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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18日訊】 最近，幾起發生在高等院校的學術失範事件引起了沸沸揚揚的議論。其中的情況各不相同。有的是沒有什麽真才實學，把抄襲別人的東西當成了終南捷徑。有的自己學問不錯，翻譯外國人的學術著作本來也付出了勞動，但一時被虛榮心迷住了眼睛，譯著當成論著發表。筆者前些時候在上海見到王元化先生。他談到對一位學有專長又有失誤的中年學者，既要批評，也要愛護，不要一棍子打死。對此，我是很贊成的。
我覺得，抄襲自然是不可取的，但就目前中國學界的情況而言，這遠不是最重要的問題。如果羅列學術腐敗的十大表現，這個問題進不了前三位。
更突出的問題我想說三個：一個叫學術依附，一個叫權錢交易，一個叫逆向淘汰機制。這三個問題又是聯繫在一起的。
當代中國的學術，尤其是社會人文科學，對國家權力的依附性是很強的。從50年代到70年代，學術幾乎完全淪爲意識形態的婢女，從整體上喪失了獨立的品格。由國家機器壟斷學術研究，如果在技術領域還能搞出兩彈一星，那麽在社會人文領域，後果必然是一花獨放，百草雕零。最早指出這個體制弊端的是顧准，他1973年就說，“我們的原子彈和衛星上天，分明是在民主集中制下搞出來的。蘇聯的軍事科學，不對，是武器科學，還有許多其他各門科學，50年來發展得也很好。如果說，科學研究在這種制度下多少受到阻礙的話，那就是人文科學和哲學。因爲這個領域，正是權威保留獨佔的判斷權的領域。”（《顧准文集》344頁）的確如此。在這種從蘇聯學來的體制下，和最高權威不同的思想學術見解，再有前瞻性，也難逃厄運。不必舉太多的例子，從楊兆龍提出的以法治國論，馬寅初提出的新人口論到顧准提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莫不遭到封殺，社會學等學科乾脆全軍覆沒。
80年代以來，從蘇聯引進的學術體制開始受到質疑和反思，學術界的獨立的意識開始覺醒，民間逐步拓展出一點學術空間。但到爲止，這種民間的學術空間仍然十分有限和脆弱。民間成立學術社團要受到控制和限制。國內外的一些企業、財團資助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經費，數量少而不穩定。一些出版社出版民間學者主持的學術叢刊，往往因人事的變化和經費的萎縮而停頓。從整體上看，學術界的民間空間和獨立性還沒有達到五四時代的水平。
在現行的學術體制中，科研經費受控於政府財政，學術刊物只允許官辦，專業職稱評定由官員調控。所有這些，都保證了學術研究基本上控制在國家機器的導向之下。政治權力想調動財力向那類課題傾斜，往往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90年代以來，黨政官員調任學術研究機構負責人的現象有增無減。經過80年代倡導幹部四化，這些官員自然也有較高的學歷，也有教授、研究員一類的職稱。但他們畢竟原來從事的是黨政領導工作，而不是學術研究。到了學術機構，他們也要抓科研，也要領銜搞專案。但這些專案的特色往往近乎政治宣傳，而與中外學術傳統大異其趣。政治家有個什麽新提法，他們就組織學術工作者一擁而上地論證闡發，多少科研經費爲此而支出，多少“論文”因此而自誕生、多少書籍爲此而出版、多少獎項由此而問世。與之相比，不論在聲勢上還是數量上，民間學術活動的範圍和規模，都遠遠地不能望其項背。
進入90年代以來，中國的吏治腐敗和司法腐敗日甚一日，使整個社會彌漫在一種腐敗的氛圍裏。要讓學界身處其間潔身自好，那真是天方夜譚。腐敗的基本遊戲規則就是權錢交易。官可以買，其他公共權力可以買，與學術有關的利益爲什麽不可以買？什麽學位、學銜、學術成果、學術榮譽，無不與各種交易聯繫在一起。包括兩院院士的增選，也不無權錢交易。難怪有人說1948年選中研院院士是學術至上，1955年選中科院學部委員是政治挂帥，90年代競爭院士是金錢開路了。
我在《學術界》2000年第3期上，讀到兩篇文章，揭露陳國生的著作用的是假書號，出版社不承認。其實，問題恐怕還是此生口袋裏錢不多。在今日之中國，只要書籍的內容不犯忌，有一兩萬塊錢弄個真書號又有何難？由各級各類掌握公共權力者領銜主編的用真書號出版的沒有任何讀者有興趣光顧的“學術”垃圾，其實比假書號出的書要多得多。
現行的體制，一方面鼓勵學者混官，謀取公共權力，然後利用公共權力去佔有學術資源、學術頭銜和學術榮譽，一方面形成逆向淘汰機制，對於健康的學術力量構成有形或無形的壓制、傷害和摧殘。學界一些具有獨立人格的知識份子，不願意與這種氛圍同流合污，堅持獨立思考，獨立表達，直面現實，著眼于社會的進步，研究真問題，於是受到種種壓力。被點名批判的有之，被單位解聘的有之，被出版機構拒稿或要求不屬真名的有之，在評定專業職稱時穿小鞋就更不足爲奇了。大學本來是靠名教授支撐的。有一所院校，本來就知名教授就不多，但現有的知名教授卻被冷凍起來。作爲《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一文主要執筆者的孫長江教授，其學術造詣本來有目共睹，竟連指導研究生也不允許。還有一所大學，學生評選了十名最受歡迎的教授。因爲名列第一的教授獨立性較強，校方於是在公佈名單時以姓氏筆劃爲序，把他排到後面。這些小動作雖然不像階級鬥爭爲綱的年代裏的專政手段那樣致人於死地，但長此以往，也難免要將中國學界導入黃鍾毀棄、瓦釜雷鳴的惡性循環之中。這才是中國學術界更嚴重的內傷。
——(選自問題與主義新增之“丁東專欄”)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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