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紀元8月7日訊】 工人下崗，農民也下崗。在一些經濟相對發達的沿海地區，由于不加節制地造城、造鎮“運動”，迫使一部分農民因此失去了生活的基本依靠土地。在“加快發展”的口號下，失去土地的農民臉龐上的愁云，為轟轟烈烈的城鎮化熱浪所暫時掩蓋。
圖: 大量失去土地的農民涌入城市。
在浙江省的某些沿海地區，因承包田、口糧田被征用，城市近郊或中心集鎮的周邊村落的下崗農民正批量化生成。最近，本文作者在當地農村地區進行了一番走訪調查。
他們屬于農民這個弱勢群體之內的“弱勢群體”。盡管沿海城市的市場發育較早，可這些特殊的“弱勢群體”，各鄉鎮都有。當地人把他們稱為“落腳鴨”，除了依靠种田養家糊口外，他們一無能力、二無本錢從事別的營生。离開土地后，這些農民沒有能力通過經營非農產業來改變自身的生存狀態。
城市擴張家園被毀
不妨從几個點上情況談起：浙江某縣城周邊鎮，因縣城“擴容”開辟工業園區，這几年有11個村被征用耕地約3500畝，其中有3個村，1600畝耕地一畝不剩。先后有3000余名農村勞力相繼成為無田戶。在無田農民當中，約有1800名因先前已在鄉鎮企業務工或做著小生意，暫時還無生活之大慮。而余下來的1200多名農民，原本就靠种田維持生計，轉眼間，土地說沒就沒了，又無固定的行當可干，只得依靠臨時打短工湊合著過。更讓人揪心的是，下崗農民中尚有一部分屬于老弱病殘者。這部分人連打短工都“心有余而力不足”，其生活境況就更為窘迫。
再看一個村。該村原處一座地級城市的城郊結合部，城市擴大后，已經成了“城中村”。去年起，“城中村”列入搬遷改造，原先的耕地要改作房地產開發用地。早些年，村里凡頭腦活絡、有點儿本事的農民，早就借“城郊”的區位优勢經商、辦厂了，對于他們，失去口糧田當然沒有大懮可言。而對于村里那批沒本事、沒門路、非得靠种地生活的農民，失去土地意味著現實的“失業”。
雖然土地被征用時，每畝地多少拿到了一定的補償費，可那是桶里的“水”，喝一瓢就少一瓢。也有的村，先前還留著點集體積蓄，通過辦交易市場組織下崗農民再就業。難點在于，大大小小的市場如今也已飽和，再加上下崗農民“先天不足”，期望他們中的多數人能在“市場”中立足、扎根明顯缺乏現實基礎。
還有，沿海城鎮過熱的“三區一場”建設，客觀上助長了新的“圈地運動”，繼而導致成批的農民失去土地。某市的周邊區塊，短短四五年時間，先后“圈”出私經濟開發區、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和旅游開發區，致使城郊6個行政村的耕地全部被征用。前一陣子，有關方面通過摸底調查證實，無田無業的農民已近万人。其中相當數量下崗農民的飯碗至今仍無處著落。
有個縣，靠著比別人快一拍的先發优勢，在縣城形成由十几個實物市場組織的市場群，成為一個全國性商品集散地。周邊的市縣一直心熱眼紅，近兩年，不知從何种渠道搞到占地指標，紛紛開辦同類市場。辦一個市場動輒占地數百畝。“場”倒是圈成了，“市”卻沒有形成。凡作者實地走訪過的，無不門庭冷落車馬稀。原來寄希望于依托市場交易，同步配套開發“三產”，吸納下崗農民再就業的計划也成了紙上的“規划”。
某地搞“水上大旅游”項目，整體搬遷規划區內的村庄。世代栖息的家園不保，毗鄰村庄周圍的大片農田自不在話下。
除此而外，行政區划的頻繁調整也影響到成片耕地的“流失”，從而使下崗農民不斷增多。某地這几年市、縣區划調整頻頻，接連搞了几個城市開發區(新城區)，因轄地行政歸屬不斷變動，最終都處于“開而不發”。前不久，區划再度調整，本屆政府又獨辟蹊徑，再另鋪攤子。政府几年換一屆，屆屆都有新打算。無奈新城成不了，人气難聚集，讓農民下崗變“轉崗”的設想也就成了“空想”。
政策變化農民無著
客觀地說，下崗農民的出現与政策環境的變化也有直接關系。前些年，農民的土地一旦被國家所征用，政府有兩條“剛性政策”來應對農民的生活出路。其一，實施“農轉非”，接納無地農民為城市鎮居民，改吃商品糧。其二，本著誰用地誰落實單位的原則，指令征地方(或項目業主)負責安排“農轉非”人口的工作。時至今日，政府雖然并沒有取消以上兩條安置政策，但落實政策所需要的社會環境早已不复存在，導致安置政策名存實亡。
圖: 对农民而言:失去土地等于失去生活保障。
首先，勞動力過剩，城里的失業壓力就讓地方當局一籌莫展。政府上哪為“農轉非”人口尋找勞動崗位？其次，沿海城市特別是中等以下城市的國有、集體企業已基本完成改制。企業一改“姓”，政府再想憑借行政指令往企業安排勞動力已失出了前提條件。即使再做“思想工作”，企業也不會吸納缺乏實際勞動技能、文化素質又普遍不高的下崗農民。再有，從前所征用土地，一般都用于工業項目。如今，土地的用途已多樣化：商品房開發、鋪草坪、建廣場、修馬路都得占用土地。各地城市的政府，手中也或多或少囤積有一批征用后的土地資源，直接用于招商引資。
由此，企圖依靠城市增容的途徑接納下崗農民就業，空間極為有限。城鎮化是經濟与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伴隨而來的農村土地減少當屬于正常。問題在于，城鎮化有兩种操作模式：一种是政府引導、市場主導；另一种是政府集引導、主導于一身，直接走上前台扮演主角。很顯然，采用前一种辦法是巧借市場之力，符合“化”的內在規律；而采用后一种辦法則依然沿用計划經濟的思維，不可避免出現政府行政職能的越位，并帶來一系列“后遺症”。下崗農民的出現，正是“后遺症”之一。
征地者“收益”多多
眼下，國內的土地市場雖遠未發育完善，但畢竟已初具雛形。一個顯著的標志就是土地已有了市价。征用農民的土地，若能以土地的市价作參照，再用市場手段予以操作，扣除必要的手續費，失出土地的農民一般可以得到全額的補償。
公平的交易規則是制約土地交易能否進行的前置條件。可實際狀況下，征地往往是政府的行政行為而非市場行為。行政性征地以“國家建設需要”作理由，以每畝數千至上万元不等的低价從農民手中“征”得土地，經過适當“整理”(例如“五通一平”)之后，再以市場价出售給開發商，或以“准市場价格”向投資者“优惠”。轉手之間，每畝數万元甚至十數万元的差价款為地方政府所占有(當然，其中還得向各有關行政利益主體上繳部分收益)。而反過來，就是那點儿征地補償費，還不能直接發到農民手里。經層層划撥，中間環節“雁過拔毛”早已不成新聞。
沿海發達地區，人口密度大，人均土地往往不足半畝，就算用半畝計，三口之家按現行的補償“規矩”和“標准”，又能得到几何？
現行的土地制度下，土地歸村集體所有。實際上，土地的支配權控制于地方當局之手。在地方看來，土地在我的轄區之內，當然屬于我地方上的資源 一种隨時可以變現的資源。至于說土地屬于國有資產，那是法律上說說而已。正因為理論上產權清晰的國有土地缺乏事實上的具體監管人，才致使各地方蚕食、倒賣國有土地的腐敗之風屢禁不絕、愈演愈烈。
農民既沒有對土地的“產權”，地方政府自然不必向農民“買地”，至于“征”等同于事實上的“繳”，“補償費”干脆喚作“照顧費”。繼續推理，“補償”的標准當然得由地方政府來确定。此時，補多補少与其說是執行政策，不如看成“補者”的良心發現。
不妨再作一個假設。倘若土地對于農民具有“財產”屬性，當土地必須被征用時，于農民等于將其所擁有的不動產變現。農民拿到變現后的資本金或拋本經商，或合伙辦厂，其成敗得失全憑自己把握，又該是一番別樣情形？可惜這僅是一個假設。
這些年來，以土地生錢的辦法，被各地方看作市場化改革的經驗之一。姑且不論這到底算不算經驗，其實際操作過程以犧牲一部分農民的切身利益為代价卻無從否認。通過先“征”后“賣”的辦法，本屆政府獲得巨額“利潤”，用于彌補財政資金缺項。問題是諸如下崗農民之類的新矛盾也冒了出來。矛盾正在積累，若干年后，政府与社會，都將為此支付沉重代价。
失去土地失去退路
土地于農民，還有個社會保障功能問題。守住土地如同上了一道最低限度的社會保險。
中國要想穩，必須農村穩；中國要想富，必須農民富。農民要致富，現階段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約一時半會儿富不了。但從政策層面，至少應當避免再出現下崗農民。
圖: 离開土地，生活依然不輕松。
進一步看，就連城市的社保體系，整合多年尚殘缺不全，處處受困，更何況農村？正因為如此，從政策層面和管理層面，控制下崗農民的批量出現，才顯得尤為迫切。
問題的凸現，已引起鄉鎮官員的關注。只是，問題并非只出現于個別鄉鎮，憑問題發生地基層政府的行政權力和實際財力，也只能停留于“關注”層次而已。到了城市一級政府，一般無須再直接面對農民。對農民問題的感受已處于“間接”狀態。
這一層雖然也有個別官員注意到了下崗農民的存在，但作為整個一級政府而言，連城市本身的就業難題都無從破解，再要抽出精力應對下崗農民，實在是既無可能、也不現實。然而，問題畢竟已顯性化。只不過，在“加快發展”的口號下，失去土地的農民臉龐上的愁云，為轟轟烈烈的城鎮化熱浪所暫時掩蓋。
失出土地的農民又無路可退，那情景、那后果，對政府、對社會是無須挑明的。
當然，拿一批“點”上的情況，斷言下崗農民已成群結隊，恐有以偏概全之嫌。
可實際上，要從面上采集相關數据并不容易。一來此類話題對地方比較“敏感”；二來，地方上的統計部門也未必將此類數据納入統計口徑。然而，由于政策外環境在沿海發達地區的趨同性，“點”上所反映出來的問題，從一定程度言，恐怕已具備了“面”上的意義。故而，下崗農民的問題該當引起政策實施層的注意。
──原載中國《新聞周刊》(http://www.dajiyuan.com)
相關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