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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27日訊】 前日深夜，偶讀一篇文章，講述章太炎与杜月笙“訂交”之舊事，初感惊奇，一個民主革命家、國學大師，一個上海黑幫大頭目，怎會有如此過往甚密的交情，以至于章太?飢糷貒諵葶隅謜a譜？
然而，讀完之后，其實見怪不怪，杜月笙為提高其社會地位，千方百計籠絡、引誘、控制知識分子為其所用的那一套，只不過是歷代統治者慣用的“誘奸”知識分子的手法的另一种形式而已（梁啟超在《近三百年來中國學術史》中稱統治者引誘、控制和利用知識分子的手法為“誘奸”），正如唐太宗所云：“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好一個帝王的“豪情壯志”，但是這樣的“指點江山”未免道出了古代知識分子的悲哀，隨之而來的日益完備的科舉制度雖然造就了一大批為帝王所控制的文官階層，卻換來了封建文化的日益沒落，扼殺了中國文化向近代文明過渡的深層激勵机制。難怪中國沒有一場真正意義的文化啟蒙運動。
然而，透過這些“手無縛雞之力”知識分子的悲哀命運，并非要控訴歷代統治者的陰謀，而是，它引發了我對中國文化史特別是近代以來中國文化的深層次思考，似乎是在冥冥之中為我長久以來的“文化迷惘或思想困惑”指點迷津。
而這种對文化的困惑是什么呢？這种困惑來自于現實的怪象：在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文化卻陷于極其尷尬的局面，難以构架出蘊涵真正學術精神的文化體系，更沒有培養出有真正學術精神的大師級的人物，為文化界點綴門面的只不過是寥寥無几的几位民國遺留下來的學術泰斗而已。
從這點出發，更慘的是建國三十年即改革開放前中國文化史是一片空白，更是中國知識分子的黑暗歷史，然而，在政治、經濟和社會都陷入困境的清末民國時期，在文化的各個領域卻都有丰碩的成果，成為中國文化史上的“曇花一現”，或者本人稱之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二次文化繁榮時期”。
那么第一次文化繁榮時期在何時呢？遠在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期，在這個時期內中國封建文化似乎也是“曇花一現”，相比之下是漫長的封建的祿祿無為的文化史。
這里出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為什么每次文化繁榮都出現在社會大變革時期，為什么政治、經濟穩定的社會在文化上卻難有建樹？照理說，文化是上層建筑，由經濟基礎決定，但經濟的繁榮卻未必有文化的繁榮。我不由在黑暗中常常想：文化繁榮的背后到底是什么？
這個問題并非突如其來，而是在迷信中國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傳統教育之后，隨著對歷史的進一步了解和對現實的不斷質疑，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萌發的，然而，要給這樣的一個問題一個滿意的答案是非常困難的，甚至找到一個解決問題的突破口也是不容易的。
好在我對一些大師級的文化巨匠的傳記略讀不少，對他們的命運也作過思考，而前日深夜的那篇文章，卻使我眼前突然開朗：文化的繁榮离不開知識分子階層的突起，文化的歷史只不過是知識分子命運的歷史寫照而已，而知識分子的衰落，也就是文化的失落的前兆。難怪，在思想大一統的時期，也是文化的墳墓而已。
但是，知識分子是文化的精英，是文化的載體，而知識分子的命運又是如何沉浮不定的呢，難道說，在社會大變革時期，知識分子就過著与常人顛沛流离的生活不同的安靜富有的生活？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維系知識分子命運的既然不是物質的東西，那究竟是什么？在我看來，知識分子的職責是用第三只眼看待社會現實，思考社會問題，批判社會黑暗，用文字記載和剖析歷史的過去、歷史的今天和歷史的前景，而能完成這些職責的是創作的自由，精神的超脫和個性的解放。
也許從這一點出發，看待知識分子的命運以及他們在文化史上的所作所為，才能找到合理的解釋。
正因為如此，在兩次歷史大變革時期，知識分子是最自由，最富于創作精神的。
一方面，變革時期的社會矛盾最容易暴露，也最容易激化，這為知識分子創作提供了丰富的資源，而他們肩負的歷史使命也非同一般；
另一方面，變革時期沒有穩定的社會秩序，在中國這种缺乏民主与自由的社會，無疑是為知識分子的生存和創作空間提供了廣闊的天地，而統治者則忙于眼前的利益紛爭，哪有更多的精力顧及這些不可能爭權奪利的“臭老九們”。
但是這對于知識分子來說，卻是良好的契机，雖然可能過著窮困潦倒的生活，但精神的充實和自由卻比穩定時期安穩生活下的精神被控制瀟洒得多。
于是，從這點出發看待中國的歷史，為什么春秋戰國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原因也在于此了。
一方面，奴隸制的逐漸崩潰，而封建的統治秩序又不能穩定下來，在兩种制度的交替過程中必然出現激烈的社會矛盾，同時又出現制度的真空；
另一方面，國家的四分五裂出現了諸侯的爭霸，地方之間的利益紛爭与沖突又為統治秩序留下許多漏洞，諸侯的戰爭過程同時也是文明交流傳播的過程，同時地方的競爭也激勵了文化上的競爭，于是社會階層的分裂与統治秩序的空檔孕育的是文化的繁榮。
然而，這种局面隨著秦朝統一中國，隨著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思想大一統而結束；到了漢代， 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得古代知識分子更是被統治者玩弄于股掌之中， 儒家文化成了中國文化的正統，成了統治者利用來麻痹人民的思想工具了，在這种狀況下，文化的沒落也是必然了。
雖然在此后的二千多年的封建文化史上，出現過偶爾的文化亮點，但這亮點卻照不亮整個文化史的黑暗，況且，在強大的統治者前面，能夠做的只不過迎合他們的口味或需要罷了。
而這時，离統治者利益較遠的某一文化領域，如繪畫、文學能夠多一點創作自由真是幸福極了。所以，才出現了唐代詩歌的繁榮，出現了宋詞的興起，出現了明清小說的備受關注。
然而，反過來思考，文化的繁榮僅出現在一些与黑暗較遠、与統治階級利益無關痛痒的極個別領域，難道不正說明了整個文化領域的悲哀与無奈嗎？也正因為如此，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只不過文人玩弄文字游戲的飯后談資，或是統治者為己歌功頌德、給人民帶上枷鎖的工具，文化還能擔任起啟蒙思想，開導未來的任務嗎？
而事實看到的是，中國文化走不出儒家思想的怪圈，反而日益僵化在儒家思想的泥潭中，或者說在不斷地曲化儒家思想，使之更适合統治者的思想大一統。
自隋朝而建立的科舉制度，還能發揮一點激活統治局面的作用，但從宋代開始就完全固化在《四書》、《五經》上了。而古代的讀書人呢，已經很難稱得上是知識分子了，因為“學而优則仕”的官本位思想，使得讀書人讀書只不過是爬上權力的階梯而已，他們早已失去了人格的獨立性。
因而，我對是否存在封建知識分子階層這一觀點不由產生怀疑，日益僵化的文化體系已經使得古代真正知識分子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而偶爾冒出几個不得已稱之為“文化精英”的只不過是在官場上失意的失敗者。而清代的“文字獄”，則是統治者專政集權在文化上的最高體現，也是中國傳統文化體制走到盡頭的無奈掙扎。看來，一場孕育已久的文化暴風雨不久就要到來！
但是，回過頭來，中國文化史在封建歷史上占据了尷尬而又悲哀的角色，而它付出的代价也是慘重的，因為在日益僵化的文化體系中難以孕育出近代文明。
而一個民族，沒有一個可以孕育文明的開放的文化體系，也必將難以孕育近代所需的科學技術體系，伴隨著沒有近代文明因素的經濟、政治體系，那么，在世界近代化浪潮中，只有被西方文明侵略的份儿了，而這，不僅僅是一百多年的半殖民半封建歷史就可以消除的，這也不僅僅是几代人就能擺脫其影響的事。
所以，近代中國陷入西方列強的包圍是不可避免的事，近代化浪潮不可避免波及全世界，而沒有作好迎接這股浪潮、占据主動地位的國家只有被動而挨打的局面，所以封建社會的解體包括封建文化體制的解體也是不可避免的事。
當然，這無疑為文化的再次繁榮提供又一次契机，而這其中的緣故，只不過是二千多年前春秋戰國時期的近代翻版而已，盡管內容形式有所不同，但實質卻一致，在中央專制集權解體的時候，正是文化自由而繁榮之時。
歷史往往在不斷重复著，每一段現實往往有惊人相似的過去。
但是，為什么在中國，經濟社會的繁榮不能孕育文化的繁榮，非要等到社會動蕩、民不聊生之時；為什么中國文化不能孕育近代文明，而西方卻成功地在社會內部產生了近代文明？
也許，這才是更值得思考的，也是值得今日我們思過改進的，否則，歷史又在不斷重复的話，我們也在不斷地付出慘重代价。其實，說明白了，這個問題很簡單，中國傳統社會缺乏民主与自由的社會運行机制，政治的大一統必然是文化思想的大一統，而這往往是專制集權的表現，而這种專制體制下的大一統也往往成了僵化的代名詞，因為這种大一統是以中國社會家國同构的社會結构為基礎的，國家是君主的國家，大一統也是服務于君主“家天下”的大一統。
當這种大一統依附于專制體系之時，近現代文明所需求的、文化繁榮所需求的民主与自由當然只能寄托于這种體制的崩潰了。
但讓我們看一下西方，西方的社會結构迥然不同于中國，即使在西方封建社會，也難以构建中國式的家國同构的中央集權專制體系，也難怪其封建社會如此“短命”，而另一方面，即使在奴隸社會，他們也產生了奴隸制民主，如雅典文明和羅馬文明，都體現了民主的形態，而在這种民主體制下，它們走的是一條重商主義路線，一條法治主義路線，這又迥然不同于中國的重農主義路線，重刑主義路線或人治主義路線。
所以，西方近代文明并非突如其來，它有著民主的歷史沿革，而這，無疑也影響了世界各國的文明，可以看到世界近代文明史其實就是西方近代文明擴張的過程，是西方近代文明融合各國文明并不斷創新的過程。
由此，我們不妨看一下近百年來中國文化史上的繁榮及其影響。可以說，這次文化繁榮萌芽于地主階級改革派的洋務運動，始于維新運動，發展于新文化運動，而其高潮則在二十世紀的二三十年代。
而這個過程，就是中國知識分子不斷學習西方文明，不斷反思自我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在文化的各個領域都出現了一系列危机，也出現了一系列希望，在這危机与希望的困惑之中，創造出來的是近代文化的啟蒙，也是中國文化的再生，而迷惘的中國人民也受到了思想的啟蒙，雖然這种啟蒙的范圍可能未波及古老的中國社會深層，但它的先驅者們——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卻受到了近代文明的強烈震撼。
新文化運動的兩面旗幟——民主与科學，喚起了知識分子對黑暗歷史的猛烈批判，激起他們對當權者的強烈憤慨，而這，文化繁榮的局面也就是必然的了。但是，這僅僅是一場近代文明的啟蒙運動，或者稱之為文化史上的“曇花一現”，而其所倡導的民主与科學在中國社會并未真正建立起來，而我們所知道的是這种短暫的文化繁榮只是當局者無暇顧及而產生的“意外收獲”而已，而這种“意外收獲”對于中國社會來說竟成了必然，這不禁是個歷史的悲哀，也是現實的無奈。
而這种結果真地驗證了：歷史又在重演。當腐朽的蔣介石政權崩潰之時，一种新的社會秩序被建立起來，然而，中國傳統深層次的東西并未因此而消失，也就是說，傳統的慣性未因新社會而失去效力。這只是中國社會的可悲之處，小農經濟下的社會結构和社會意識難以培育現代文明的土壤。
然而我在想，這种建國之后的悲哀是不是不可避免的呢？不知歷史是必然的還是偶然的因素也很重要，總之，缺乏現代文明的經濟基礎及社會結构及社會文化意識，現代文化的繁榮是不可能產生的，知識分子的命運也可想而知了。
而最具諷刺意味的是，文化大革命不但不是文化史上的真正革命，反而成為了文化史上的浩劫，也是中國傳統文化映襯下的沉重代价的付出。一切，都是因為中國社會沒有擺脫傳統社會結构及社會意識的束縛，沒有建立現代的民主与科學的政治體制、經濟體制，更缺乏現代文化的熏陶，而這些都是中國歷史又戲劇性重演的根源，而并不是單純的某個領導人的錯誤。
處在這种文化體制之下，沒有不重复歷史的道理，從這一角度看，不管是領導階層，還是知識分子，抑或廣大群眾，都是歷史的犧牲品。
然而，我們每個人都不愿做歷史的犧牲品，更不愿生活在文化的荒漠上，雖然歷史很無奈，也很無情。我們曾經看到過希望，雖然這种希望也許很渺茫。改革開放，也許是每個中國人銘刻在心的名詞，中國社會終于邁出了走向現代的第一步，敲醒了即將又一次沉睡的東方雄獅。
也許，民主、自由离我們還很遙遠，但是走出了第一步，以后的路還會有第二步、第三步……，而這里，并不想去作一番對中國現代社會體制發展模式与過程的預測，而是想讓大家明白一點，民主与自由，對于我們的現代社會發展及文化繁榮將是至關重要一步，否則，我們將不斷地看到：歷史又以惊人的相似不斷重演，而我們又不斷付出慘重代价，而這，將是一個沒有結局的歷史怪圈。
畢竟，現實生活中我們在經意与不經意之間又重演著歷史的某一片斷，這是大家應該警惕的潛在危險。而在我心底里，祝愿著文化繁榮的背后，并不是春秋戰國式的社會大變革，因為這是以整個社會的人們的血和淚所凝成的慘痛為代价的，而是建立在和平時期的個人能夠全面自由發展的現代民主社會體制。這樣，文化繁榮也許不再是千年難遇的“曇花一現”。
2001年5月22日(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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