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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4日訊】 〔原編者按〕媒體對現代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產生極其巨大的影響﹐政治作為社會的神經中樞﹐對這種影響自然更加敏感。西方學術界特別是政治學和社會學領域﹐經常會用到這樣一些詞彙﹕媒體主導現象﹑媒體時代﹑媒體民主﹑媒體社會等等。這些詞彙描述了歐美社會變化的一個重要方面﹐即媒體正全方位地模鑄當代政治。1999年10月至2000年4月中共中央編譯局陳林博士和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郭業洲博士應弗裡得裡希‧艾伯特基金會邀請在德國訪學期間﹐多次就這一問題與德國社民黨基本價值委員會副主席托馬斯‧邁爾進行探討。這篇對話集中討論了西方社會媒體與政黨政治的關係﹐包括媒體怎樣對政治生活施加影響﹐媒體社會中政黨行為模式的變化以及在政治媒體化過程中政黨政治所面臨的困境和限度等。
邁爾﹕我先談談德國社會民主黨最新的一些發展﹐通過這些發展可以看出﹐媒體和政黨政治之間到底有怎樣的聯繫。在1997年到1998年初﹐德國社會民主黨中有一個公開的爭論﹕到底應讓拉封丹還是讓施羅德擔任社會民主黨總理候選人。這個問題要是在90年代中期以前會很容易解決。那就是﹐經過黨內的充份醞釀和討論﹐由黨的有關機構根據黨綱的要求選一個能更好地代表黨綱的人來擔任候選人。可是﹐這一次社會民主黨候選人的產生卻不一樣。這個不一樣﹐實際上導致了一個時代的出現。
郭﹕可不可以說﹐施羅德成為聯邦總理實際上是走了一條”媒體打造”的道路。他不是在黨的支持下成為社民黨的總理候選人的﹐而是媒體﹐或者說是他通過媒體﹐將自己強加給社會黨的。
邁爾﹕正是如此。雖然社會黨內大多數人支持拉封丹﹐但最後黨的有關機構還是宣佈由施羅德﹐而不是由拉封丹擔任總理候選人。這樣做主要是出於對媒體和政治間的辯証關係的考慮。黨的領導層認為﹐在媒體時代﹐黨的首席代表不僅要懂得黨綱﹐更應當懂得媒體的要求。只有選一個能夠在媒體中很好地推銷自己的人﹐社民黨才有更大的希望得到多數人的支持﹐才能贏得大選﹐也才能有實現其綱領的機會。
陳﹕這其實涉及到政黨的綱領和政黨領袖的媒體形像﹐哪個在選舉中能起更大作用的問題。布萊爾的新工黨贏得1997年選舉勝利﹐可以看作是政黨領袖通過完美的媒體形像成功進行政治推銷的一個經典例證。競選過程中每一次成功的活動﹐從活動內容到活動方式﹐從活動場所到活動參加者﹐事無巨細﹐都經過媒體專家的精心設計。政治辯論隨選民的興趣轉移﹐而不按照黨的政治綱領或選舉綱領的要求進行。還有1992年的美國大選。我看到一個材料﹐說當時的一份民意調查表明﹐克林頓那充滿激情的”帥哥”形像﹐一開始就把老成持重的老布什給比下去了。許多選民特別是年輕選民認為﹐他們的國家更需要的是朝氣而不是經驗。緋聞不斷的克林頓﹐仿彿真成了美國人”朝氣”的象征。
邁爾﹕更確切地說﹐應當是誰在媒體面前表演得漂亮就投誰的票。在電視成為第一媒體的今天﹐情況尤其如此。如果不是靠電視﹐而只是靠印刷媒體﹐像裡根這樣的人永遠不會成為美國總統。裡根之所以成為美國總統﹐主要靠電視傳播他的形像﹐推銷他的演技﹐使其獲得選民的支持。
郭﹕現代媒體確實為所有政黨提供了一個新的”競爭平臺”。在這個新的”競爭平臺”上﹐政黨的成員力人數多少不是決定性的﹐政黨的政策主張具有多大的合理性也不是主要的﹐關鍵是政黨的政策主張是否具有”可宣傳性”。
陳﹕這種情況不是個別的﹐在法國﹑比利時﹑西班牙都出現過。奧地利的”海德爾現象”更是登峰造極﹐引起了全球性的關注。
邁爾﹕在一個現代化的社會中﹐政治的傳播不可避免地要通過媒體來進行。就目前而言﹐最主要的媒體手段當然是電視﹐它決定信息的傳播速度和傳播效果。
陳﹕我理解﹐媒體社會有兩層含義﹕一是指我們的社會受媒體驅動﹐在媒體的強烈影響下運動﹑變化﹑發展﹔二是指媒體以它獨立的意志建構一個社會﹐這個社會是與現實社會並行或交叉運動的﹐或者說﹐媒體社會是對現實社會的摹寫﹑變態﹑誇張和扭曲。
邁爾﹕記得一位專門研究大眾媒體的加拿大學者說過﹐千萬不能相信媒體會中立地﹑客觀地報導現實。如果相信這個﹐那將是一個十分大的錯誤。媒體本身就是一個信息﹐它在選擇和傳播信息時﹐總是帶有傾向性的。但儘管如此﹐大眾媒體作為社會觀察自身的手段﹐對於一個社會的健康發展仍具有重要意義。如果一個社會對自身的認識都不正確﹐就必然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危機。媒體作為一個社會觀察自身的手段﹐在4個方面發揮重要作用﹕(1)作為社會問題的偵探﹐發現社會中存在哪些問題﹐哪些問題在擴展。(2)作為社會的檢察官﹐檢查這個社會中各種權力的使用是否得當﹐看看人們需要的服務是否得到落實﹐出現了哪些問題﹐儘量使這些問題公開化﹐變得可以糾正﹐並且向應該負責的人和機構施加壓力﹐使他們糾正錯誤。(3)作為一個論壇﹐在這個論壇中利益能夠得到一種均衡﹐觀點能夠得到一定的碰撞﹐並最終產生統一的意見﹐推進社會的團結整合過程。(4)作為一個發動機﹐通過引導社會輿論調動人們為社會做工作的積極性﹐因為誰都不願意受到媒體的抨擊。
郭﹕這麼說來﹐媒體確實為社會提供了某種自身能夠不斷地了解﹑不斷地學習﹐並通過這樣的了解和學習不斷地向前發展的前提條件。另外﹐我還想補充一點。社會作為一個大系統﹐它下面有許多子系統﹐正是媒體將子系統的信息不斷進行交流和匯總。不管是經濟﹑政治還是學術的子系統﹐它們往往都自成體系﹐而媒體恰恰可以將這些自我封閉﹑自成體系的子系統匯總起來﹐形成一個共同的社會。所謂媒體社會﹐在這一點上表現是很明顯的。
陳﹕但是﹐媒體的交流和匯總是有選擇性的。媒體的選擇有它自身的邏輯。由于新奇﹑衝突﹑不幸等等是媒體選擇事件的興奮點﹐媒體報導的事件在性質﹑程度﹑影響等多方面﹐與現實社會中的事件存在很大的距離。而且﹐媒體只反映通過媒體邏輯篩選出來的事件﹐沒有被篩選出來的社會現實就得不到反應。因此﹐人們通過媒體所把握的世界﹐往往可能是一個扭曲的世界。仿彿媒體報導什麼世界才發生什麼﹐只要媒體停止報導了﹐再熱烈的事態也就煙消雲散了。在這種情況下﹐受眾其實已經喪失了選擇權。現代人自以為能駕馭大量涌現的信息﹐實際上更多地是充當了信息氾濫的奴隸而已。
邁爾﹕大眾媒體要想完成自己的社會使命﹐獨立性應當是它必須擁有的前提。媒體必須按自己的邏輯工作﹐按自己的”密碼”解釋社會﹑分析社會﹐並自己決定什麼是有意思的。這個世界太複雜﹐每天甚至每時每刻﹐在世界的每個角落﹐都有無數的事件在發生。不管是科學家還是記者﹐他要報導這個事件的話﹐總是從自己的視角出發﹐從中選擇一些方面來重新塑造一個媒體事件。正是由于媒體通過對事件的篩選來塑造自己的世界﹐政治家要想成為媒體的寵兒﹐他就必須製造事件。要知道﹐一篇文章﹑一個思想是不可能構成報導的基礎的﹐只有思想﹑觀點而沒有具體事件﹐決不會引起媒體的關注。所以﹐西方政治謀士們總是想盡辦法來製造事件。只有這樣﹐有關的政治思想﹑觀點才能得到媒體的注意﹐進而引起社會的關注。
陳﹕這樣的政治﹐已經成了一種媒體政治。為了能使製造的事件引起轟動﹐西方國家的政治家總要想方設法製造一些衝突在裡面。媒體時代的西方政治癒來愈政客化﹑表演化了。
邁爾﹕17世紀的一位自然科學家曾經說過﹐要想控制自然首先必須服從自然。從這句話中﹐我們的一些社會活動家也得出了自己的感悟﹕要想控制媒體就必須首先服從媒體的游戲規則。那些熟知﹑了解現代媒體規則的人﹐特別是名人﹐總是擅長于利用媒體把自己的所為和所不為進行傳播﹐在社會中產生他們所期望的影響。在當今世界的政治明星如施羅德﹑布萊爾﹑克林頓等人週圍﹐總是聚集一些謀士。以前政治家的謀士一般是由知識分子﹑理論家擔任﹐幫助他們宣傳黨的政治綱領。而現在的謀士大都是些媒體專家﹐通常的做法是設計或渲染一些事件﹐使他們的主人能夠儘可能頻繁﹑儘可能光彩地進入媒體。同任何一件事物一樣﹐媒體對於政治的影響有消極的一面﹐也有積極的一面。比如﹐正是通過現代化媒體的有效傳播﹐社會問題﹑社會情緒可以及時地傳遞到政治當中去。同樣﹐政治的目標和信息也可以通過媒體迅速傳播到社會中去。這事實上已經成為現代政治對社會發展進行調控的重要手段﹑方式和方法。此外﹐通過現代化的媒體手段﹐不同的政治觀點﹑政治立場﹑政治信息可以相互進行傳遞﹐使人們可以在相互比較中進行權衡﹑爭論﹑取舍。這其實也是一種政治宣傳﹐是橫向意義上的交互式宣傳。
郭﹕媒體政治總起來看是虛張聲勢的多﹐實際成效並不明顯。我們清楚地看到﹐西方一些國家正處於後工業時代﹐人們的價值取向出現多元化﹐一面旗幟號召半邊天的時代已不復存在﹐西方傳統的意識形態也失去了吸引力和號召力。具體到對政黨的影響﹐表現為人們對傳統政黨的認同感下降。70年代﹐德國兩個主要政黨﹐即社民黨和聯盟黨合計可覆蓋90％以上的選民。而現在﹐兩大黨能覆蓋的選民比例越來越小﹐選票越來越分散﹐選民投票意向的不可預測性增強﹐隨意性增強。傳統選民﹐即那種”從一而終”的選民日漸減少。面對此情此景﹐政治家難保”忠貞不二”﹐政治哲學也就難以”一以貫之”了。
陳﹕我們的談話已經涉及到現代媒體社會中政黨行為模式變革的問題﹐首先是政治意識或政治理念的傳遞問題。如果說傳統政黨主要是通過大規模的綱領辯論和龐大的黨員隊伍來實現自己的意志傳遞的話﹐今天的西方政黨將不得不更多地依賴黨的領袖的媒體表演來感染受眾﹐尋求認同﹐建立力量基礎。結果﹐為了迎合媒體的中立性﹐政黨面臨喪失自己政治特性的危險﹐廣大黨員則因失去目標歸屬感而與黨疏遠。與此同時﹐隨媒體逐步獲得對黨的政策和領袖的廣泛支配力﹐政黨的權力結構日益獨裁化﹐滋生並強化了對黨的領袖的”克里斯瑪”情結。廣大黨員越來越明顯地感受到﹐自己無論在政治理想追求方面﹐還是在政治行動中﹐都是無足輕重的。這種狀況﹐對於以綱領明確和黨員眾多取勝的左翼黨派來說﹐面臨的挑戰尤其嚴峻。
邁爾﹕三五十年前﹐只有黨員才能從黨的基層組織中獲得信息﹐才能參與到黨的政治意識形態形成過程中去﹐而現在你可以通過很多渠道很快獲得信息。一個黨主席想什麼﹐說什麼﹐本黨黨員可能還不知道﹐而世界遙遠角落裡的人卻已經知道了﹐因為媒體在及時傳播他的想法。黨的每個高層領導人都清楚﹐他們每天都必須以好的媒體形像出現。一旦出現矛盾時﹐他們更願意這種矛盾發生在自己與黨之間﹐而不願意發生在自己與媒體之間。因為這些黨的領導人清楚地知道﹐如果他們能夠在媒體中很好地表現﹐並獲得更多的支持﹐黨的組織最後也會給他以同樣的支持﹐儘管他在媒體中所說的和所做的也許與黨的機構作出的決定截然不同。奧地利一個媒體學家說的好﹐這其實是媒體邏輯打敗了政黨邏輯。政黨跟政黨領袖走﹐政黨領袖跟媒體走。
郭﹕政治家往往可以先于他人獲得甚至壟斷某些信息。這樣﹐政治家在傳播信息時都自覺不自覺地帶有主觀性﹐這使政治家可以在較大程度上決定社會對某一事件的主流意見和看法。而在現代信息社會裡﹐無論是政治家﹐還是普通百姓﹐只要感興趣﹐他們在獲取信息方面是平等的。政治家面對的不再是對某一事件的最新發展一無所知或知之甚少﹑需要靠政治家”通報情況”的百姓﹐而是對事件有相當的了解並且已經形成一定看法的群體。在信息的獲取上﹐政治家原來擁有的優先甚至壟斷地位不復存在。有人甚至預言西方將進入”以現代媒體為支撐的數字化民主時代”。
陳﹕因媒體特別是網絡媒體的發展而出現的政治生活的某種”平等”或”民主”現象﹐恐怕更多還是表面的。有強大權力後盾﹑資本後盾和智力後盾的政治家﹐可以輕而易舉地獲取或佔有他人收集﹑過濾﹑歸納﹑整理信息的階段性成果﹐從而避免了在信息垃圾裡跋涉的大量無效勞動。這種在信息獲取渠道方面的便利﹐一般的百姓是無法想象的﹐大多數專家﹑學者也是可望不可及。
邁爾﹕政黨行為模式發生的變化﹐媒體的影響固然重要﹐但我還想強調一下社會結構變革帶來的影響。今天的社會與60年代相比已經大不一樣了﹐政黨的行為模式又進一步發生深刻的變化。以前的社會是由一些凝聚力強的大群體組成的﹐而現在社會生活越來越個性化﹐傳統意義上的工人比例越來越少。德國傳統意義上的工人只佔整個從業人員的5％。取而代之的是眾多的分散的小群體。這樣的社會群體彼此之間的生活目標﹑觀念﹑看問題的方式都不一樣﹐他們所面臨的發展機遇也各不相同。總的來說﹐社會更加分散化﹐人們的生活更加個性化。以前建立在階級意識基礎上的政治認同﹐在今天必須通過不斷地工作﹑廣泛地政治交流才能實現。當然﹐這種工作和交流的成效如何﹐與媒體所起的巨大作用有密切的關係。
郭﹕西方各個政黨的發展幾乎都呈現這樣的趨勢﹕(1)在性質上從”階級”黨向”人民”黨轉變。(2)在功能上由綱領黨向選舉黨轉變。(3)在組織結構上從成員黨向領袖黨轉變﹐領袖人物的作用越來越大。
邁爾﹕當今西方社會越來越複雜﹐人們已無法提出一個截然不同的替代方案。還是以德國為例﹐議會各黨在政策上強調的側重點不同﹐但沒有根本的區別。就像奧林匹克的五環旗﹐現在它們都重疊在一起﹐而且重疊的部份越來越多。1891年社民黨的《愛爾福特綱領》只有兩頁紙﹐就是這兩頁紙構成了社民黨與其他政治力量的根本區別。因為那時社會沒有現在這麼複雜﹐敵我界限分明﹐提出一個簡單的﹑主導性的要求就可以改變社會。而1989年的《柏林綱領》有60多頁﹐十分複雜﹐闡述了100多個與其他政治力量之間不同的側重點﹐但黨的形像仍然十分模糊。有一位理論家說﹐在目前這樣一種情況下﹐革命已經變得不可能﹐因為管理機構一旦停止運作﹐所有社會生活的各個環節都會停滯。對於一個西方國家的政黨來說﹐如果要制訂一個宏偉的﹑龐大的﹑與現行政治制度截然不同的替代方案﹐使這個社會發生根本變化﹐已很難做到。現在要做的是﹐拿出一系列眾多的﹑小的﹑長期艱難的變化來改革這個社會。以前的偉大的意識形態已經失去可信度﹐務實主義的傾向也使小的變化成為可能。現在還保留黨與黨之間的區別有時是十分有意義的﹐但這些區別都只是一些側重點的不同。
郭﹕媒體的發展的確為政黨工作提供了新的手段和渠道﹐傳統的紙媒體﹑視聽媒體自不待言﹐連網絡媒體也開始派上用場。可是﹐這與其說是媒體給政黨發展帶來的新機遇﹐不如說是媒體對政黨的全面接管。由于媒體的運作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它可以控制政黨﹐政黨卻不可以控制它。現代媒體實際上已經成為政黨的最大競爭對手﹐它們和政黨爭奪受眾(成員)﹐爭奪對社會主流意見的主宰權。政黨的一些傳統政治功能﹐如宣傳功能﹑教育功能等﹐已在媒體的衝擊下喪?p盡。
陳﹕政黨政治在媒體社會中所面臨的困難﹐主要表現為政黨影響力的下降。其中﹐年輕人由于對媒體信息快餐的依賴而失去對政治生活的興趣﹐恐怕是一個帶有根本性的問題。
邁爾﹕但是如果你去問年輕人﹐如果對年輕人進行調查的話﹐就會得到很有意思的結果。德國的年輕人會這樣回答﹕他們對政治是感興趣的﹐但他們對這種龐大的由”無名氏”組成的機構﹐對這樣一種組織﹐在這裡面紀律性很強﹐而自己又不能決定什麼事情﹐沒有興趣。如果政治是在一種可以控制的範圍內﹑在近距離內﹑在一個沒有龐大政治意識形態籠罩的氛圍內進行的話﹐那麼他們還是願意在一定時間內參與政治生活的。
郭﹕我想就這個問題補充幾個數據。目前德國社民黨內35歲以下的黨員只有8萬人﹐僅佔全體黨員總數的10％﹐而1976年則為30％﹔20歲以下的黨員比例僅為0□6％。與此同時﹐50歲以上的黨員比例為58□1％﹐而1980年時只有38□9％。不止社民黨﹐其他大黨的組織發展也面臨嚴重問題﹐黨員人數急速下降。許多年輕人對入黨不感興趣﹐認為一旦加入後便會變得無名無姓。他們對政黨內部程序化的生活節奏感到無聊﹐對黨追求的長遠目標不感興趣。他們更願意參與那些規模小的組織﹐喜歡參加那些可控性較強的具體項目的運作﹐希望自己的”投入”馬上就有”產出”。加之﹐隨地區一體化的進展﹐經濟全球化速度的加快﹐人們的移動性增強﹐職業履歷呈現出較強的流變性和不連續性。而在傳統政黨中﹐只有那些在基層組織中長期工作的人才能得到信任﹐才能進入黨的領導層。現在﹐有耐心”多年媳婦熬成婆”的人越來越少。實際上不僅政黨﹐其他社會組織如工會等﹐也面臨同樣的困境。
陳﹕我有個感覺﹐西方政黨政治在很多時候就像一台大戲﹐為了登臺演唱﹐不惜濃墨重彩﹐頻繁換妝。可是﹐過於強烈的執政衝動﹐不斷弱化主要政黨的黨派意識﹐即作為一個有特定政治理念的政黨對現實社會的批判意識和塑造意識。隨之而來的必然是政治活動的程式化和腐敗現象的出現﹐致使民眾對傳統政黨政治失望﹐這就從左和右兩個方面為極端主義提供了活動空間。
郭﹕的確是這樣。選民對政黨的要求是矛盾的﹐他們對政治和政治家懷有很高的期望值﹐但同時又由于討厭傳統政黨政治的繁文縟節而不準備花很多的時間和精力去了解政治﹐參與一個政策形成的討論過程﹐甚至對選舉都不感興趣。歐美一些地方選舉的參選率還不到50％。這一方面使得有關立法機構的代表性大打折扣﹐又使那些蠱惑性較強的政黨進入議會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從那些蠱惑性政黨的選民結構來看﹐可以發現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這些黨的選民組成十分複雜﹐有的窮困潦倒﹐生活在社會最低層﹔有的則高薪厚祿﹐生活在社會”金字塔”的頂端。由于選民組成跨越社會兩端﹐在”中間”無任何”支撐”﹐這樣的政黨根本沒有執政能力。但一些選民對它們沒有”從政能力”似乎並不介意﹐依然故我地將自己的選票投給它們。這其實是一種抗議性投票。
邁爾﹕這些現象無疑是存在的﹐但我們不能據此懷疑或否定政黨政治的價值。畢竟在我們當今這個日益多樣化的社會中﹐儘管有各種各樣的組織和群體﹐但惟有政黨具有將各種各樣的利益團結在一起並在此基礎上制訂出有效的社會改革方案﹐實行大的﹑公益性項目的能力﹐其他任何組織都不具備這樣的能力。只有政黨﹐才能完成將各個社會群體利益整合在一起並反映到政治生活中去的使命。基於這樣的考慮﹐我們必須活躍黨的生活。如果我們讓政黨自生自滅﹐那麼社會將產生分裂﹐將變得沒有秩序和效率。
陳﹕我認為﹐政黨的邏輯也好﹐媒體的邏輯也好﹐西方政黨政治的根本限度是資本的邏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主宰一切。美國學者喬姆斯基說﹐資本主義政黨民主﹐無非就是若干個基本執行同樣的親商業政策的政黨﹐就一些次要問題進行無關痛痒的爭論。只有商業利益不受侵害﹐民主才是被允許的。這種民主極大地損害了以公民為中心的政治文化。大公司運用財力影響媒體﹐控制政治程序﹐結果往往顯得選舉政治與大多數人無關﹐選舉只不過反映了市場原則。在大資本的操縱下﹐公民之間的相互聯繫被削弱了﹐而有效的民主需要這種聯繫。資本需要的是消費者而非公民﹐只是大型超市而非社區。這一邏輯發展的結果﹐是以漠不關心和玩世不恭為標誌的非政治化公民越來越多﹐投票率的下降勢所必然。何況﹐在西方政黨民主體制下﹐選民投票之後就無足輕重了﹐國家的政治生活留待職業政客去分肥。
邁爾﹕一個政黨提出的政治設想﹐只要既能滿足社會上對政治不感興趣的人﹐又能滿足對政治感興趣的人﹐它就能成功。在黨的基層組織中﹐還是有很多人希望黨具有活力﹐不希望黨的作用由于媒體的發展而最小化。在媒體時代﹐黨的領導層必須擁有媒體知識﹐通過媒體宣傳來發揮自己的影響﹔黨員和黨組織則通過在社會中直接對話討論社會問題來產生影響。在這兩者的相互作用中﹐只要工作到位﹐黨組織肯定可以找到發揮作用的地方。所以﹐政黨政治新生的希望在於進一步向社會開放﹐在開放的社會中尋找新的力量支點。/
(摘自《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季)200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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