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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21日訊】 大家以後的日子都不會好過了，走社會新聞一路的都市報紙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
90年代初各級政府借動亂之機反制媒體，於是一時間全國媒體一片蕭殺，但平心而論，90年以前的媒體多是走精英辦報一路，影響也僅限在知識份子之中。當時的報紙動不動就關心國家大事，動不動就討論到了體制上，全國全球全世界政治經濟體制等名詞常挂在新聞人的嘴邊。確切的講，當時是一個編輯主導的年代，因爲記者當時的作用相對小，而編輯約稿的作用卻很大。很多人探討90年代以前中國的民主體制爲什麽在知識份子和中央的提倡下（當然，後者的提倡是很謹慎的）沒有大的發展，都忘記了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媒體在民衆中的影響太小，以至於學者的聲音根本傳達不到市民當中。那時候，在國外民主體制中起著重要作用的媒體在中國實在是太高雅了。
自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後，中國改革出現一個很微妙的形勢。媒體也借勢重起。但這一次，卻走了一條與90年以前完全不同的路線，也就是所謂的小報路線。這其實是逼出來的，國家財政緊縮，無力再撥款給各級黨報，而全國一個普遍現象是市級的晚報辦得比省級黨報活，文藝性的副刊較多，有一點點看頭（現在是沒什麽看頭了），把省級黨報擠得沒辦法，90年代中期，隨著經濟形勢的發展，企業廣告已經大上快上，報紙靠廣告可以成爲印鈔機的說法已經開始流行。於是，不甘受窮的省級黨報和各種行業紛紛打起了辦小報（也就是當時所謂的晚報，其實後來大家都搶著早點出，誰也不是晚報了）的主意。 這些小報的骨幹已經不再是精英知識份子了，而是一幫招聘來的記者。招聘記者當然也是由這些小報的思路的改變而出現的。既然不能談政治，大家就紛紛把目光轉向市民關心的種種問題，開始關心生活雞毛蒜皮的小事。本意是要強調新聞的接近性。宣傳部可能絕沒有想到的是，這些小報後來爲了讓市民多掏錢買報紙（應該說這些小報還培育出了一個自己掏錢買報紙的人群，而以前，除了上海等少數地方，全國有幾個人自己掏錢買報紙），居然紛紛走上了以前黨報很少使用的輿論之路。
這下子可麻煩了，全國不知有多少小報記者拿著“假冒”記者證，天天奔跑在路上，天天鼓勵市民投訴（市民的參與當然也是小報的活命法寶之一），纏著各種政府機關替市民要說法，不給說法回頭就去捅一筆，雖然這些當不成作家的“沒落文人”只是爲了完成任務，只是爲了多拿工資，總編們也可能只是爲了多賣報，但無形中卻使報社成爲市民情緒發泄的一個口子。當然，從現代政治學的角度來看，政府真應該感謝這些小報記者，如果沒有他們的監督，很多地方的官員（是小報能監督的最基層的官員）不知會把老百姓逼上一條什麽樣的路。客觀上一個社會有一個情緒的發泄口，不僅不會造成宣傳部所認爲的嚴重後果，反而會讓社會相對穩定。而且小報記者們與90年以前那些同事不同了，他們不是坐在辦公室中，而是跑到老百姓當中，天天分析誰對誰錯，天天用實際行動鼓勵市民把事情鬧大（比如沒新聞價值的一件事上了法庭可能就可以報道了），客觀上教會了市民維護自己的權利。而這一切，都是市場經濟逼出來的，市民相信誰，誰的報紙就賣得快，誰就能拉到廣告，誰就能發大財。
很多人後來很煩記者，認爲記者是無事找事，以爲記者是炒作，整天報導殺人放火，但大家要記住，如果沒有人喜歡看，小報記者們是不會去幹的。“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是新聞”這條新聞準則確實放之四海皆准哪！大家什麽時候見過黨報們炒作什麽事情？他們根本不關心市民在想什麽，也就不會炒作了。可是，年年黨代會，國慶，人代會的報導，黨報（所謂大報）難道不是在炒作，炒作領導關心的事情？
90年代中後期，中國很出了一些轟動全國的社會新聞，幾乎100％都是小報記者炒出來的，從早期的河南張金柱案到最近據說導致四川兩家報紙關門的原因之一——縣委書記壓死人的新聞，其中哪個看不到小報記者們的影子。 這是一個抓新聞，搶新聞的記者年代，這是一個報業激烈競爭的年代，這是小報揚眉吐氣打跨黨報（如果沒有強迫訂閱，也許人民日報的訂閱量不會有南方都市報的一半）的年代，同時也是中國市民維權意識大大增強的年代。這可不是巧合。
很多人說小報記者們拿紅包，幹壞事，可曾想到過，這是社會對小報記者們所起的作用變相的一種承認（我可不是替他們辨護）。
可是，被小報記者們逼得沒辦法的政府不會總這樣放任不管的，市長們知道，每一次他手下的某個官員，哪性是九品芝麻官被小報們打倒，都對他的形象不利。
有人說這是因爲小報們太得意忘形了，以爲自己有了指點江山的力量。’ 其實這還是市場逼的，市民們不會一輩子滿足於看殺人放火，滿足於看批評報導，於是大家都想往深度發展。
於是乎有小報要倒楣了。
——转自《思想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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