工作者外﹐最引人注目的是來自中國大陸的遇羅文。他是文革期間因為反對“血統論”發表<出身論>而被中共槍斃的中學生遇羅克的弟弟。會議正式開始前﹐遇羅文的姐姐﹐曾經發表<冬天的童話>和<春天的童話>而名噪一時﹑後來流亡德國的遇羅錦也專程來美國坐在聽眾席上﹐當他們姐弟倆在一起時﹐筆者難得請他們兩位一起拍了張照。但是到會議剛開始時﹐有一位聽眾問筆者遇羅錦有沒有來時﹐她已不知去向。
會議的第一個發言者是芝加哥大學東亞語言及文明系高級講師王友琴。這位當年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中的學生﹐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她們的校長卞仲雲被她的學生在烈日下用亂棍打死﹐是北京市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一個被打死的學校教職員工。她的講演題目就是<沒有被報告的文革------暴力和恐怖>﹐這是王友琴文革研究的重要項目——搜集和研究校園暴力恐怖。我理解她的“沒有被報告的文革”﹐一方面是被當局所蓄意掩蓋﹐另一方面這些死難者很多已經被人遺忘﹐連姓名都沒有留下。為此她已經搜集了一千多個在暴力和恐怖中被紅衛兵打死的老師﹑出身不好的學生和被認為有這樣那樣問題的居民。
根據王友琴的統計﹐在“紅八月”(毛澤東八月一日寫信給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表示對他們的支持和八月十八和三十一日接見紅衛兵)﹐北京有兩個值得深思的數字﹐一是八月十八日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後打死人的數字直線上昇﹐九月一日那天打死了三百三十三個人﹐而打死人的各地區﹐死人數字同距離中南海的距離成反比﹐死人最多的是距離中南海最近的西城區。王友琴大概心存忠厚﹐或者認為殺人同中南海的關係不說自明。但是偏偏有一個青年人對這種無法無天的殺人現象不能理解﹐在後來提問時問是誰支持這些紅衛兵殺人﹐以致王友琴要公開點明。
王友琴現在有一個文革紀念館的網站﹐將搜尋到的文革死難者名單和資料公佈出來﹐歡迎朋友們上網閱覽﹐更歡迎有人提供新的資料﹐網址是www.chinese-memorial.org
第二位發言的是作家張朗朗﹐他在延安出生﹐父親是中央工藝美術學院院長張仃﹐所以本人算是高幹子弟。但是文革中他被作為“現行反革命”關進死牢。他主要談一九七0年的“一打三反”運動﹐用正式的法律程序殺人。根據“反動思想”的罪名殺人﹐是又一次“坑儒”﹐估計這場運動殺了十萬人左右。後來傳說這同毛澤東與周恩來的鬥爭有關。他因為是高幹子弟的關係﹐最後幸免一死。
張朗朗對這場運動中三個人的角色很有興趣﹐他們是總理周恩來﹑公安部副部長李震﹑專案組組長俞強聲。發動這場運動是周﹐李是執行者﹐但周後來責問李為何殺人﹐是李把張朗朗從死囚改為普通犯人的。周李已死﹐俞在美國。
筆者補充的是﹐李震不久後就神秘死亡﹐當時小道消息說屍體是在公安部大院的下水道裡發現的﹐此案至今還沒有揭曉。而俞強聲在八十年代中期以中共安全部處長的身份投奔美國﹐不久在美國隱藏得很深的中共間諜金無怠被捕。俞當然已經消聲匿跡避免被中共特工暗算﹐然而他還是有責任將文革中的某些懸案交代清楚。
遇羅文會上的發言是<文革與暴民意識>。他認為中共極力宣揚農民起義﹑暴力革命﹐充斥反人權的色彩﹐文革是大暴露﹑是典型。他舉了北京大興﹑湖南邵陽和廣西的大屠殺﹐廣西還有人吃人事件。有關大興縣的屠殺﹐遇羅克要寫﹐但是他犧牲了。嚴家其和高皋的文革十年史寫了﹔後來有人繼續寫﹐但被禁了。遇羅文說他九七年做了調查﹐嚴﹑高說殺了三百多人的數字是正確的。他不無感慨的說﹐他這個調查也許也被當局說成是“搜集情報”。他還表示﹐市﹑縣的檔案館的文革資料都收掉了﹐找屠殺事件的兇手﹐有關人也被關照不許接受採訪。他也談到北京市其他地方的殺人情況﹐“紅八月”崇文區死人數以千計﹐公安分局大院裡一天之內就佈滿各地送來的死屍。但是周恩來接見這些殺人的紅衛兵時還誇獎他們是英雄。現在大興縣的“萬人坑”已經種上莊稼﹐一個堆滿死屍的水井也蓋了房子﹐“遺跡”都消失了。他更氣憤的是當年的殺人兇手﹐不但不受懲罰﹐還升了官﹐有的還享受退休待遇。
遇羅文更感慨的說﹐現在同文革完全沒有關係的紐約召開文革研討會﹐而在事發地點的中國不但不能開﹐還唱文革歌曲﹑唱樣板戲﹐中宣部還發佈文件不能出版批評文革和歷次整人的作品﹐他的一本書就因此被禁止出版。為此中國將繼續受到暴民意識的毒害﹐將來受害的除了普通老百姓之外﹐恐怕還有那些貪官污吏﹐雖然他們也應該受法律制裁。
<北京之春>主編胡平則是分析文革期間的自殺現象。到底多少人自殺身死沒有數字﹐也許永遠沒有數字而被人遺忘。他贊成羅點點不認同蘇叔陽在<太平湖>中對老舍自殺前心理活動的描寫(以自殺來喚醒人民)﹐因為沖淡了自殺的殘酷性﹐她的老子羅瑞卿自殺時也不是這些想法﹐否則老舍會留下遺書表明心跡。自殺時留有遺書的是北京市委書記鄧拓。這位寫過<燕山夜話>諷刺時弊及喊出“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的書生﹐在遺書中卻極力為自己不是“三反分子”辯解﹐最後還要喊共產黨和毛澤東萬歲。他不是堅持真理而死﹐這是最可悲的。
胡平還分析了現在中共獨裁者同古代君主的不同。古代君主是容許批評的﹐他們不是真理的化身而是憑血統或天意當上君主的﹐批評君主不是批評君主的合法性﹔但是中共領導人是真理的化身﹐不可批評﹐否則就是挑戰他們的合法性﹐因為領袖一認錯就得下臺。所以批評領袖的人一被批判﹐就要被迫承認所有的罪行。鄧拓走上自殺的道路﹐只能是悲慘而不是悲壯。
上半場結束後的提問中﹐除上述有人提問誰支持紅衛兵﹐還有聽眾朗誦他們當年批判文革所寫的詩﹐民進黨美東黨部主委田台仁置疑中國文化中有什麼問題才導致文革的出現。還有聽眾詢問有關湖南道縣大屠殺的事﹐筆者和丁抒都介紹大家去看七月號同八月號的<開放>雜誌。當有聽眾希望遇羅錦現身時﹐她就上臺講話﹐談到遇羅克時泣不成聲 ﹔而她同遇羅文也已十五年沒有見面了。遇羅錦走下講臺時﹐司馬璐迎上安慰她﹐但是彼此相對無言﹔因為心臟動過手術一年多來沒有在公眾場合出現的前<新觀察>主編戈揚也走向前同遇羅錦相擁而哭﹐全場為之動容。但是會場上也有年輕的朋友認為現在不應該老是談文革的具體情形而應該上升到理論高度。
下半場開始由明尼蘇達州諾曼岱爾學院教授丁抒分析文革當中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丁抒著有<陽謀>和<人禍>﹐分別探討毛澤東發動“反右”和“大躍進”的罪惡及給人民帶來的災難。對“清理階級隊伍”﹐丁抒說這是文革當中死人最多的一場運動。他認為﹐文革初期毛澤東給群眾“自由”成立革命群眾組織﹐借民意打倒劉少奇﹑鄧小平﹐在六七年“一月奪權”之後就把矛頭轉向群眾﹐派軍隊把群眾奪的權收回來﹐從而引起軍民之間的尖銳衝突。這是文革持續最久的運動﹐要深挖叛徒﹑特務﹑走資派﹑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還有新跳出來的新反革命分子等等﹐少則九種人﹐多則二十三種人。江西革委會主任程世清說﹐為了節省子彈﹐要用“殺”的方式﹐興國縣殺三百多人﹑瑞金縣三百多人﹑于都縣五百多人﹔上海市崇明縣打死四百八十五人﹑青浦﹑寶山兩百多人﹔廣西的韋國清支一派打一派﹐殺了五萬到十萬人。大城市裡查不到這些資料了﹐縣誌裡還有﹐兩千個縣查了幾百個。估計全國縣城裡被打死和自殺的有二十萬人﹐大城市也是二十萬人左右﹐但是都不包括被正式槍斃者。
著名電視片集<河殤>作者﹑<民主中國>主編蘇曉康則感嘆現在四五十歲以下的人已經不知道我們在說什麼了。他說﹐現在非猶太人可以讀到大量有關納粹大屠殺的書﹐非法國讀者也可以讀到有關法國大革命的書﹐它們已經超出國界﹐但是中國的文革還沒有成為國際性的﹐因為還沒有國際性的價值判斷﹐還有些西方學者認為文革沒有錯。其實沒有明確價值判斷的是中國人自己﹐因為中國沒有真正清算過文革﹐鄧小平對文革的否定只是老幹部對造反派的報復﹐背後是權力。針對有聽眾認為對文革應該上升到理論高度來認識﹐蘇曉康說﹐現在連事實的描述都很困難﹐怎麼能提升到理論高度﹖否則可能成為正面的文革。
蘇曉康還認為﹐在鄧小平看來﹐文革是他們喪?F權的一個經驗﹐任何懷疑中共政權的思想就被認為是紅衛兵思想﹐把八九民運也看成是紅衛兵﹐這是狹隘的獨裁者的思想﹐沒有從人權角度來看。實際上紅衛兵傳統不存在了﹐否則六四殺人後怎麼不“造反有理”而生活在謊言裡呢﹖
自由作家劉國凱﹐為文革發表過多篇論文﹐他始終以為文革只有三年而不是十年﹐文革有官方線索和人民線索兩個部分。例如紅衛兵就分為血統紅衛兵和造反紅衛兵﹐所以否定的是官方紅衛兵而不是人民的文革。血統紅衛兵反對的就是把共產黨幹部推到審判臺。但是人民的文革是反對政治迫害﹐例如六六年秋冬的批判資反路線。
美國狄金森大學圖書館高級館員與研究員宋永毅講文革的真實和歷史觀。他說﹐文革一方面是說不盡的文革﹐另一方面又是被遺忘的文革。說不盡是因為從一九六六到一九九六的三十年中﹐用多種語言發表的文革重要文章就有五千四百篇﹔被遺忘的文革是整個民族有失去集體記憶的危險。但是反面的集體記憶卻很清楚﹐例如表態﹐大家都可以違心的表態﹐反正大家都在說假話﹐就世世代代把假話說下去。如果歷史事實說不清楚﹐任何理論都蒼白。
他還說﹐關於建國以後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已經是中共評價文革的最好文件﹐因為批評了文革和毛澤東﹐而現在則根本不認錯。對文革的評論在倒退﹑在遺忘﹐以後可能是這十年中什麼事也沒有發生。
宋永毅還說﹐文革是領袖的錯誤﹐還是體制的問題﹖毛和劉﹐毛和林的路線鬥爭是怎麼回事﹖其實不存在路線鬥爭。說黨抵制了文化大革命﹐誰在抵制﹖鄧小平的信都是效忠心﹐才可以生存而東山再起。因此文革帶來的是意識形態的崩潰﹐而我們能做的﹐是幫助記憶﹐這對中國人權和民主的發展有用。
美國 自由亞洲電臺粵語部主任龔小夏講述<教育革命的得者和失者>。她認為所謂教育革命﹐其實就是取消高考。這導致了社會結構的變化。以前高等學校注重成分﹐如外語學院多幹部子弟﹐留學生也選擇幹部子弟﹐但是文革期間大家都沒有在社會上受教育的機會﹐家庭教育成了教育的主要來源時﹐知識分子家庭就佔了優勢﹐所以恢復高考以後﹐知識分子子弟的比例就上去了﹐工農子弟的比例遠遠低於文革前﹐。所以文革受衝擊最大的是工人子弟﹐他們教育水準低﹐後來下崗失業的也是他們﹐農民子弟情況更糟。
最後一個講話的是張敏﹐她是自由亞洲電臺<心靈之旅>節目主持人﹐製作了一批與文革相關的的節目﹐她一上臺講話的內容和氣勢就吸引了全場。她的講演題目是<文革與人生>﹐一開始就展露紅八月的場景。原來她當時也是北京師大女附中的學生﹐同王友琴一樣﹐經歷了八月五日打死校長的恐怖場面﹐而她因為是“黑五類”﹐在前一天就被綁成一串受到批鬥和凌辱﹔當時她就想自殺﹐但是因為媽媽剛自殺﹐她怕再自殺後爸爸和十歲的妹妹會更加傷心而斷了這念頭。第二天他們再被押著觀看校長和老師如何挨打﹐一直到校長死於非命。經歷了這兩天﹐她完全變了一個人。
“三十五年來﹐無論從我的人生經歷中﹐還是從調查研究中﹐都越來越清晰地看到﹐文革對共產黨來說﹐是常態的聚焦﹐而不是變態的偶然。但是﹐文革對經歷過的人最大的影響﹐莫過於在不同程度﹑不同層面﹐或者乾脆從根本上改變了一代人﹑乃至與之相關的幾代人的人生道路﹐甚至使其中相當龐大的人群﹐無法逆轉地脫離了人生的常態。”
張敏著重談四方面的影響﹐一是文革與失學﹐二是文革對當代中國人的性向﹑婚戀﹑家庭生活的影響﹐三是文革與理想﹐四是文革與信仰。
由於時間關係﹐張敏只說了一部分就被“腰斬”﹐但是聽眾希望她繼續說下去。然而時間掌握在公共圖書館管理員手裡﹐他們已經下班了﹐要閉館了﹐經多次催促﹐張敏終於下臺。但是散會後人們都不願離開﹐聚集在圖書館門口相互熱烈交談﹐久久沒有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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