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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20日訊】 在我們鄉下老家，有一些幹部，總喜歡搞新花樣，頭一年聽說外頭流行種煙葉，於是便下令全鄉種煙葉。第二年，聽說人家種藥材發了財，於是便讓拔掉煙葉種藥材。後一年，聽說外地種果樹更掙錢，於是又讓拔掉藥材種果樹。總之，甭管氣候和土地是否適合，只要是新玩意兒拿來就種，常常賠得一塌糊塗。於是，老鄉們背地裏便管這類幹部叫”燒包乾部”。
無獨有偶，我認爲當下知識界也有一批”燒包”——”燒包思想家”。這類思想家熱衷各種、特別是西方的新理論和新主義，常常什麽熱他炒作什麽，什麽新他販賣什麽，也不管他那套東西是否水土不服。徐友漁先生說，本來一個社會發展到第二步時，一般都會對第一步的社會和文化進行反思與批判。可是，當西方人對自己第一步的社會和文化進行批判的時候，中國的”燒包思想家”也亦步亦趨跟著批判。可笑的是，人家批判的是已經實現和超越了的第一步，而中國”燒包思想家”批評的則是中國正努力爭取和尚未實現的第一步。然而，這些思想家卻自以爲很前衛、很具有批判精神。 這樣說有點繞，舉個例子。比如，富人們大魚大肉吃膩歪了，開始反思：不能老吃肉，不僅營養不夠，而且也不利於消化啊。這時，一個天天想肉卻沒見過肉的窮人也跟著反思和批評：對，就是不能多吃肉，太膩歪了，營養也不夠啊。這第二個反思者就是典型的”燒包”。現在，中國這樣的”燒包思想家”正越來越多。
比如後現代主義，對西方社會理性、科技發達導致的強制與僵化有一定的批判精神，但這種批判只能是針對已經實現現代化的、發達的工業或後工業社會。然而，”燒包思想家”則把它搬到了正從前現代到現代過渡的中國，全然不顧中國缺乏科學和理性傳統的實際，卻在那裏大談科學和理性的危險。
比如知識經濟，現在炙手可熱，這一定程度上要歸功於”燒包思想家”的爆炒。然而，這些思想家忘了一個基本事實：中國經濟遠沒有改變它本質的農業特性。工業的增長主要還是靠生産設施簡單重復增多來達到。猛炒知識經濟，只會影響發展現代農業和基礎産業，給可持續發展帶來隱患。
比如腐敗問題，這類思想家說：腐敗和賄賂成爲權力和利益轉移和再分配的一個可行的途徑和橋梁，是改革過程得以順利進行的潤滑劑，在這方面的花費，實際上是走向市場經濟的賣路錢。然而，他們忘了一個基本事實，腐敗正逐漸成爲影響中國改革開放甚至民心的一個毒瘤。
比如收入差距問題，這類思想家說：收入差距在經濟發展的某一個階段擴大不一定是壞事，按一般規律，當經濟發展比較落後，它需要適當地擴大差距。不能把收入差距的擴大僅僅看成是一種消極的後果，而應當把它看成一種積極的動力。它是改革和發展的一個後果，同時它是改革和發展的一個動力。
……
記得，朱學勤先生在《書齋裏的被動語態革命及漏斗》一文中形容法國和美國學術界的關係時，曾有一個妙喻：”美國學術界與法國學術界的關係，有時就像舊上海南京路上的老式商家–前店後院，而中國這一代留學生從美國轉手批發法國貨，這更爲不堪，有點像在前店打工的店小二，專跑唐人街外賣，特別能哄騙本國知識弄堂口那些不太出門又想賺點便宜貨的時髦漢。”
我看這個”店小二”，用來形容”燒包思想家”再合適不過。他不過是在打工時跑點外賣罷了，然而一回國就了不得了，又是”新”、又是”後”，專揀人家聽不懂的買，燒包得很。
其實，這些”燒包思想家”弄點便宜貨在國內賺”時髦漢”幾個錢，或者弄個名利雙收，也不太可怕，可怕的是，這些思想家常常端出一個前衛和公正的姿態，將自己扮成全社會公共利益的代言人，以致不同程度地影響決策者，這就非常可怕了。
如果說，鄉下那些”燒包乾部”，心血來潮，胡亂決策，由於地位原因其影響的範圍和程度還比較小，即使造成危害也會有相關部門進行追懲的話，那麽，這些”燒包思想”相比起來則更難以防範。第一、這些思想家有相當一部分是學者。而學者是社會的良心，誰會懷疑社會的良心啊。第二、他們的理論都比較前衛、比較新潮，因而似乎更加順應時代潮流。
其實，要識破這些”燒包思想”也不難，只要一點常識和理性就夠了。比如，當他對很難吃上肉的您大談”吃肉不好”時，您就告訴他：拜託，等我吃完肉，您再白話好不好？
——轉自《世紀中國》(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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