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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28日訊】 北京終於在主辦奧運的競爭中得到勝利﹐中國舉國同慶﹐世界各地的輿論大部分也是肯定﹐亞洲週刊前兩期的封面也以「申辦奧運改變中國﹕奧運情結成為現代化動力」為大標題﹐恰好印證了國際奧委會投票贊成北京的本意。
七月十四日的《紐約時報》也在頭版標題中引述奧委會主席的言論﹐大意是二零零八年在北京舉辦的奧運將會為中國留下獨一無二的遺產﹐換言之﹐它會徹底改變中國的一切。由此可見﹐奧運會早已不是純粹的體育競賽﹐而是一種國際性活動﹐它將對中國影響深遠﹐自不待言﹐因此也值得稍作反思。
近年來﹐中國人有兩大「情結」終於得到適度﹙或不適度﹚滿足﹕一是奧運情結﹐一是諾貝爾文學獎情結。不過﹐至少在中國大陸﹐對二者的反應可謂大異其趣。去年高行健獲頒諾貝爾文學獎時﹐在中國引起的是一片不滿之聲﹐大都認為高行健不能代表中國﹐或者認為這是諾貝爾委員會的一種政治干涉行為﹐卻很少人從文學的角度﹐對高行健的作品﹙小說和戲劇﹚本身作出評論﹐也很少人想到這個獎是頒給一位作家個人和他的作品﹐而不是頒給一個國家的代表。
奧運會的情況當然不同﹐運動員得獎時必須奏國歌﹐如果一個運動員無國籍﹐恐怕根本就不能參加。民族國家間的競爭﹐成了奧運背後運作的主題。然而﹐有時候奧運會也會設計各種權宜之計﹐如「中華台北」和南北韓合組一隊參加﹐似乎要打破政治上國家界限的僵局﹐並以此影響國際政治。其實奧運史上政治和體育結合並造成多種矛盾的例子舉不勝舉﹐利弊兼有﹐所以此次我對奧運會在北京舉行的反應﹐也是複雜的。
作為一個「都市漫遊者」﹐我不禁想到另一個相關的問題——奧運和都市文化的關係。在古希臘舉辦奧運會的時代﹐基本政治結構是城邦﹐換言之﹐國家就是城市﹐民族國家的模式尚未出現。如今﹐廿一世紀的世界似乎只剩下一個城邦——新加坡﹐然而奧運會表面上的主辦單位還是都市。那麼都市和國家政府之間孰重孰輕﹖中國人一定擁護政府﹔美國人說不定也會支持主辦城市﹐至少城市和國家分開處理。洛杉磯和亞特蘭大分別作過東道主﹐今後想要問鼎的美國城市還有紐約﹑休士頓﹑舊金山﹑辛辛那堤和華盛頓。作為美國首都﹐華盛頓照樣要和其他城市競爭﹐而且機會不大﹐但北京作為中國主辦的唯一都市﹐似乎成了天經地義﹐無人反對﹙不知上海市長市民作何感想﹚。
主辦奧運的都市不必是首都﹐首都是純政治性的考慮﹐但主辦城市必須有足夠的條件。洛杉磯和亞特蘭大都是商業都會﹐實際負責主辦奧運的是商人﹐而且都賺了一筆錢。加拿大的蒙特里和西班牙的巴塞羅納在文化上遠較美國這兩大城出色﹐主辦奧運卻大虧其本。所以有人認為奧運會早已變質﹕它已不再是運動員的比賽﹐而是一種規模龐大的「觀者遊戲」﹙SpectatorSport﹚﹐它呈現的是一種商品式的「壯觀」﹙Spectacle﹚﹐以滿足觀者的慾望﹐早已和古希臘的體育精神風馬牛不相及了。
古希臘的體育競技是一種人文教育﹐人的身體美是極高的藝術境界﹐所以體育和德育智育並重﹐不可或缺﹐奧林匹克運動會是表現這種文化的「大展」。有了這個高高在上的理想﹐城邦之間的戰爭到了奧運會時全部停止﹐好讓運動員專心一致發揮公平競技的精神。這和古羅馬的鬥士競技完全不同﹐後者成了觀者遊戲﹐極盡殘忍的能事。
我認為現代的奧運會是上述三種因素—或西方文化遺產—的綜合﹐不過原來的體育精神反而屈居第三位﹐幾乎被國家政治和商品經濟所取代。如此看來﹐我不禁要問﹕二零零八年北京主辦奧運﹐其真正意義何在﹖是為了促進中國的開放和現代化﹐提高北京作為世界大都會的形象而招攬更多的旅遊生意﹐還是藉此發揮中華文化中的體育精神﹖
首二者世界各地媒體皆有報道論述﹐但對最後一項獨付闕如﹐外國報章雜誌只說中國運動員已不再吃藥違規﹐無人談中國體育文化。我對體育也是外行﹐但還想在此再加幾個問題﹕一﹑如果在北京建築二三十個體育場所作為奧運「硬件」﹐那麼「軟件」是甚麼﹖訓練計程車司機說幾句英文夠嗎﹖硬件和軟件孰先孰後﹖二﹑北京作為主辦城市﹐其文化資源是甚麼﹖是否足夠應付奧運會在各方面的挑戰﹖三﹑中國人的素質﹙包括體質和性格﹚一向是晚清和五四知識分子關心的題目﹐甚至毛澤東第一篇文章就是討論體育﹐此次奧運會可否引起知識界和文化界在這一方面進一步的反思﹖
情緒高昂之後﹐才是真正實踐的開始。
──原載《亞洲周刊 》 李歐梵﹐美哈佛大學教授。著有《西潮的彼岸》﹑《浪漫之餘》﹑《上海摩登》和小說《東方獵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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