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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4日訊】在北京市西四環公路邊一塊布滿黑沙土的空地，有十余間簡陋得几乎經不起風雨的矮房，擠著16個班共1004名小學生，快樂地上課。
課室傳出充滿稚气的朗朗讀書聲，跟北京的任何一所小學沒有兩樣。但是，這里的學生身分卻大不一樣——他們是“非法學生”，因為他們的學校是非法學校。
眼見就快搬遷新校址卻還沒著落
今年才39歲但已蒼老得像個老頭的“校長”易本耀皺著眉頭說：“業主要收回這塊地蓋厂，我們6月就得搬。”
已經是4月底了，但這所“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學校”的新校址還沒有著落。
如果易“校長”無法找到新校地，這千余名小學生就得失學。
教導進京的農村子弟學費廉宜
听起來荒唐？但事實的确如此。因為北京市政府“依法”不必管這群孩子，而公安机關更是本來就“依法”應該取締這群孩子就讀的學校。
這是中國改革開放取得輝煌成績后的奇怪現象。城市經濟日益發展，吸引著大量的農村居民進城謀生。北京這种“外地來京”流動人口大約300万。跟著父母而來的适齡就學儿童估計將近10万。北京在過去短短几年里已涌現二三十所像“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學校”這樣的非法流動學校。
“中國的9年義務教育經費是由地方政府自己籌措的，因此，每個儿童只有在他的戶籍地入學才可能享受到政府提供的經費。”易本耀解釋，如果這些隨父母從外地到北京來的孩子要在北京當地的學校就讀，就必須繳納“贊助費”或“借讀費”。
“贊助費”或“借讀費”是多少？一學期少則1500元人民幣（約300余新元），多者可達万元。
“這些孩子的父母負擔不起。”易本耀說：“他們只能到我們這里，一學期300元。”
學童在彌漫尿糞味的窩棚里學習
“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學校”盡管簡陋得令人看了心酸，但它卻備受學生家長的熱愛与支持。
它的歷史從1994年開始。第一間“課室”是北京郊區一個菜園里的窩棚。
學校的“創辦人”是易本耀的妻子李素梅。
1993年，李素梅從河南只身到北京。她跟著親戚賣菜，做小生意。但是，几個月后，這位原來在家鄉當民辦學校教師的少婦發覺，親戚的孩子已經到了入學年齡卻無學可上。
在親戚的要求下，她在菜園里重操舊業。
1994年9月1日，9個民工的孩子伏在泥凳上跟著李素梅念第一個拼音字母。
空气中飄著菜園的尿糞和垃圾味，但其他民工卻聞風而至，紛紛帶著小孩來報讀。
從九個學生到近兩千名
第二學期，學生增至20人。第二年，又猛增至60人。在一個窩棚里，分成學前班和一、二、三年級，李素梅忙得喘不過气。她向在家鄉糧食局當職工的丈夫求助。
易本耀不久進了京。但是，5年之后，他已被磨成一個“老頭”。
寫得一手漂亮硬筆字的易本耀能說出“創校”8年來每個學期的學生人數。那是一串令人振奮的數字：從9個學生到20個學生到60個學生到136個學生……1998年第一學期是506個學生，第二學期已增至897，然后，1999年976個學生，去年1266個學生，今年1976個學生——來自全國20多個省市、漢滿蒙回各族都有。
他說，“學校”現在有三個校區，另兩個校區有900多名學生，包括156個初中生。
它是北京最大的流動學校，不僅學生近兩千，教師也達116人。但易本耀言語間沒有半點自豪，有的只是一絲蒼涼和辛酸。
今年上半年“收入”學費將近60万元人民幣，但易本耀把帳一算，還得“寅吃卯糧”：房租須交清一年47万9000元，教師薪金支出半年需30几万元，光是這兩筆，上半年財政收支就出現巨大赤字。
好在許多學生家長都樂意交清一年的學費。這樣，到了年終，學校還可望“結余”三五万元。
新聞報道引起社會關注
盡管像個“棄儿”，“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學校”還是有人關心的。1996年，《華聲月報》的記者流著熱淚發了第一篇報道，遠在洛杉磯的80高齡華僑任玉書女士含淚寄來20万元人民幣。
今天，學校的白牆漆著“任奶奶你好”几個大紅字，易本耀的“辦公室”挂著“任奶奶”的大彩照。
不過，那年的報道也“害”得學校很苦，在一年里被驅逐了三次。
易本耀曾經在滿臉惊駭、號啕大哭的全校學生面前被押上警車。不過，警察隨即又覺得于心不忍，放他自己步行到警所。
他的破房門口也曾經有怯生生的小孩來問：“易老師，我們還能上學嗎？”
易本耀說，學校不能開銀行戶頭，現金都寄存在北京几名熱心人士合組的“董事會”那里，以備迫遷時應急。
他形容自己在從事著“良心事業”。不過，學校前途茫茫。他的妻子李素梅說，只要這些孩子能得到适當的就學安排，“學校”封了、她失去教職了，也值得。
李素梅說，這些孩子特別懂事，也特別獨立；住得偏遠的小孩，能自己每天轉几趟車來回。
下課休息時間，几百名孩子興奮地跑出課室，或坐或趴，在沙地里嬉戲。他們沒有愁苦。他們也不知道學校是取名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前逝世的著名貧民教育家陶行知。
(轉自萬維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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