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紀元7月21日訊】 自六四之後，連續十屆的聯合國人權大會，以美國爲代表的自由世界針對中國的人權提案被擱置。而每一次所謂的勝利，中共都是依靠收買一些在不同程度上踐踏人權的小國取得的，還要像拜年一樣地感謝那些幫助中共暫度難關的國家。在世界上最強大的自由國家和最強大的獨裁國家之間的較量中，表面上，是美國的“屢敗屢戰”和中共的“屢勝屢戰”，而實際上，自由制度與獨裁制度之爭在道義上的勝負早已有目共睹。中共不過是拿著納稅人的血汗錢來購買政治支援，無償付給一些無賴國家，在國際上買個臉面而已。正如中共用巨大的市場來收買國際大資本家，以減輕政治上的國際壓力一樣。而這，正是中國窮困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十年來，大陸中國經濟一直保持著領先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增長率，主要大城市的表面生活也已經足夠奢華的了。但是，中共在應對國際社會的人權譴責時，最大的藉口仍然是中國的國情特殊，所以“生存權”和“發展權”就是目前中國最緊迫最重要的人權。而這兩種人權的特殊國情依託就是中國的窮，正因爲窮，解決溫飽問題就成了中共維護獨裁制度的方便藉口。這類藉口還有很多，諸如資源有限、起步太晚、人口衆多且素質低下等等。
談到中國的窮，還有一個最好最簡單也最具欺騙性的藉口，就是把自己治下的所有災難、落後和貧窮，統統歸罪於殖民者的遺産。中共在談到自己的落後時，最通行的說法就是列強的剝奪與淩辱，帝國主義在經濟上的榨取和封鎖，從而把內在的疾病完全歸罪於外來的病源，把制度之惡性腫瘤完全歸結於外來癌細胞的傳染。但是，美國沒有鼓勵過中國的大躍進，更沒有插手過文化大革命，餓死幾千萬人的大災難和使經濟陷於崩潰邊緣的大破壞，完全是“自力更生”的結果，總不能把一萬多億經濟損失的責任也栽到殖民者的頭上吧。
同樣是華人社會，臺灣做了五十年日本的殖民地，香港做了一百年英國的殖民地，兩地人均佔有的自然資源也並不比大陸豐富，但是港臺現在的自由與富足是舉世驚歎的事實。那麽，套用中共的辯護邏輯，我們是不是可以理直氣壯地宣稱：港臺今天的富足也是殖民時代的遺産呢？再看同樣被日本軍國主義殖民了五十年的南北朝鮮，一個已經置身于現代文明國家的行列，不斷地在經濟上援助另一個朝鮮；而另一個連起碼的溫飽都遠沒有解決，甚至餓死了二百多萬人，只有靠向國際社會乞討才能勉強糊口度日。總不能還把二者之間巨大的貧富差別，歸罪於殖民時代的遺産吧。顯然，這種窮與富完全是由於不同的制度選擇造成的。
中共從來不講中國式的窮與獨裁制度之間的內在關係，不講中國一百多年的現代化努力在中共執政後所發生的全面大倒退，反而極力自誇執政五十年所創造的經濟成就如何巨大。現在的執政者也會談到毛澤東時代的貧困，但也只是偉人犯了好心辦壞事的小錯誤，還是功過三七開，還是不承認制度本身的罪惡，還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中共講人口太多是沈重的負擔，但是不講沈重的人口負擔完全是中共執政的惡果；中共講國有化和計劃經濟如何改變著落後的面貌，卻不講中共爲了維護獨裁權力讓整個社會所付出的高昂經濟代價——制度性的強制剝奪全民資産和壟斷全部資源所造成的低效率和資源浪費（國有化）；制度性的全民運動所造成的鉅額財産損失和資源大破壞（大躍進、文革等群動運動）；制度性的經常的依靠強權暴力的大規模鎮壓以及意識形態操控（三反五反、反右、肅反、四清、六四、法輪功等），讓全社會所承擔的驚人的經濟成本；制度性膨脹乃至臃腫且效率極低的黨政機構所造成的巨大浪費；制度性特權的普遍腐敗所造成的極少數人的揮金如土和最廣大民衆的貧困；制度性的“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暴力統治和霸權心態，所導致的與國力完全不相稱的巨大軍費開支（朝鮮戰爭、發展核武器、中蘇對抗時的備戰備荒、中美對抗時的向俄羅斯大量購買先進武器、大幅度提高軍費開支）……但是，象江西小學校爆炸致使幾十個孩子血肉橫飛的惡性事件，中共只把原因推到一個莫名其妙的瘋漢身上，而對制度本身所造成的農村貧困和教育荒蕪則不置一詞。如果把腐敗定義爲利用公共權力牟取個人的或小集團的私利的權錢交易的話，那麽，大陸中國制度的腐敗，就是中共作爲執政黨利用壟斷的公共權力，強制佔有全民資産和牟取一黨私利。更重要是，這種腐敗受到現行體制的合法性保障。
專制政府從來就是爲了維護其絕對權力的安全而不惜付出任何代價。且不談文革、不談六四、不談政治鎮壓所導致的人權災難，我們僅以近兩年的鎮壓法輪功和中功爲例：這是典型的利用壟斷的公共權力來牟取一黨私利的政治行爲，鎮壓所需的鉅額資金投入就是最大最不公正的政治性浪費性腐敗。從經濟成本的角度講，雖然中共一貫的黑箱操作，使我們無法知道這筆財政開支的具體數位，但是已經持續了兩年多的鎮壓和輿論宣傳的費用肯定不會少。在民衆方面，這兩個龐大的民間組織曾經創造的經濟效益全部喪失（比如，中功的三千多家經濟實體和近八億元資産），衆多信徒反復上訪、請願、抗議和被抓，使這些本來就生活艱難的普通百姓以及家庭，承受著完全額外的經濟代價。
在政府方面，任何鎮壓行動都必須投入大量的經費，隨著鎮壓範圍的擴大和力度的升級，其經濟成本也就會越來越大。北京市政府用於防範天安門廣場的護法行動，每天都要出動大量警力，這筆開支就一定是個不小的數位。本來，朱鎔基所推動的政府機構改革就阻力重重，精簡機構還未完成，又爲鎮壓法輪功而專門建立了從上到下的“610辦公室”，還創辦了“反邪教協會”，現在，“610辦公室”已經由地下的秘密機構變成了地上的公開機構，合法地成爲預算內編制，獲得了部級的身份。這完全有違於精簡國家機構、節約政府開支的改革決策。在專職的“610辦公室”之外，各級政府和司法、公安部門要抽調大量的人力物力，外地公安人員頻繁地往返於北京和各地之間，甚至還要在北京設置留守人員，以便一旦抓住本地區來京護法學員能夠及時遣返，而不至於受到政治上的訓責乃至丟了烏紗帽；
4月25日中央電視臺報道了中央機關轉化法輪功學員的成功經驗，畫面上學員們集中吃住的地方，可以和星級賓館媲美，如果是小地方來的學員被關在這裏轉化，他們很可能儘量延長轉化時間，因爲這種待遇要比他們的日常生活好多了。這筆錢從哪來？決不會是信徒本身掏腰包吧。抓捕法輪功信徒的數量之大，使各地的監獄人滿爲患，必須用財政撥款來支撐。我回大連瞭解到，我曾經呆了三年的大連市勞動教養院，一向只接收男性勞教者，但是，現在也不得不爲接受法輪功信徒而專門成立臨時的女子大隊，又多了一筆額外的開支。在這次反法輪功運動中，成爲全國先進典型的遼寧省馬三家勞動教養院，僅關押的法輪功學員就有二千多人，國家財政撥出三千萬元，給這個在打擊邪教運動中受到表彰的教養院，用於改善監獄的硬體設施和提高幹警的待遇……而其他地方的教養院即便得不到這麽多，數量不等的財政撥款也是肯定的。在目前利益至上的大陸中國，連在“七一”和“十一”這樣重大的政治性日子中，各單位舉行的禦用歌詠晚會，每名登臺者都要花錢雇傭，何況鎮壓法輪功這樣吃力不討好的差使呢。
鼓勵大家發財的小康時代，個人講究個人的經濟收益，單位講究單位的經濟收益，一切鎮壓行動和輿論造勢的具體操作，沒有政府的巨大財政支援是難以想象的，所有參與其中的部門，都會向國家財政伸手要錢。現在，中央政府的權威在向下貫徹時，之所以呈現出普遍的效力逐級遞減的現象，就在於下級官員在執行上級決策時，首先想到的不是對上級權威的服從，而是對執行時的收益和成本的精打細算。執不執行、真執行還是敷衍了事，執行多少、落實到什麽程度，全取決於利益計算後對個人收益的預期。所以，對於現在的中共政權來說，花錢買穩定決不是什麽明智的執政方針，而是制度性的癌症所致，是它無可奈何的別無選擇的選擇：不花錢購買就沒穩定，花了錢也只能維持暫時的穩定，一波未平而一波又起。因爲，如果依靠公正的法律來保證政治秩序的穩定，根本就不用政權耗費黑箱運作的鉅額預算外支出來購買，那麽把這些錢投到經濟上或福利保障上或其他隨便什麽領域，對於社會穩定所産生的經濟效益和社會綜合效益，都會比用於政治性鎮壓更大更積極。更重要的是，這筆開支對於執政黨來說，其正面效益也只是短期的表面的，長期的實質的則是負效益；而對於整個社會來說，無論是短期還是長期，這筆額外的巨大政治投資的效益皆是負面的。
在農民收入呈相對遞減趨勢的情況下，在城鎮失業人口遽增和社會保障極不完善的情況下，在農村的九年制義務教育因經費短缺而已經名存實亡的情況下，如果把進行大規模鎮壓的開支用於對社會弱勢群體的救助，用於農村教育的改善，該産生多麽巨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綜合效益。
如果中共政權敢於公佈爲一切鎮壓活動而支付的巨大費用，那麽即便不從道義上提出置疑，納稅人僅憑這種經濟成本就會對政府的鎮壓提出財政上的置疑。納稅人交錢養活政府，不是爲了供其滿足權力野心而隨意揮霍的，更不是讓政府用於鎮壓納稅人的，而是爲了獲得更好的公共服務，所以這筆用於政治鎮壓的支出完全是本末倒置的財政行爲。從人大具有審批政府財政開支的權力的角度講，政府用於鎮壓活動的財政費用，那一項也沒有經過了人大的討論和批准，顯然屬於違法的預算外開支。
最奇怪的是，大陸中國的納稅人和專家可以對中國大劇院的鉅額預算提出置疑，但是，國人對中共執政五十年來用於政治性鎮壓的財政支出卻不聞不問，似乎對此已經麻木，人大也從不會對這些預算外的非法開支提出置疑，全社會似乎默認了這種額外的爲獨裁政權的穩定而付出的巨大經濟成本。當然，在中共執政的早期或整個毛澤東時代，中國政權的意識形態還具有很強的勸誘能力，人們不會對鎮壓本身提出置疑，自然也就不會追究用於鎮壓的經濟成本。但是，在改革開放後的二十多年後的今天，人們的個人利益意識已經覺醒到計算到骨髓的程度，特別是在經濟學成爲顯學的九十年代，投資與成本的計算不但深入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更成爲經濟學家們的口頭禪，再說社會對中共的經常性政治鎮壓的經濟成本完全麻木，就是自欺欺人了。那麽爲什麽社會對此仍然表現爲不聞不問的麻木呢？
我認爲，在這種麻木的背後，是普遍的惟利是圖的豬哲學；而在豬哲學的背後，是製造政治恐怖和利益收買的一黨獨裁體制。在中共現行的體制下，對鎮壓行爲的經濟成本提出置疑，無異於是對鎮壓行爲的政治性挑戰。在統治者眼中，經濟學的計算和對財政置疑就將變成政治風險和對政權的置疑，就有違於“政治正確”的基本統治邏輯。這對於任何個人來說，都是風險太大的虧本生意。在利益覺醒的時代，這類基於良知的置疑至多得到孤獨的道義上的名譽，別人只能在私下裏表示讚揚或同情，決不會形成公開的社會輿論的道義激勵。而實際上的收益和風險之間的巨大不對稱，會使絕大多數人在投資與成本的計算之後望而卻步，久而久之也就變得麻木了。另外，長期的低工資巧妙地遮蔽了政府是靠納稅人養活的基本事實，長期的只講義務不講權利的意識形態灌輸扭曲了人們的基本常識，使中國出現本末倒置的納稅意識，即不是納稅人出錢養活政府，反而是政府出錢養活納稅人，所以，對於老百姓來說，政府財政的來源和支出皆晦暗不明，政府似乎完全有權力隨意榨取民間資源和揮霍納稅人的血汗錢。
所以，國人在對政治鎮壓的經濟成本的麻木上，改革前的毛澤東時代和改革後的鄧小平時代、江澤民時代，竟是如此一致；意識形態的勸誘力和利益收買的說服力，竟然是同樣的巨大，以至於任何道義上的理由——無論多麽理直氣壯——都不足以與之抗衡。這樣的制度怎麽能保證國家的富強？這樣的人民怎麽能不忍受貧窮？這已經不光是制度性的物質貧困了，而且是制度性的精神貧困了。
世界現代史已經雄辯地證明，西方國家以及亞洲新興的現代化國家，之所以成爲全球競爭中的優勝者，主要不是由於自然資源上的優勢，而是依靠制度上的優勢。制度優勢可以彌補資源不足，可以使成本最小化和效益最大化，使其所具有的綜合實力，遠遠超過其人口規模和自然資源的先天競爭力。反過來，制度劣勢只能造成資源的極大浪費，把本來具有的資源上的先天優勢人爲地消耗成後天劣勢。這種制度經濟學的計算，不僅是科斯和諾思等人在理論上貢獻，更是一個世紀的世界歷史本身。
中國的窮，就窮在肆無忌憚的腐敗，窮在爲維持甚至縱容腐敗的獨裁制度所付出的高昂成本上，窮在被剝奪的窮人們對這一制度的麻木性容忍上。這種窮，決不是資源匱乏、人口太多和素質低下所能辯護的，而是一種制度性匱乏，即這個制度無法激勵通過不斷的制度創新來合理配置和公平分配有限的資源，用後天的人爲的優越制度來彌補先天的自然的資源不足。反而只是爲了保護特權階層壟斷、佔有、揮霍和破壞有限資源的特權，就動員一切資源來維持一黨獨裁的揮霍型浪費型腐敗型制度，並爲制度創新設置重重的人爲障礙。
所以，這種窮，是制度性的窮，窮的毫無道理，窮的無法從道義上進行最起碼的辯護。
作爲執政黨的中共，還要維持這種導致貧困的制度多久？作爲不公正制度下的被剝奪者的廣大窮人，還要像現在這樣麻木不忍地忍受這種制度多久？
2001年3月18日於北京家中
──原載（《動向》2001年5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相關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