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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9日訊】 《新財經》報道：据估算，王淑賢是目前中國自然人持股中財富最多的一個人。他的“暴富”，得益于放開B股交易。
據新浪財經縱橫報道﹐2月19日，中國證監會開放交易B股股票后的一周，帝賢B(2160)的股价猛漲2／3，最高漲幅一度達97%。帝賢針紡股份公司董事長王淑賢個人的身价從3.68億漲至7.26億。在兩周的時間內，王淑賢每天的財富遞增3000万元，是B股開放以來最大的受益人。
春風拂面，秀水緩緩繞山巒三月里的承德已顯出了避暑胜地應有的平靜怡人。但隨著放開B股交易，這里一個鮮為人知的億万富豪卻浮出了水面。
盡管當地人稱王淑賢為“王半縣”，下小鎮并未因帝賢B的狂漲和億万富豪的乍現而起什么波瀾。一如城中心那座展卷私訪的乾隆塑像，只讓人感覺到心气平和。
這几天王淑賢忙得摸不著影。直至記者到當地的第二天下午3點，才在去工地的路上，第一次捕捉到他的“卡迪拉克”。
記者提問是從“帝賢B飆升的那些天，王董事長正在做什么呢？”開始的。
我不是“狙擊”B股，是正面交鋒
2月下旬，B股狂漲時，我和往常一樣工作呢。又過了兩天,大概是3月初，證券部門來電話讓我去深圳，看一看股市變化，分析一下行情。別的沒做什么。”
王淑賢的自信和平靜与外界傳聞几乎一樣。
熟悉他的人知道，他的信心來自于對自己實力的了解，來自于在“獵取”對象時，對時机和方法的正确選擇。每次選擇后，他都要回頭想一想他的選擇是對？是錯？据說，他到現在還沒出過大錯。所以，他對記者說，今天看來，當初帝賢上市B股的選擇也是對的。帝賢B的井噴行情，不是“偷襲”成功，而是我們的實力所致。
隨后，只有小學5年級文化、更像個地道農民的王淑賢說起了他對B股的認識。
听到史美倫來大陸任中國證監會副主席的消息時，我正在日本。當時我就想她來就會有大動作。我的帝賢B肯定會放開。
因為B股開放的時机差不多了，這一行動是很自然的，是中國證券市場國際化的重要一步，允許境內居民參与B股市場交易，有利于促進我國資本市場國際化進程。向中國境內居民開放B股市場,將為中國公民手中的大量外匯找到一條合法的投資渠道。
在1999年證監會組織的B股研討會上，我曾呼吁開放B股。你想啊，中國老百姓手里有許多外匯呀，外匯都可以買外匯，為什么不可以用來買股票呢？用人民幣可以買人民幣股，用外匯買外匯股這很正常。這樣許多中國人在國外存的美元就可以流回來，也不用炒外國的股票了，咱中國自己就有。所以這次開放B股的決策是非常英明的。貨幣可買商品，可以買股權，為什么不可以買股票呢?”
王淑賢的“資本論”、“股票論”是從國外學來的。在常年与外國人打交道的過程中，王淑賢最大的收獲就是認識了資本市場。當時他也許并不會想到，資本這柄利刃在几年后會為他創出“金股”傳奇。
鑒于當時中國A股市場還未完全放開，而帝賢所具有的實力完全有資格進入國際股票市場，在B股市場上融資。1997年7月，帝賢開始運作B股上市事宜，各中介机构迅速進駐帝賢公司。1999年11月，原帝賢集團公司整體改制，組建了承德帝賢針紡股份有限公司。
2000年8月，經國家證監會發審委正式批准,帝賢上市發行1-1.5億B股股票。
2000年9月29日，帝賢B終于在深圳交易所挂牌。帝賢成了中國第一家民營B股上市的公眾公司。
熟悉股市的人都知道，王淑賢在公司上市當天的酒會上，面對在座專家和券商們所說的一段惊人之語：希望大家都買我的股票，我敢跟買帝賢股票的簽個協議，他要是虧了，我全部賠給他。他還很不服气地對大家說，“B”在出口日本的產品中是次等的意思，所以從這個角度上說，帝賢股票不該叫B股，而應該叫“金股”，因為這是一只含金量最高的股票。
為了提升資本的運營質量，在上市后，帝賢開發了化纖針織物項目，此項目是与日本丸紅公司合資，總投資8000万美元，引進年生產各种針織化纖5万吨的先進設備，預計2002年全部投產。屆時，公司年出口創匯可達1億美元，利潤1億元。
王淑賢談話的神態透著一种因經驗老道而生出的“狡黠”。
我看透了“危机”，也獵到了机會
王淑賢本人曾直言不諱地說：“看到別處危机，我就高興。”
王淑賢的財富或者說帝賢的高增長是在短短的近6-7年完成的。他像個獵人一樣，机智、果斷地捕捉住了每一個机遇，有時甚至讓人感覺像是在“乘人之危”。
1997年亞洲發生金融危机了。久靜思動的王淑賢自然不會放過机會。金融危机導致日本許多紡織企業倒閉。于是帝賢在日本設立了兩個辦事處，專門觀察日本的企業倒閉情況，日本生產什么紡織產品的企業倒閉了，他就加大出口什么。這樣，帝賢在日本市場就越做越大，大到足以引起他們高度重視的程度。日本以前的紡紗能力是1000多万錠，但現在不到100万錠。在金融危机后，日本和韓國就常年在帝賢派駐代表，以保證對他們的出口。据不完全統計，現在，每六個日本人中就有一個穿帝賢生產的服裝。
金融危机后期，許多日本的工厂關門后，開不起來。這可樂坏了王淑賢。“太好了，我先擠走了他的產品，再‘繳’了他的設備。他們就像打了敗仗時，舉槍過來投降，把設備都送給我了。”
許多知道王淑賢經歷的人都知道。他的這种“狩獵人”素質是有來頭的。
小學五年級時，轟轟烈烈的“文革”開始了。王淑賢也就不再上學了。這個學歷他一直維持至今。
當時由于人小，生產隊里不讓掙工分。沒事做的他想到了做生意。一塊錢買了20斤大蔥，賣出后，他賺了4毛錢。初次的闖市場，初次的收獲，激發了他的潛力。
他開始跟別人一起往東北長途販運豬、羊、糧食和油料等，甚至還販賣過當時嚴厲禁止買賣的有色金屬。1973年，20出頭的他，已經是當地“万字號”的人物了。
公社大搞農村副業那年，他把軍工針織企業的邊角廢料揀來作進一步加工。那些廢料只夠做短褲。但那時中國人都是穿布褲衩的，特別是當地的人們穿不慣這种針織面料。王淑賢思考后決定把短褲拿到北京去擺攤，當時的攤點就在天安門附近。据他講，他生產的短褲沒有固定的規格，就是穿著舒适，這對計划經濟下的產品規格制還是一种挑戰呢。盡管這种短褲在今天看來，我們可以說它是劣質產品。但在當時确實極受消費者歡迎。
為了擴大銷售渠道，他把短褲交給賣大碗茶的老太太代銷一部分，5毛錢一條，老太太代賣一條能得到1毛錢的回扣。就這樣，他在產、供、銷各個環節上，摸索出了一套經驗。
据說，王淑賢是中國針織短褲的創始人。盡管沒有權威的官方文件證明，但在1973年就開始生產針織褲頭，這在中國大陸應該是第一個。
對時机的把握、對市場的觀察能力，同樣需要磨煉。20世紀80年代初，王淑賢看到當地軍工厂生產的針織服裝有許多不合格品，出口不行，國營百貨站不收購。計划經濟時代，這些產品就成了處理不出去的“垃圾”，他連布票都不需要就將它們購過來，拿到北京去銷售，也不收布票。
同一條褲子，卻是兩個賣法。“國營企業產品都是一個式樣，又肥又大，永遠沒變化，許多愛美的女孩子都不愿穿。”王淑賢就把這些收購過來的大襠褲改成緊身褲，很受歡迎。1985年前后，他每年銷售到北京的褲子至少200万條，每三個北京人就有一人買他的產品。事后，王淑賢馬上對于這次“出手”時机的選擇下了結論：看准了，就干。机不可失，失不再來。今年初，面對日本經濟的蕭條，許多人對王淑賢說，你的產品主要銷往日本，這下你的日子不好過了吧。但關注已久的狩獵者是不會錯過每一次稍逝即縱的机會。
“經濟不景气，購買力下降，意大利名牌走了，法國時裝回老家了，而我的中低檔服裝，民需民用品的帝賢產品，市場正在迅速擴大。
到現在，王淑賢對自己面對“危机”時的獵捕意識和手段還是很滿意的。
國際貿易和資本市場給我圈出一個“大圍場”
成熟与沉穩是相輔相承的，而小企業家要想擁有這种大家風范就必須得先有見識。
1989年王淑賢去日本洽談合資的事宜。他平生第一次走出了國門，也是第一次強烈感覺到了什么是現代化，這讓他震撼，讓他瞠目結舌。
“在那里我不會購物，不會坐電車，不會坐地鐵，因為那都是現代式的，有的還無人管理。站在大街上，我非常自卑，一個一個矮小的日本人從我面前走過，而我卻仿佛必須仰視才能看到他們的臉。我感到自己很渺小，很渺小。”王淑賢那時的實力确實不夠強。
然而經過十多年的發展，帝賢公司已形成了集紡、織、染、印、繡、制作、輔料加工和自營進出口于一體的，擁有總資產5.3億元的華北地區最大針紡生產企業。2000年出口創匯3470万美元。据中國紡織總會統計，帝賢公司已連續三年創匯居全國同行業第一名，銷售收入、實現利稅居全國同行業第二名。
做短褲的王淑賢是怎么做上國際貿易的？
1986年，他被承德縣下板城邀請到當地辦工厂。十來個人、七八條槍，說是20万元注冊資本，其實最多只有5万元。舉目無親，干什么呢？
當時的紡織業對國有企業持保護態度，私營企業要想拿到棉紗，就得比國有企業貴1倍。工厂雖然建起來了，棉紗卻分不到，王淑賢只好暫給別人做外貿加工，第一次接触到國際貿易。
在做外貿加工的時候，王淑賢認識到國際服裝和紡織市場的巨大，他認為只要低于世界平均价格，產品就能賣到國外，國際市場的前途無限。于是，在開始生產自己的產品時，王淑賢确定了這樣的目標：以最好質量、最低成本、最佳服務、最好信譽參与國際競爭。1986年，王淑賢成功了。當年他的厂實現銷售收入300万元、淨利潤54万元。此后，王淑賢的產品100%出口國外，在日本和韓國占有相當的
市場份額。
和外國人做生意，王淑賢認為信譽是最關鍵的，而體現這种信譽的，就是承認索賠有理。王淑賢說：“只要人家提出來，說出索賠的理由，我們就100%給予賠償。這實際上是降低了對方的風險，人家當然愿意和你做生意。”王淑賢接著說：“日韓市場穩定后，我現在正在開拓歐美市場”。用“資”本武裝的“獵手”當然需要一個更大的“圍場”。
机會多了，成敗似乎更是存乎一心
現在人們管王淑賢叫“王半縣”，因為半個縣城都是他的工厂。再過一、兩年，也許80%的縣城都要變為他的工厂了。
企業需要講個戰略規划。但王淑賢卻認為，在當今复雜多變的經濟世界里要編制一個成熟的、可操作性的戰略規划，是不太現實的。
他有個想法：“用3-5年時間，做中國紡織業的老大，這是我的帝賢夢。
還要用我理解的高科技來武裝帝賢。服裝業里也有高科技。如果生產一种布料，制作出一种夏裝似的冬裝，沒人會說它不是高科技。
同時也不排除新的發展方向，新的商机，我會像一個獵人一樣，隨時盯著各行業，尤其是大型基礎產業的變化，一旦有好的獵物，有絕對把握的，就要搞些短平快，速戰速決。我請了一幫博士給我出謀划策。但絕對不會今天干這個、明天干那個。”
有人說，5年后，帝賢的銷售額可能會翻個4、5番。現在帝賢B是個小股，5年后會是個大股。
也有人說，5年后，中國上市公司將會迎來一個兼并的高潮期，民營上市公司的“軟肋”是股權流動性大。現在帝賢不積極調整，可能會被兼并，會失去發言權。
王淑賢表示，不愿給大家勾畫一個多么壯觀的海市蜃樓。但他心里肯定有數。
与王淑賢對話
有人說，您7天躋身中國十大富豪是個奇跡，您本人是怎么看的呢？
王:許多人都說我有1億美金的身价。我想可能不止這個數，1億美金只是我持有的8510万股現在的市值。事實上整個帝賢的公司的近50%的資產都是我自己的。10大富豪我不敢說，因為別人有錢可能不露，而我這個人實在，有啥說啥。前兩天，一位香港的客商找到我，要買棉紗。我說你怎么找到我的。他說，是在報上看的，報上說你是中國最富的人。
我們是上市公司，有人給我們宣傳。并由此給我們帶來了客戶。這是目前我們得到的最大好處。
去年在深圳挂牌時，您曾說，帝賢B是“金股”，希望大家都買你的股票，你可以和他簽協議，如果虧了，你全賠給他。今天，您還敢這么承諾嗎？
王:不只是在去年說過。1999年11月份時，國家組織的那次B股研討會上我就講了，我的股票才2塊多錢一股，你們誰買了我的股票，要是賠了本，我就賠給他錢。
但從另一方面講，B股開放了，我不能誤導我的股民。我的公司是一家民營企業，我個人一生的榮辱都是和公司的興衰相聯的。我如果讓帝賢的牌子砸了，那就是砸我自己。
現在中國有俗話：“民企長不大，家族打天下。”您是如何保證管理科學有效的？
王：我認為管理是這個世界上最落后的詞匯！如果一個企業家是靠“管”來組織生產、開拓市場的話，是不可能帶領他的公司取得大的發展。在帝賢公司里，我從來不叫工人打卡，也從來不給工人制定指標、強制他們要怎么樣怎么樣。
我的作法是:同樣的工厂我同時建兩個，一個工厂里同樣的車間我也建兩個，下面依次是兩個班、兩個組，同樣條件的“倆”會使員工自己去競爭。
在我的公司里，我只掌舵。我直接管理的只有三個人，一個是管生產的副總經理，一個是管所有供應和財務的副總經理;還有一個是幫我協調各种社會閑雜事情、兼管證券的副總經理。
別人說我這里是家族企業，其實不是的。我的親戚，包括8個兄弟姐妹，沒有一個在我的公司上班，我出錢建其他工厂，讓他們自己管理去，他們在帝賢公司里連股份都沒有。
有人說，“帝賢”就是“紡織皇帝王淑賢”的意思，對嗎？如果是事實的話，您是否感覺鋒芒太露了？
王：在1991年我們与日本合資時，一個日本老板對我說：“你的公司的產品質量高、价格低、服務好，管理方式獨特。我看你就是這個行業里的皇帝了。”我當時連忙擺手：這可不行，不行。事過3年，我們公司命名時，我又想起了這回事了，我決定將公司命名為“帝賢”，這里有兩層意思：一是視用戶為上帝；二是我們公司确實有要作中國紡織業“老大”的決心。
您每天都在忙些什么？通常日程是如何安排的？
王:忙著建工厂。建了一個又一個。因為我除种地之外，也就只會建工厂了。
我每天的作息時間:8點30分起床，到公司；中午12點吃飯，邊吃飯邊電視，看完電視看報紙，一直到下午上班；下午下班后吃飯，之后看報，到晚上8點多，然后到工厂看材料，10點多看新聞，睡覺。我是個孤家寡人，沒人來找我串門，我也不去找別人串門。我喜歡看報，是文字的東西都喜歡看。
您現在還是小學學歷，而我們的公司已成長為上市公司，您覺得您的知識或者說是學歷上的不足，會影響公司決策的正确性嗎？
王:最起碼到現在我還沒有出現過決策上的失誤。現在我對外公開也說我是小學文化。“本科畢業，小學五年”嘛！
我不是不羡慕高文化，我非常欣賞大學生，羡慕有文化的人，原先只辦工厂時，對文化要求不是太高。但現在成為上市公司后，涉及到資本運作，各項法律等，這些我不了解也不行啊。我也在學。
作為董事長，您是會否看一些管理學方面的書？
王:那不是我看的，而是我手下的職業經理看的。我主要是看宏觀，報表上來了，如果指標完不成，我會問經理為什么？他分析原因之后，自己去解決。我最關心政策動向、市場動向、行業動向和日本的市場動態。有時上點网。但网上的東西不實的太多。
帝賢B火爆后，許多股民關心帝賢是否還要增發A股，對此公司現在有什么想法沒有？
王:董事會還要研究這個事，這需要征求廣大股東的意見，還要看國家政策。然后才能決定是增發B股還是增發A股。到目前，我們還沒有任何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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