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紀元6月20日訊】 1998年6月29日，美國總統克林頓在向北大圖書館贈書的儀式上，致詞說：“參議員阿卡卡說一些人把北大看作中國的哈佛，而我想說，所有沒有去過哈佛的美國人可能正在想哈佛是美國的北大。”這種說法，讓驕傲的北大人騰雲駕霧一般，繼而以熱烈的掌聲回報總統。
然而，北大真能夠與哈佛相提並論嗎？北大與哈佛之間有多大的可比性？北大與哈佛有哪些差距？這些問題，是許多隻會鼓掌的北大人不會思考的。
對整個國家政策的制定和對歷史進程的影響來說，北大無法與哈佛相比。除了五四時代北大的學生運動切實推動的中國社會的進步以外，在其他的時段裏，北大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力極其有限。在大多數時候，北大充當的是在野的角色。而哈佛則是真正的“在朝”。
哈佛是美國最古老的大學，她建立於1636年。350年以來，美國有6位總統、32位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和美國500家大財團中三分之二的決策經理們從這裏走出。僅僅閱讀一下哈佛的校友名單，人們除了能夠感受到350年的歷史潮流是如何激蕩人心，還能感受到哈佛影響校外世界的力度、實際分量和範圍。美國的教育界、學術界、政府部門、法律界、醫學界、企業界和文學界都感受到哈佛對他們具有莫大的魅力。說美國被控制在哈佛人的手裏，是毫不過分的。而北大則從來就沒有掌握過中國。北大是中國的游離體。
多年以來，哈佛形形成了一種學術標準，對真理的認真探索以及道德水準的提高至今仍然是這一標準的核心，也是其他學校一直努力仿效的。這些比較深刻的特性也許可以追溯到創辦這所學校的清教徒身上。而創辦京師大學堂的則是一批老練的官員，一批缺乏理想的、熱衷於權力的官員。創辦京師大學堂有著明顯的功利目的，而缺乏純粹的追求真理和知識的態度。
哈佛的另一個影響則沒有這樣一目了然。這就是哈佛的社會勢力，它由現實和想象中的各種派系、關係網和社會名流之間的聯繫組成。在雷根政府中任國防部長的哈佛校友溫伯格就曾愉快地承認自己對哈佛畢業生有一種親切感。他還補充說，他努力不讓自己盲目地偏袒這些人，但上過哈佛“肯定不會對他們有礙”。
哈佛的學位依然具有某種不可思議的聲望，上過幾年哈佛可以使人具備各種有價值的資格，結識許多有用的人。這一點每每會使其他名牌大學——這些學校很可能提供與哈佛一樣優良甚至更好的教育——徒歎奈何。
溫伯格曾經在哈佛呆了7年，先上哈佛學院，然後上法學院。他熱愛這所學校，熱愛老師的嚴格治學的態度和敢於懷疑的精神。他回憶說：“他們簡直就是在教你如何思考。”他在哈佛上學時成了讀書迷，現在依然常常想起托馬斯·沃爾夫在《時間與河流》一書中所描寫的那位醉心於書籍的浪漫主義者在懷德納圖書館的書架之間走來走去，想看完圖書館裏的每一本書的情形。
溫伯格還記得，當年他聽到有人說“波士頓茶葉事件”不過是當地商人雇傭的一群暴徒的所作所為時，覺得很驚詫。他說：“我進哈佛時基本上是個堅定的保守派。”他在政府中的表現依然如此。
哈佛不僅對戰爭與和平，而且對政府的一般經濟政策都有巨大的影響。例如，對羅斯福新政時的經濟政策就有很大的影響。經濟學家加爾佈雷思回憶說：“凱因斯革命並不是直接發生在華盛頓。它是通過哈佛傳到華盛頓的，華盛頓最早的凱因斯主義者都來自哈佛。”
歷史學家唐納德·弗萊明寫到：“在哈佛的黃金時代，哈佛大學許多人文學者的基本文化政治思想都是懷舊的。”哈佛的學生在學生時代對政治並沒有太大的興趣，很少直接參與跟政府對抗的政治活動，在一點與美國西部的加州柏克利大學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也與北大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但是，一旦他們進入社會，他們很快就佔據了要害部門，從而得心應手地實施自己的鴻圖，成功地對政府進行改造。
哈佛大學的畢業生、著名的思想家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曾經說過：“一所學校就像一個變長了的人影。”哈佛本身的經歷則把這句格言的含意延伸了。它表明，哈佛的神秘力量來自於建校350年以來校友們的卓越成就，哈佛現在雖然有幾家對手和它爭奪美國首屈一指的大學這一殊榮，但它頒發的學位仍然具有某種至高無上的聲望。對哈佛的校友來說，服務於政府部門已經成爲一種傳統。他們同華盛頓外交政策的制定工作有密切的、牢固的聯繫，對教育也有驚人的影響力。
相對與哈佛的保守而言，北大則顯示出激進的一面。北大似乎不善於韜光養晦，少年意氣暴露無遺。北大人在大學期間就直率地表現出自己對政治強烈的不滿或者對政治強烈的興趣，從而使政府對它充滿了戒心。哈佛人在大學裏接受嚴格的、正規的政治、法律的訓練，逐步具備了從事實際的政治活動的方法和策略，爲今後的政治事業奠定了牢固的基礎。而北大人則急於表達自己的意見，急於對國家産生影響，結果反而弄巧成拙。許多北大人在沒有經受過起碼的政治學、法學、社會學、經濟學訓練的前提下，匆匆地介入現實政治運作中，能夠有怎樣的結果呢？
哈佛學生在畢業後進入社會的要害部門，並且形成一個聯繫緊密的群體，發揮著這個群體的巨大力量。而北大人進入中國社會之後，如同一粒粒的水融進沙漠裏，很快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他們沒有形成一股能夠對中國社會産生巨大推動作用的合力，他們在泥濘一樣的社會裏各自爲戰，最後往往被社會所同化、所改造、所吞噬。他們的命運往往是悲劇性的。他們永遠是社會的批評者，而無法在建設上做文章。他們被批評爲“只說不會做”，這個弱點是致命的。
哈佛人之間有強烈的親和感，而北大人只是一個一個的“精英”，每個“精英”都不認同另一個“精英”。校友之間形不成真正的關係網絡。北大人進入社會後，校友的觀念十分淡漠，即使在同一個部門工作，他們也很少互相幫助。北大的校友會比較鬆散，一如北大本身。在海外的校友會，要召開一次會議都很不容易。北大人很少考慮群體的利益，永遠把自己放在最中心的位置。而在現代社會，即使是一個天才，力量也是很有限的。北大人最缺乏的還是“合作”的意識。
哈佛學生的策略是：在校時吸取知識、抓緊時間進行能力的訓練，而畢業後則迅速進入重要部門，運用已有的知識和能力，在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而北大學生則過早地耗盡了自己天賦的才華，在學校時鋒芒畢露，進入社會後逐步平庸化。他們與社會的關係是：要麽全面擁抱社會，隨波逐流；要麽與社會激烈對抗，與周圍的環境格格不入。這兩種方式都很難真正對社會作出正面的影響。他們缺乏在批判與認同的張力中生存並創造的能力。許多才華卓絕的北大人，後來都避免不了“古道，西風，瘦馬，斷腸人在天涯”的命運。
哈佛改變了美國，而不是美國改變了哈佛；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北大沒有改變中國，中國改變了北大。這正是北大與哈佛相比難以企及的地方，這也是一個讓人痛心的悲劇。
曾經擔任哈佛大學文理學院院長的亨利·囉索夫斯基談到哈佛産生的複雜的影響時說：“一部分是神話，一部分是習慣心態，一部分是實際情況。”實際影響很明顯，就是學術和科學領域的實際成就。囉索夫斯基認爲，關於哈佛的神話被人們誇大了，但是確實有一種哈佛習慣心態，影響著哈佛的教師和學生，令他們恪守傳統，認真學習和工作，因爲這是對他們的希望。
羅氏認爲，哈佛大學至今仍然是最雄心勃勃的，從圖書館到物理學到醫學，樣樣都想辦得出類拔萃。而其他名牌大學大多傾向於專業化，有些則根本不屑於在某些領域競爭。他說：“哈佛和伯克利是美國大學中僅有的兩所立志要把各門學科都辦好的大學。”哈佛大學在經濟學、法學、古典文學、拉丁語系各語種、化學、生物物理學、數學等學科實力雄厚，具有世界影響力；歷史、物理和哲學系，雖說名聲極大，但需要補充新鮮血液；而天文學、地質學、英語、社會學和藝術系的實力則比較弱。
對於哈佛的宗旨，哈佛歷史學家伯納德·貝林認爲，哈佛的創始人是希望建立一所與宗教上墮落的歐洲舊式學校截然不同的清教大學。當時，推動他們的還有一種所謂的“恐懼”心理，即恐懼這片新的殖民地會倒退，牧師們會變得愚昧無知。“追求真理”已成爲哈佛的格言，這個真理指的是上帝的旨意。貝林寫道：“正是一種帶有濃重的宗教色彩的苦行僧式的清教文化産生了這所學校，使之度過了不穩定的歲月，進入穩定的18世紀。”
哈佛的創始人強調勤奮、律己、守分，這一點至今不變。它令哈佛人一絲不苟地進行學術研究，努力工作。曾經在哈佛學院和哈佛商學院兩次獲得學位的美國財政部副部長查理德·達爾曼說過，哈佛灌輸的是“人人必須有所貢獻”的觀念。
與哈佛大學的學科廣譜性相比，北大不能算是一所真正意義上的綜合性大學。而整個中國的高等學校，也沒有一所能夠算是“綜合大學”。這是50年代院系調整的惡果。目前，北大的學科體系有很大的殘缺性，它沒有醫學院、工學院、農學院等重要的學科，而藝術、宗教等學科剛剛建立，教學和研究力量都非常薄弱。1952年以前，老北大的學科體系相對來說還比較齊全，但在50年代被閹割以後，它的元氣至今還沒有恢復過來。
哈佛人標舉“追求真理”的旗幟，而北大人至今還弄不清什麽是自己的傳統——自由主義？民族主義？爲學術而學術？爲政治而政治？民間有一套闡釋傳統的方式，而官方更是運用所掌握的宣傳力量，將北大傳統按照自己所希望的路數來書寫。
新一代的北大人如同進入了迷魂陣裏：我們來到這所學校，是爲了追求什麽？連教授們都無法回答他們的問題。他們看到的是傳統的光環，卻看不到傳統光環後面的實質。他們的自信心無限地膨脹，失去了基本的“律己”的品格。在北大一百年的短暫的歷史中，它所走過的道路極其坎坷，屢次經歷致命的創傷。而哈佛在350年歷史裏，卻平靜得多，基本上沒有發生過致命的動蕩。當然，這與現代中國的外部環境有關，不能完全怪北大自己。但北大自己對此也應當負有一定的職責。
在哈佛內部，學術氛圍比政治氛圍濃厚得多；在北大內部，政治氛圍比學術氛圍濃厚得多。哈佛能夠對美國的政治發揮真正的影響，而北大則基本上是被政權排斥在外的。這是讓人哭笑不得的對照。
哈佛位於坎布裏奇市。這裏是一個大學王國，市里的商店、餐館、書店等，幾乎都是爲大學而辦的。美國的大學，自己一般不辦服務，而讓社會爲它服務，是“社會辦大學”。北大則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空間，這一空間日益擁擠。北大擁有龐大的後勤機構，後勤機構消耗了大學教育經費的大部分。中國的高等教育是落後的“大學辦社會”的方式。哈佛大學的校園是真正自由的、開放的，而北京大學的校園則像一個保密機關一樣。
北大三角地是一個敏感地帶。一位新加坡留學生在一篇感想《三角地的布告欄》中這樣寫到：
“三角地是北大校園裏一個著名的地點。這裏有長形的布告欄——它既是一般貼校內活動通知和啓事的學生媒體，也是北大學生搞學生運動時，張貼運動口號或發泄情緒的大字報的宣傳站。”
“今天，三角地的布告欄非同往日，沒有出售自行車啟事或五顏六色的學生會通告，以及託福考試資料。一張覆蓋了整個布告欄的布條垂挂下來：‘鄧小平同志永垂不朽，北大師生永遠懷念您!’”
這位留學生意識到此時的三角地具有歷史意義，便拿出相機，想把整個布告欄拍攝下來。“誰知連鏡頭還沒有瞄準，就有兩個穿著制服的保衛，走上前來阻止我。一個較爲肥胖高大的，以盤問嫌疑犯的語氣，向我索要證件，還連珠炮似地向我發射摸清底細的問題：‘哪兒來的？’、‘住哪兒的？’、‘來這兒幹什麽的？’、‘哪個系的？’問得我結結巴巴，不能言語。另一個保安手裏拿出紙筆來，要開始動筆記錄了。我嚇得魂飛魄散，腦子空白。難道他們要把我監禁，送去勞改營？可是他們的語氣又像在暗示，只要證明我是外國人，不是什麽‘危險人物’，就不會找我的麻煩。可是我的學生證剛好沒有帶在身上。”
“我對那位保安說：‘我把相機放在您這兒，我回宿舍拿學生證……我沒有什么特別的目的。’那個肥胖的保安答應了。”
“騎著自行車飛奔回宿舍的路上，我的心蹦跳得快要彈出來了。黑名單？勞改？終身監禁？我又猛然發覺，我剛才在三角地所做的，只不過是拿出相機來拍照啊，為什么自己會嚇成這樣呢？我的顧慮也許是杞人憂天。”
取來學生證，保安又是一番教導。“保安仔細看了半天，把證件和相機歸還給我，說：‘沒事了。不過你不知道，這裏不讓拍照……’‘原來這裏不讓拍照啊，這我不知道。’‘對，就是不讓照!我跟你說，在這裏照相可是有規定的。’‘是嗎？我剛剛到北大，還不知道。我以爲挺有紀念意義的，所以……’‘是有紀念意義。但我們得到命令，就是不讓照。’”
這位留學生騎著自行車離開了，可是心情久久不能平靜。三角地，簡直成了一個保密地點。在哈佛大學裏，絕對沒有這樣戒備森嚴的地方。大學就是大學，大學不是秘密機構。大學是讀書的地方，這是最簡單不過的道理。然而，在北大裏面，連這個概念都很模糊。最熱愛自由的人們，卻生活在一個最沒有自由的地方。這位留學生在北大裏面切身感受到了卡夫卡小說裏所描繪的荒謬的世界。這所太靠近政治的大學，最終被政治所扭曲變形。北大沒有能夠爲中國增添足夠的新的思想和文明，反而被外界圈起來，如同籠中之鳥。
哈佛的崛起是在1869－1905年埃利奧特任校長的時代。埃氏賦予了哈佛以靈魂。他任命斯托夫·哥倫布·蘭德爾任小小的、死氣沈沈的哈佛法學院的院長。蘭德爾改變了美國的法學研究，在他的領導下，教授們不再致力於闡釋法學理論，而開始研究案例，現代大學生和律師就是通過研究案例來“發現”法律的。
埃氏創辦了哈佛工商管理學院和醫學院。而哈佛的文理研究院仿效德國的學術研究標準，成為第一流的人文學者安身立命的家園。最有名望的哲學家如：皮爾斯、威廉·詹姆斯、喬賽亞·羅伊斯、喬治·赫伯特·帕爾默、喬治·桑塔亞那等在這裏風流雲集。長期以來，哈佛培養了一大批詩人、作家和評論家，其中有愛默生、梭羅、亨利·亞當斯、華萊士·史蒂文森、埃德溫·阿靈頓·魯賓遜、格特魯德·斯坦、羅伯特·弗羅斯特、尤金·奧尼爾……等傑出人物。哈佛爲什麽能夠産生群星燦爛的傑出人物呢？這與哈佛所崇尚的“通才教育”有關。
埃利奧特校長採取了一個劃時代的措施：廢除爲大學本科生規定課程的老章法，採取了選課制。哈佛250周年校慶時，校方開始允許學生不上課，有人聽說以後立即揚帆出海去百慕大群島旅行。被廢除的還有早先強制參加的禮拜儀式以及必修拉丁文和希臘語的規定。埃氏把哈佛和美國高等教育中的許多制度推上了自由發展的時代，這種變化仍然在繼續。
與之相配套，爲了造就一批更有能力、更具文化修養的畢業生，以應付日益複雜、日趨專門化、令人困惑而又難以對付的現代世界，20世紀的哈佛制定過一個又一個培養大學本科生的計劃。用哈佛校長們的話來說，制定這些計劃的目的就是要把學生培養成“通才”。“通才”這個概念是教育家洛厄爾提出來的。科南特進一步指出，要爲學生提供“全面教育”；帕西和博克則分別強調“文科教育”和“核心課程”。
“核心課程”主要有文學、藝術、歷史和科學四個領域。哈佛的目標是培養完整意義的“人”——現代社會裏，一個優秀的人才應該具有的知識和素養，大學都應當給予它的學生。哈佛還強調學科的廣譜性，它擁有2個本科學院和11個研究生院。正如哈佛校長博克所說：“大學的學術結構模式是在一種特定的民族歷史和文化氛圍中形成的，是大學理想的現實表達，是在這種特定的源流環境中，人們對大學目標、功能、使命賴以實現的一種深思熟慮的理解、實踐的結果。”
而北大在“全面教育”方面基本上是空白。北大沒有“核心課程”，而且越來越輕視“文科教育”。北大理科的學生中，許多人對人文方面的知識毫無瞭解。據一份抽樣調查表明，有九成以上的理科學生沒有讀過四書五經中的任何一本、沒有讀過《史記》等任何一本中國歷史書，沒有讀過莎士比亞的一部劇本，說不出拉斐爾的一幅代表作的名字來……這樣的人才，難道不是有缺陷的人才嗎？北大學科之間的交流很少，“通才教育”被看成是理想主義者的夢囈。在功利主義的泥沼中，教育者和被教育者都希望迅速看到教育的“成果”。教育變成了急功近利的一項投資。
有一次，一位德國教育家到北大訪問、講學，北大爲他配備了一位德語專業的研究生做翻譯。他講到洪堡的教育思想時，北大的這位被老師當作優秀學生的研究生居然不知洪堡爲何許人也。場面相當尷尬。這位研究生向對方解釋說：“我是學德語的，不是學教育學的。我們的教材裏沒有這方面的內容。”德國教授大吃一驚說：“研究生怎麽能夠完全依賴教材？研究生應該自己研究啊!學習一個國家的語言，怎麽能不瞭解它的文化呢？更何況貴校蔡元培校長的辦學思想很多都來自于洪堡。瞭解洪堡，不也是瞭解貴校自己的傳統嗎？”
哈佛是地地道道的“巨型大學”。它的校園有2306畝，學生近2萬人，專職教師3500人，每年經費達10億美元以上。哈佛的圖書館是世界大學圖書館中最大的圖書館，藏書達1100萬冊，僅圖書館的開支，每年就達2億美元以上。它有一套嚴格的教授聘任制度，而選拔校長更是如同選擇總統一樣嚴格，既照章辦事，又富於競爭性。大學校長與總統是同一個辭彙：President。
而北大的經費與哈佛相比，簡直就是滄海一粟。由於北大在意識形態上的敏感地位，使北大的校長僅僅滿足于做一個“維持會會長”。只要在任期間不出事，就算萬事大吉了。而對於學校的建設、發展、革新和提升，就沒有精力來考慮了。所以，北大在20世紀的下半個世紀，在學術方面鮮有建樹。即使在學生宿舍、食堂、浴室等看得件的基本設施的建設上，也沒有什麽讓學生感到受益的動作。
哈佛是一所真正寬容的大學。它容忍著最尖刻的批評，並且對這些批評給予鼓勵。誰批評了哈佛，誰就會被哈佛請進學校、請上講臺。管理學家史坦勒博士就是因爲激烈地批評哈佛企業管理教育的弊端而被哈佛聘任爲教授的。而北大的氣度則小得多。1996年第4期的《中國青年》雜誌發表了一篇《北大，魂兮歸來》的文章，對北大的現狀提出了一些正常的批評，沒有想到卻引起北大的激烈反應。只有衰弱的病人才會諱疾忌醫。北大通過種種手段向《中國青年》雜誌施加壓力，北大由民主、自由的捍衛者蛻變爲壓抑不同聲音的力量。以前是別的力量不讓北大說話，現在居然是北大不讓別人說話。寫作此文的北大青年教師受到的激烈的人身攻擊，有人甚至揚言，要將作者驅逐出北大。蔡元培先生聽到這樣的說法，會有怎樣的感想呢？當年在文言文和白話文的論戰中，林紓就曾經企圖不讓北大人說話，企圖通過軍閥的力量對北大進行鎮壓，給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們一點顔色看看。林紓的這一險惡用心被蔡元培校長一眼洞穿，蔡校長爲捍衛北大表達自己言論的自由而拿起筆來奮戰，給予其以迎頭痛擊。蔡元培先生會想到他所創辦的大學會墮落到這樣的地步嗎？
在巨大的壓力之下，1996年第6期的《中國青年》雜誌被迫發表啓事：“由於編輯把關不嚴，造成文章的內容和結論有失偏頗，給北大的聲譽造成不良影響。對此，我們謹向北京大學領導、向無辜受到傷害的同志表示深深的歉意，並向本刊的廣大讀者致歉。……我們將盡最大的努力，挽回因我們工作失誤給北大造成的不良影響。”其實，北大廣大師生的利益並沒有受到這篇文章的傷害，受傷害的只是一小部分人而已。大部分師生看了這篇文章，感覺是“於我心有戚戚焉”。這篇文章的作者，恰恰是爲大家說話。北大由被壓制者向壓制者轉化，是何其地迅速啊!一所拒絕批評的學校，是沒有前途和希望的學校，是沒有生機和活力的學校。
1998年3月23日，哈佛大學校長陸登庭博士訪問北京大學，受到北大學生的熱烈歡迎。當他走進會議廳時，北大學生全體起立，熱烈鼓掌達十分鐘之久。北大學生向來桀傲不遜，很少這樣熱情地對待客人。北大學生之所以這樣熱情地對待陸登庭，顯然不是因爲他是“陸登庭”——一個學識淵博的美國學者，而是因爲他是哈佛大學的校長，是美國高等教育的一位代表人物。他們是在向一種教育、一種文化表達發自內心的敬意。
陸登庭在表達作了題爲《21世紀高等教育面臨的挑戰》的演講。他回顧了哈佛的歷史，並指出大學在現代社會所面臨的挑戰——這些挑戰，既是哈佛所面臨的，更是北大所面臨的挑戰。
首先，他提出一個核心問題：大學應該提供一種什麽樣的教育？
他認爲，大學要重視對“人文”學問的傳授。高等教育作爲人才培養的更高層次，應該提供無法用金錢衡量的最佳的教育。這種教育不僅賦予我們較強的專業技能，而且還使我們善於觀察、勤於思考、勇於探索，塑造健全完善的人格、特別是通過不同學科知識的參透，使從事科學研究的人開始懂得鑒賞藝術，從事藝術創造的人逐漸瞭解科學，使我們每個人的生活更加豐富多彩。
正是這樣，儘管在複雜的條件下，無論是哈佛還是美國其他大學都在竭盡全力爲更好地傳承文理融合的“通識教育”而努力。在本科4年的學習中，除主修像化學、經濟學、政治學或是文學等一個專業外，還要跨越不同學科，從道德哲學、倫理到數學邏輯，從自然科學到人文，從歷史到其他文化研究廣泛涉獵。此外，學生們還應花費一定的時間，如向周圍社區公民提供諮詢服務，爲報刊雜誌撰稿，參加各種文藝演出等。事實上，我們的學生直至完成4年的人文自然科學的自由教育後，才真正進入他們的專業訓練。
陸登庭批評了片面的“實用”的教育觀。他說：“美國大學更應該注重基礎科學研究。並且不是懷著實用的心態，而是在對自然、人性深刻瞭解的基礎上進行的深入探索。”他指出，如果很久以前，哈佛的先輩狹隘地理解知識的組成，哈佛就不會有今天舉世矚目的成就。學術的成果來自日積月累，來自研究機構的設置，來自大型圖書館的修建，來自于學術資源的投入以及有志學者幾十年如一日的奮鬥。沒有前輩們大膽的創想、嘗試、甚至是“閑逸的好奇”，就沒有今天哈佛雄厚的實力。
他進一步論述了20世紀“無用”的知識的用處。20世紀最實用的知識都是在對自然界基礎知識的探索中獲取的，而不是所謂“有用發明”追求的結果。正如遺傳領域的發展可以追溯到半個世紀前脫氧核糖核酸的發現一樣，當時，沒有誰能預料這個發現會帶來怎樣的變革。同樣，追溯鐳射、衛星、光纖、磁共振影像等高科技的發現過程，最初也完全出於對基礎研究方面的探索而沒有任何實用的目的。倘若在最基礎的研究方面沒有一點好奇、一種興趣、一份投入，也不會有社會和人文學科的重大發現。因此，爲迎接21世紀的到來，大學應該把加強基礎迎接放在首位。
讓人不可思議的是，北大校方的想法正與美國以及世界大學教育的方向背道而馳。1993年，北大推倒南牆以後，南牆變成了喧鬧的商業區。校方嘗到了甜頭，於是致力於開發北大的商業價值，將辦高校當作辦公司來看待。賺不到錢的基礎學科，被抛棄在一邊，因此，像文、史、哲、數、理、化等學科，日漸萎縮。北大在沒有充分準備的前提下，匆匆地開辦了廣告等時髦的專業，這些專業，看起來“賞心悅目”，然而辦學質量卻讓人難以恭維。到了20世紀末，還搞不清楚“大學”的基本內涵，令人莫名驚詫。
陸登庭先生談到的第二點是：大學如何適應擁有衆多的學習領域、充滿著衆多的社會問題。
隨著學習領域和社會問題的日益國際化，每一項新的發現都將得益於各個國家的專家和學者共同努力與合作。怎樣控制全球經濟的發展以減小對社會的潛在威脅？怎樣阻止傳染病的蔓延？面對近來來國際局勢的重大變化，怎樣維持未來世界的和平與穩定？他認爲，解決這些問題必須超越傳統學術的禁錮，跨越區域的界限，積聚各方面的實力。幸運的是，資訊技術的發展爲生活在不同地方、相距遙遠的同行相互交流提供了便利，但又沒有真正取代面對面的交流。總之，一向信守學術自由的大學應該成爲開放性對話、自由自在的研究創造一片“中立的空間”。
陸登庭最後論述了如何保證大學聯合體的開放性。
大學應該爲不同層次、不同文化背景的專家和學者提供學習和研究的機會。大學需要思考如何接受不同的觀念和態度，如何適應不同的習慣，如何在與不同的價值觀念的人頻繁的交往相處中，保持自身的文化和人文價值。他指出，應當讓大學聯合起來，自由地交流觀點；竭盡全力地去協調衝突，去理解和接受分歧，去鼓勵學生和教師之間有益地合作；讓圖書館、博物館極其他學術資源得到更廣泛地共用；讓彼此在一種互敬的基礎上，奮力去追求開放的思維、自由的探索、真誠的交流。
這是哈佛的理想，也是北大的理想。
對於哈佛和北大來說，同樣任重道遠。
北大不是“中國的哈佛”，哈佛更不是“美國的北大”。我們絕不能因爲別人的恭維而沾沾自喜。北大只是北大自己。
偉大的詩人屈原說過：“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今天的北大人，行走在一條更加漫長、更加坎坷的道路上。
－－轉自《問題輿主義》(http://www.dajiyuan.com)
相關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