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紀元7月16日訊】 學術界目前有關學術規範的討論無疑顯示了中國學術提升自身的努力，但中國知識份子的弱點卻再一次暴露出來：大多數批評者不是著眼於探究學術失範的深層原因，而是情緒化地進行道德審判，急於將某些人釘在道德的恥辱柱上，仿佛道德的審判一結束，學術批評本身就完成了使命。此類道德審判式的學術批評乃是傳統文化倫理中心主義在當代的延續，其意義注定是有限的，因爲道德層面上熱鬧的口誅筆伐往往遮蔽了學術失範現象的深層原因。
引發學術規範討論的導因是某些學術著作涉嫌抄襲，即引用了別人的論述而未予注明。這種做法有違學術誠信原則，固然是不對的，然而下面的反詰是無法回避的：倘若我們的主要學術建構方式是引用別人的論述，那麽，加了注的引用與不加注的引用在學術效果上真有本質性的不同嗎？加了注的引用依然是引用，其學術效果並不因爲符合學術規範而獲得實質性的增強：它仍是引述／復述／轉述，而非獨創性的論述。冷靜地審視一下當代中國學術，我們就會發現：真正原創性的著作少到近乎無，或復述傳統之言，或轉述西方之說，乃是中國當代人文學者的謀生之道。當代中國人文知識份子能用自己的語言、邏輯、思想演繹整本學術著作者，幾乎沒有。假如從當代中國人文學術中抽掉了被引述／復述／轉述的”西方”和”傳統”，剩下的即使不是虛無，也不會有多少實質性的存在。”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會抄不會抄”，是絕大多數中國人文知識份子謀生方式的真實寫照。所以，造成學術失范現象的根本原因是當代中國人文學術原創性的喪失。
當代中國人文學術已經喪失了原創性，這才是中國學術的真正危機所在。我們可以簡單地把原創性的喪失歸咎于人文知識份子的人格缺陷，但這無助於發現更深層的原因。當原創性喪失成爲中國知識份子的集體性標誌時，追究個人的道德責任便無實質性的意義，因爲一定有深於個體的因素造就了這種狀態，反思這種因素是學術批評的更高職責。我在對中國學術的傳統、體制、當下處境進行了系統審視後發現：１、傳統學術規範、主流意識形態、大衆文化在目前已經形成了一種強大的合力，客觀上逼迫、擠壓、誘惑著中國人文知識份子，使他們（我們）走上背離原創之路；２、現有人文領域的教育體制、人才選拔體制、發表-出版體制存在根本性欠缺，不利於原創性的人文知識份子的誕生和成長，甚至對他們形成了放逐之勢，這乃是中國人文學術原創性喪失的制度性根源。
傳統學術規範對於中國當代人文知識份子的影響是微妙而深刻的。秦至明清的中國學術史在本質上是一部解釋史。傳統農業官僚社會對穩定性的絕對強調意味著人文學術必然以對傳承、注解、闡釋流傳下來的權威體系爲使命，創新從根本上說是被禁止的。構成中國人文學術主流的是訓詁、考證、注釋之學，與之相應的學術規範不是創新，而是對權威和傳統的絕對忠實。這種學術規範在二十世紀受到過猛烈的衝擊，但最終借助與傳統與意識形態的合謀而延續下來。在１９４９-１９７６年間傳統文化雖然成爲批判的物件，但傳統學術規範卻由於主流意識形態對單一權威體系的捍衛而成爲主流學術規範，因而傳統學術規範與主流意識形態形成了合謀之勢：受僵化的前蘇聯模式的影響，此間的主流意識形態只允許對權威體系進行引述／復述／轉述，禁止任何建立原創性體系的企圖，以至於人文學術不可避免地變成了另一種注釋之學；由於這種注釋與中國傳統學術規範是一致的，所以，它極易被中國人文知識份子所接受；中國人文知識份子在反思文化大革命期間的苦難時很少反思當時傳統學術規範與主流意識形態的合謀，其原因就在於傳統學術規範對於中國人文知識份子的影響仍是巨大而內在的。１９７８年以後，中國走上改革之路，主流意識形態一度表現出對於創新性的籲求，傳統學術規範在短時期內成爲反思和批判的物件，由此而産生的解放效應使得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人文學術呈現出追求創新的宏大態勢。然而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期開始，主流意識形態再次把穩定性當作主導目標，有意識地弘揚傳統學術規範和限制學術的原創性，中國人文學術界尚未來得及發展壯大的原創性力量受到壓抑乃至重創。恰恰在此時，一種對中國學術界影響巨大的文化樣式在市場經濟語境中異軍突起，迅速擴張爲文化的主流形態–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大衆文化。大衆文化雖然具有天生的民主品格，可以被廣泛分享，但是它對廣度的無限制追求必然使它成爲無深度的文化。爲了迎合大衆的平均理解力和對於肉身娛樂的需求，大衆文化在誕生之日起就不以獨創性和個性化爲指歸，這使得它與傳統學術規範和主流意識形態在反原創性上不謀而合。由此而形成的傳統學術規範、主流意識形態、大衆文化的合力結構對中國人文知識份子的影響更爲巨大和難以抗拒。大衆文化在對人文知識份子形成擠壓之勢的同時也誘惑著他們（我們），因爲它指向一個領域廣泛、利潤豐厚、崇拜者衆多的名利場。今天的中國人文知識份子真正對大衆文化不感興趣者，寥寥無幾，區別常常僅僅在於介入的方式、介入的程度、介入的成敗而已。以余秋雨爲代表的部分人文知識份子在大衆文化領域取得令人眩目的成功，成爲明星知識份子，爲意欲投身大衆文化的知識份子展現了榜樣的力量。已成功介入大衆文化的人文知識份子幾乎全都樂不思蜀，意欲轉業而尚未完成轉業者也已心不在焉，少數堅持純正人文建構的人文知識份子生活在傳統學術規範、主流意識形態、大衆文化的三重限制中，很難進行真正原創性的工作。這乃是中國人文學術原創性喪失的深層原因。
導致中國當代學術原創性喪失的體制化因素則表現在教育、人才選拔、發表－出版體系等各個層面。人文知識份子從根本上說都是在體制內生存的，因爲他們不可能完全游離于現有教育體制、人才選拔體制、發表－出版體制之外。體制的力量往往決定著中國知識份子的命運。人文知識份子在成長的過程中最早遭遇的是教育體制。受傳統文化和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乃至決定，現有教育體制在人文層面走的仍是以灌輸和教化爲主的路子，從小學／中學到大學本科，擅長逆向思維的文科學生總是被視爲異類，成績最好者則幾乎全是善於接受灌輸和教化者。即使到了研究生階段，導師對弟子的最高評價人是”扎實”而非創造性。一篇平庸而引文豐富的碩士或博士論文在完成之即就注定了會通過答辯，具有個性化見解的畢業論文則極可能遇到激烈的反詰和否定，其作者要承擔更大的學業風險。這使得中國的人文知識份子在起步階段就大都不追求原創性。少數具有原創性的人早早地被斥爲怪人、異類、邊緣分子，就算是能夠完成學業，也會被現有的人才選拔機制放逐到學術的邊緣地帶。現在的大學和人文類科研機構在傳統學術規範和主流意識形態的雙重制約和影響下，普遍不歡迎個性化的原創型知識份子。極少數具有一定原創性的人文知識份子爲了不被驅逐出學術的中心地帶，只能壓抑自己的個性，這種策略雖然能夠奏效，但個性的壓抑必然使他們的原創性不斷萎縮。至於那些不願意壓抑自己個性的人文知識份子，則被放逐到學術的邊緣地帶，處於自生自滅的狀態。中國人文人才的內部流失和自我損耗已經到了危險的地步。這個問題一日不解決，中國的人文學術就一日無希望。進而言之，一個具有原創性的人文知識份子即使幸運地通過了現有教育體制和人才選拔體制的篩選而處於學術的中心地帶，他仍會遭遇到許多阻礙他實現自己原創性的因素。其中現有的發表-出版體制直接拖滯著人文學者原創性的實現：傳統學術規範對考證、轉述、解釋的片面重視與主流意識形態對發表-出版體制的工具性定位合一，注定了原創性的人文成果難以發表。我對此深有體會：在我完成的約７０篇論文中，最有原創性的幾篇仍在刊物間流浪或沈睡在抽屜裏，而６０篇相對保守的論文則全部發表了；我於１９９１年完成的專著《個體哲學》先後被收入數種叢書，但由於其內容過於有探索性而被出版機構否決了。不少具有原創性的學者都遇到過這種情況。這意味著在原創性匱乏的情況下，極少數艱難誕生的原創性學說無法問世。由此而産生的負面效應是：一方面，中國人文學術中最優秀的部分因無法發表-出版而喪失了與世界學術對話的機會，一方面，越來越多的人文知識份子放棄了對於原創性的追求，代之以投合現有發表-出版體制的功利性運作。所以，當代中國人文學術原創性的喪失乃是一個制度性的結果，揭示産生此結果的制度性原因應是學術批評的更高使命。
中國當代學術原創性的喪失乃是中國當代學術失范的根源。所以，真正到位的學術批評絕不應該僅僅對某個學者進行道德審判，而應該對其根源進行反思。一種真正規範的學術必然是以原創性爲指歸的，創新才是學術的最高規範。這場學術規範之爭對我們最大的啓示是：原創性的喪失乃是中國學術之癌，要振興中國學術，就必須把對學術創新的要求和鼓勵制度化，在教育、人才選拔、發表-出版體制進行必要的改革。否則，有關學術規範的辯論除了爲大衆文化創造些須熱點外，不會有實質性的意義。
資料來源：光明論壇
——轉自《ABC論壇》(http://www.dajiyuan.com)
相關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