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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23日訊】 《中國“六四”真相》公開出版，無疑會在中共內部引起反應。由於它披露了目前在位的中共高層領導人在六四事件中的所作所爲，因此會對他們産生一定影響。問題是，它的發表對誰有利?
美國學者黎安友在書中前言寫到，天安門文件的發表，會對李鵬、江澤民等造成不利，對朱容基、李瑞環、田紀雲等有利。然而，有幾位中國學者專家的看法相反。他們認爲，《真相》的發表很可能適得其反，它會強化強硬派的地位，而使溫和派陷於被動。不久前，中共高層召開會議，重申維持“六四”原結論，甚至還宣佈“永遠不准翻案”。這個消息似乎印證了後一種觀點。
在我看來，以上兩種看法貌似對立，其實相反相成。正因爲《真相》的發表會對江、李造成損害，江、李做賊心虛，才會先發制人，恰恰他們又佔據著黨內頭兩把交椅，正好利用外部壓力強化自己在內部的地位。不過若說這是《真相》造成的副作用，那恐怕也難說。譬如李鵬搞了個關於“六四”的內部記錄片，那並不是對《真相》一書作出反應，因爲在時間上這部記錄片應是在《“六四”真相》發表之前完成的。道理很簡單，“六四”事件是強硬派的一塊心病，不論有沒有《真相》這本書，他們都會充分利用手中的權力拼命釘釘子，唯恐這個案子還釘得不牢釘得不死。
在“六四”之後，中共內部的開明派處境艱難。許多開明派代表人物遭到清洗，少數免於清洗的也難免在黨內失去了公開發言的立場。什麽叫“失去公開發言的立場”?我們知道，過去黨內開明派爲民主運動辯護，反對強硬派武力鎮壓，總是申辯說民主運動並不是要“反對黨的領導”(例如趙紫陽在五月十七日晚的政治局常委會議上，反對實行戒嚴，爲學運辯護時，就強調絕大部分學生和群衆是“擁護共產黨的”)。他們總是在表面上維護一黨專制的前提下說話，或者是在要不要維護一黨專制的問題上採取模糊策略。問題是，在“六四”之後，在蘇東巨變之後，情況變得明朗化，也變得簡單化:要維護一黨專制，就必須要血腥鎮壓民間力量，要容忍民間力量存在，要和民間力量對話，就意味著放棄一黨專制。因此，原先那種模糊策略，原先那種假定一黨專制和容忍民間力量可以並行不悖的言說方式就失去了存在的空間。這就是說，如果黨內開明派不敢公開挑戰一黨專制這條黨內頭號禁忌，他們在黨內就只好沈默，他們在黨內就不能不處於被動。
由此可見，對於中共內部的開明人士而言，唯有徹底抛棄共產黨話語系統，明確堅持人權和民主，斷然拒絕一黨專制，才能使自己化被動爲主動。現在的問題，早已經不再是去費力申辯八九民運中的學生和民衆是不是要反對共產黨——好象黨是反不得的，反了就罪該萬死。現在要強調的是，不是人民不能反黨反政府，而是黨或政府不能反人民。只有這樣，才能佔據真正的道義制高點，理直氣壯。不消說，黨內開明派要邁出這一步是很不容易的，這需要下大決心，採取必要的大動作，努力和各種反專制的力量高度配合。邁出這一步很不容易，但問題是，如果不下決心邁出這一步，開明派就不可能擺脫被動地位。豈止是不能擺脫被動地位，到頭來他們勢必連開明形象都保持不住。因爲他們讓強硬派牽著鼻子走，歷史就會把他們認作強硬派一夥。畢竟，對於那些手握權柄的政治人物來說，歷史的評價只根據你做出了什麽，而不是根據被猜測的你想過些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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