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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16日訊】 《南方周末》是90年代漢語世界殘缺的良知。但是她已經被告知閉嘴了。也就是說，關于良知的公開僅存的殘缺的記憶也已經被窒息在某种絕對的災民恐慌之中。
對于來自世俗利益考量的對于言論的壓制，我在這里唯一的“理論”是“我不同意”。當然反對無效。但是反對無效我也反對。“這就是我的立場”。
自從1997年以來，中國的出版業和新聞報道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鉗制。在出版社不斷受到整肅和一些自由知識分子不斷被封喉的消息傳來的過程中，業內人士以一個又一個敏感節日和慶典節日為邊界，期待一個又一個寬容時期的到來。一直到新世紀的第一年已經快過了一半的時候，這個“新時代”仍然遙遙無期。据不完全統計，這半年來有至少9家出版單位受到不同程度的整治。不僅如此，2001年5月底還傳來了更不幸的消息：90年代苦苦堅守“半吊子自由”的《南方周末》受到重創，而且此次傷害再也不可能在短期內重新振愈。
國內网站上的一些文章說，《南方周末》“遭受重創的導火索是《檢討張君案》這篇文章，而炸藥則是經年累月由中宣部和各級被《南方周末》批評過的地方政府所共同埋下的。今天終于點爆，被炸掉的是《南方周末》，是《南方周末》的一部分編輯人員，是老百姓對于正義和公平僅存的一點信心，是中國可怜的新聞自由，更是某個集團的搖搖欲墜的合法性基礎。”另一篇文章對這次重創做了如下描述：《南方周末》兩期整版關于《張君案檢討》的報道，激怒湖南省委，上告中宣部，說“《南方周末》的報道完全抹殺了湖南省人民政府為了提高湖南民眾生活質量所做出的一切努力”云云。中宣部就此對《南方周末》點名批評，要求《南方周末》作出書面檢討上交并另轉湖南省委，視檢討程度再作具體處分決定。現處分已下，勒令《南方周末》總編輯、常務副總編、新聞部主任离開《南方周末》。南方周末……“第一副主編錢綱撤職，另行安排；第二副主編撤職，調离新聞崗位；与‘石家庄爆炸案’等四則新聞有關的編輯記者開除、除名，南方周末所有剩下的采編人員全部考察半年，合格的留下，不合格的滾蛋……”（均見西祠胡同网站）
當然，每當火堆點燃嘶喊傳來的時候，具有中國特色的看客們總能繁殖出“自蹈死地”和“倒掉活該”這樣的結論來。這已經無須置評。不過一些“新左派”的論者趁机幸災樂禍的評論借此再一次向人們展示了這個派別的“詩性智慧”在理性和道德上的局限性。
然而這顯然不是此次事件的主要意義。《南方周末》事件至少傳遞了兩個信息：第一，關于“寬容時代”的期待必須徹底絕望——多年來，關于言論自由的“漸進之夢”通過《南方周末》的殉難已經終結。第二、一個大轉折的時期已經來臨，用“复雜理論”來解釋，就是這一事件是复雜系統自我更新机制發生作用到達臨屆點的一個標志。
不過《南方周末》事件對于知識分子來說最重要的价值是意識到自己真實的處境。當“周末”沉入水面以后，“自由”已經一起跌落，甚至從未浮出過。
《南方周末》有很多讀者，也有很多著名的作者。但是當“周末”被告知應該鴉雀無聲的時候，几乎沒有聲音傳出來，他們一起鴉雀無聲。我沒有資格譴責人們的世故和懦弱，我知道我自己是誰，我知道這种指責可能帶來的怨恨，我也知道自己一直奴隸般的狡詐地活著。但是，寂寞的周末仍然把我拋在恥辱之中無法自拔。一個“自由知識分子”可以在傷害朋友的時候顯示出惊人的報复勇气和毅力乃至無恥，但面對基本是非問題時我們宁愿恥辱地活著，盡管90年代對恥辱的反思文字汗牛充棟乃至可以建立忏悔學和恥辱學了。《南方周末》之后”象“XX之后”一樣再一次袒露了“中國自由主義的貧困”。“自由”不反對被利用來“謀食”，但顯然反對僅僅被利用來“謀食”。
中國知識分子的問題是什么？几乎沒有一個人象他們主張那樣生活。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基本存在真相。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他們的恥辱、他們的寬容、他們的公正、他們高屋建瓴和唾沫橫飛，一碰到現實的黑暗就煙消云散了。“奧斯威辛以后已經沒有詩歌”，《南方周末》以后已經沒有知識，只剩下學術口紅和私人怨毒。
我知道，“燥動的南方”已經沉寂。這是一件事情的結束，也是另一件事情的開始。
沉靜中能否成長出誠實的恥辱，恥辱中能否生長出信仰的靈魂，我在沒有文字的周末里祈禱。
葉利欽告別政壇以后，俄羅斯評論界曾有這樣一种評論：“他光榮地到來，他光榮地离去”。望著《南方周末》的背影，我想起了這樣的評論。不過一個更長的背影正漸漸拉長，同時覆蓋了我們的視野，關于這一未來事件的評論已經做出來了，那就是：“他恥辱地到來，他恥辱地离去。”
(轉自萬維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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