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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8月22日訊】很明顯，國家是禍害；但同樣明顯的是，無產階級必須利用國家。這是一個矛盾。正是因爲矛盾的存在，所以，無產階級不能單純著眼於國家政權的奪取和掌握。對此，馬克思、恩格斯有詳細的論述。1884年，恩格斯在給愛·伯恩斯坦的信中，已經指出：“勝利了的無產階級在能夠利用舊的官僚的、行政集中的國家機構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之前，必須把它加以改造。”1891年，恩格斯再次強調：無產階級在掌握國家政權的同時，應當採取必要的措施，“來保證自己有可能防範他們”，從而“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僕變成社會主人。”總之，無產階級應當“立即儘量除去禍害的最壞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下成長起來的一代能夠把這個國家廢物完全抛掉爲止。”
那麽，如何防範國家呢？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一書中，對此做了精彩總結。他以讚賞的筆調、大量的篇幅向讀者推薦了巴黎公社爲防範國家而採取的幾點措施：1、廢除常備軍而用武裝的人民代替；2、代表會議是工作機關，而不是只有立法職能或純粹爲了裝點門面的機關；代表由普選産生，隨時可以撤換；3、警察從中央政府的工具變爲代表會議的負責機關，失去一切政治職能，並且隨時可以撤換；4、其他一切行政部門都發生同樣的變化；5、社會公職真正民主化，不再爲中央政府所壟斷和任命；一切公務人員只應領取相當於工人工資的薪金。
毫無疑問，通過上述措施，社會已經把國家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國家的權力非常有限，不可能惡性膨脹，所以也就不可能淩駕於社會之上，不可能廣泛干預社會生活。正因爲如此，恩格斯評價道，巴黎公社“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換言之，巴黎公社是正在消亡中的國家。
這樣，答案就很清楚了：如何解決國家是禍害但又必須利用它這個矛盾呢？唯一的途徑，只能是建立一個“正在消亡中”的新式的而非擁有絕對權力和絕對權威的舊式的國家。
十九世紀是一個劃時代的世紀，套在國家身上的袈裟，終於被馬克思、恩格斯剝了個精光；歐美國家觀的第三次大否定——對國家至上的否定，終於由馬克思、恩格斯完成了。這對歐美歷史有巨大影響：國家干預的範圍和力度至少在形式上受到了限制，而這種限制無疑是反抗資產階級國家侵犯工人階級利益的武器。當然，第三次大否定不是在所有歐美國家都進行得很徹底，德國就不徹底。這種不徹底實際上是法西斯專政，是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得逞于一時的重要原因。這從反面證實了第三次大否定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與歐美的國家學說史相對應，中國的國家觀經歷了兩次大的否定：以韓非子爲代表的新興地主階級對神權的否定、明末清初少數士大夫和清末民初的資產階級革命家對君權的否定。但中國一直沒有經歷第三次大否定——對國家至上的否定。和恩格斯批評的十七世紀的德國人一樣，傳統中國人“從小就習慣於認爲：全社會的公共事業和公共利益只能用舊的方法來處理和保護。”所以，對馬恩的國家二重性理論，傳統中國人閉口不提。在他們看來，問題不在於國家，而在於誰掌管國家。如果國家腐敗，所要做的僅僅是清除“使國家腐敗”的那些“惡棍”，而不是防範國家、限制國家權力。如果不是“惡棍”而是所謂特殊材料製成的“聖人”掌管了國家，國家就是人民意志的代表，而人民意志是絕對不會出錯、絕對服從共同利益、因而是至高無上不可抗拒的，它擁有迫使個人無條件服從的絕對權威。既然如此，國家爲了侵犯個人權利也就是理所當然了。人權無足輕重，國家至高無上；不是要求國家適應具體的人，而是強迫具體的人爲了國家存在；在理論上應該是社會工具的國家，在實踐中成了社會發展的目的。這樣，國家沒有而且也不可能“返回實在世界”，它依舊身披袈裟，端坐在宗教領域，受著無數善男信女的虔誠膜拜。由此可見，傳統中國人的國家觀與盧梭的國家觀何其相似！盧梭的國家觀最終導致了血腥的雅各賓專政，傳統中國人的國家觀則使國家佔有了全部社會權利，滲透了社會生活的每一個毛細胞。人們對國家毫無警惕、毫無防範心理。於是，國家的迷航必然導致整個社會的迷航，輪番重創至此無從閃避。
國權與人權孰爲本位，先賢早就給我們指示了明燈。但這個問題在中國至今仍是暗霧纏繞的泥沼。中國歷史還要在這裏拐多久的彎？
──原載《強國論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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