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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11日訊】 鮑彤先生的文章向來寫得好，特別是那種放膽直言、置險惡於度外之精神，實在令人感佩。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鮑彤先生揭破了一個秘密：中共其實並無一以貫之的政綱，中共的目的在於政權。“什麽是中共的目的？政權是它的目的。政權不在自己手裏的時候，它爲奪取政權而鬥爭，一切爲了奪取政權，提出綱領並不是爲了實現綱領，而是爲了奪取政權；政權到手之後，它爲永遠牢牢抓住政權而鬥爭，丟掉民主口號是因爲害怕丟掉政權，發展生産力也是爲了害怕丟掉政權。永遠牢牢抓住政權，是它綱領背後的綱領，生命之上的生命，目的之中的目的。”
——“生命之上的生命，目的之中的目的”，一針見血！
但是，在鮑先生的文章裏，也有某些流俗之論，雖然瑕不掩瑜，但請允許我提出來加以討論。
這是鮑先生文章的兩段話：
“鄧的綱領，和馬克思的綱領固然存在著巨大的差別，和毛澤束的繼續革命綱領或者民王綱領也不一樣，比較而言，倒是相當接近于亞洲四小龍經濟騰飛時期的綱領。鄧小平認爲，不管什麽綱領，能發展生産力就是好綱領，從這個意義上，也許可以把鄧的綱領理解爲發展生産力的綱領。”
“後五十二年，中共搞了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各種各樣的社會主義革命，失敗了，轉而改革，通過改革，重新退到”向社會主義過渡”以前的經濟政策，承認市場經濟，承認私有，承認雇傭勞動，承認資本，才把瀕於崩潰的經濟挽救過來。眼下，中國這個社會主義國家正在和幾條非社會主義的亞洲小龍站在同一個隊伍之中。但是，爲了繼續實現永遠牢牢抓住政權的目的，爲了表示決不放棄四項基本原則，它至今不允許土地私有，不改變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名義，正在堅決抵制民王政治和多元文化。”
鄧的綱領，確實不是馬克思、毛澤東的綱領，更不是民主綱領，但是否“倒是相當接近于亞洲四小龍經濟騰飛時期的綱領”呢？大家知道，四小龍從未實行過生産資料公有制，而産權制度則是任何社會制度之根本。由是觀之，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鄧小平的綱領與四小龍的發展綱領有著根本性的差異。同樣，由於對産權制度認識不足，鮑先生對於鄧氏“改革”的描述也有欠準確：鄧氏改革從未退回到”向社會主義過渡”以前的經濟政策，即從未退回到土地、工廠、森林等生産資料私有（民有）制。工商業基本上沒有私有化，農業完全沒有私有化。在這種所有制下，所謂“市場經濟”其實是一個謊言。拿“水桶”作比：倘若缺一塊板，水桶還能不能叫水桶？在基本形狀上，這水桶似乎還是一個水桶，但已經完全不能盛水。如果我們還是一味稱之爲“水桶”，就偏離事實太遠了。今日之中國，“市場經濟”這個“水桶”，至少缺了大半桶板，實在是不能叫“水桶”的。正因爲缺了大半桶板，就宏觀而言，市場規律基本上不起作用。計劃經濟時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産出”仍然行時，權錢交易、腐敗腐爛、吞併轉移國有資産則愈演愈烈。
正如鮑彤先生所指出的，權利是中共“生命之上的生命，目的之中的目的”。如果放棄了所有權利中最根本的財産權，把土地、森林、礦山、工廠、商店等等係數還給人民，一個健康的民間社會就會隨之興起，共產黨就會逐步失去對國家和人民的控制權。正是出於對這一點的透徹理解，鄧氏改革堅決拒絕還産於民，而發明了一個人類歷史上前所未見的“公有私營”制。
文化大革命失敗後，在經濟崩潰和人民反抗的危險局面下，中共再次在所有制和市場上開始退卻。其特點是放棄壟斷、堅守主體。即允許公有制、私有制與公有私營制共存（但堅持以公有制爲主體），並在此基礎上引進”市場”機制。這就是延續至今的”改革開放”。1989年爆發的天安門民主運動和其後蘇聯東歐共産政權的崩潰，刺激鄧小平及其統治集團加快了退卻步伐。此一時期，作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兩大圖騰，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已完全破産。極度的理論貧困迫使”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挂出免戰牌：一曰”不爭論”，一曰”摸著石頭過河”。除了主張全面恢復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極少數，大量中國經濟學家都試圖在公有制與私有制、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之間尋找一條中間道路。正如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金碚所言，這種”試圖建立一種現代經濟史上從來沒有存在過的”産權制度的思路，使我們面臨著深刻的矛盾。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中國特色”，就是既要公有制的權利獨佔又要私有制的內在動力，既要計劃經濟的國家控制又要市場經濟的價格調節。這些相互矛盾、冰炭不容的目標，最終造成了一對極端耗費資源、極端不公平、極端腐敗的經濟怪胎–所有權與經營權”兩權分離制”和計劃與市場並行的”雙軌制”。
“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這一”偉大”構想，把中國人民半世紀積累的財富、連同先人留下的資源、河山、文明，統統推入了一個深不可測的黑洞。
美國憲法的傑出闡釋者漢密爾頓早就指出：“就人類天性之一般情況而言，對某人的生活有控制權，等於對其意志有控制權。”
人類自由的偉大守護者，當代美國經濟學家哈耶克指出：私有財産制度是保障個人自由的最重要的制度，是文明社會的根本基礎。在他之前，人類就已經明晰：對於幸福的最根本的保證，最簡捷的表述僅僅需要三個單詞：“生命、自由和財産”。
對此，毛澤東早在奪取政權之前就有極爲深刻的洞悉。他在中共七大上曾如是說：
“有財産就有個性，有自由，有獨立，有人格，沒有財産就沒有這一切。”
——嗣後中國大地上所發生的諸多苦難，正是出於毛澤東及其統治集團對産權制度有著如此透徹的理解。
2001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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