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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2日訊】 “在１９３３年１月３０日這個冬天的早晨，魏瑪共和國的悲劇納粹衝鋒隊員在圍觀被迫擦洗街道的老年猶太人，以此取樂。 德國人１４年來徒勞無益地要想實行民主制度的笨拙努力的悲劇，終於告終了。”夏伊勒在其《第三帝國的興亡》中如此寫道。這天中午，年邁的總統興登堡按照完全合乎憲法的方式把總理一職委諸阿道夫·希特勒。納粹党是在合法的民主選舉中上臺的。手持選票的德國人需要在多年以後才知道這一選票的重量，事實上，這是他們最後的一張選票了，從此以後，議會民主制度在德國被埋葬。
１９３３年７月１４日，德國人經自己的手收穫了一項法律：”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党是德國的唯一政黨。”希特勒的極權統治時代降臨了。在既沒有軍事武裝的逼迫，也還未建立秘密警察的恐怖統治的時候，德國人自己用和平的方式建立了第三帝國，把納粹黨的暴政加在自己身上。暴君及其同夥成功地演出了一場宣傳群衆組織群衆的活劇，整個演出過程，得到了群衆熱情而忠誠的配合。並且，希特勒在發起納粹主義運動時，一直堅決而明確地將其稱之爲”革命”。
我們不必諱言，當時的德國群衆（從中產階級到下層民衆）大多是認同這場”革命”的。這樣一個歷史事實頗讓人感覺困惑，半個世紀以來，人們總在爲其尋找各種各樣的解釋。歷史學家傅瑞在比較法國大革命和俄國革命時，把後者及至德國法西斯的登臺，描述爲附著在革命的幻象之上的”革命”，它們擯棄了法國革命的內容：個體自由與個人解放，將其置換爲與之正相反的極權奴役。相似的形式和相似的激情，然而，法西斯要摧毀的正是法國大革命的理念。哈耶克在其名著《通往奴役之路》（１９４４年）中分析”集權主義”（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ｉｓｍ）這一具有誘惑力的制度時說：”每一個集權主義制度都有兩個主要特徵，它需要有一個爲整個集團共同接受的目標體系，還要有爲了達到這些目的而希望給予集團以最大限度的權力這麽超越一切的願望。”
希特勒爲其子民虛構的目標體系是日爾曼民族的至尊，是德國的振興與富強，是國家社會主義革命。爲如此宏大的目標和至高無上的事業，需要有至高無上的集中統一和至高無上的權力；在如此聖物面前，個人的自由和權利就成了渺小卑下的東西，可以犧牲，可以剝奪，可以踐踏，而且被侮辱被奴役者還會因自己融入了”大事業”中而深感榮幸。應該承認這種萬衆一心的激情和淩駕一切的權力是很有效的，德國一時出現了經濟奇迹，消除了失業，建立了新的秩序，在極短的時間內，德國一洗戰敗的萎靡而成爲雄踞歐洲的軍事強國。
與此同時，曠世的災難也生長起來了。哈耶克指出：”人道主義的真正概念……在集權主義思想體系中是沒有地位的。”集權主義的道德規範裏沒有個人依循自己良知的自由，更沒有質疑集體的自由，不再有個人的權利也不再承擔個人的責任，所以，災難的發生是必然的。它以怎樣的激情創造奇迹，就以怎樣的激情創造災難；無論它曾創造了怎樣的奇迹，它同時創造的災難都將淹沒那奇迹，最終只餘下一望無際的災難的汪洋。阿倫特寫成於４０年代末的著作《極權主義的起源》，著力剖析了極權主義（ｔｏｔ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運動之中的群衆。她描述了極權主義如何通過各種各樣的手段摧毀一切社會的和家庭的紐帶，從而成功地製造了一個分子化的社會，每個人都成了失去家庭、朋友、民間社團等一切正常社會聯繫的孤立的分子。置身這樣一個情感的荒漠，這些孤立的分子迫切需要有所歸附，而這個荒漠上一切都被摧毀了，只餘下一個至高無上的龐然大物。阿倫特寫道：”忠誠使他們感覺到，只有當他屬於一個運動，他在政黨中是一個成員，他在世界上才能有一個位置。”
阿倫特還寫道：”群衆第一次在無助的新經驗下，傾向於一種特別暴烈的民族主義。””對納粹所犯下的滔天罪惡人們已控訴了半個世紀，其中有一件小事給了我特別深刻的印象：有一名普通的德國士兵，舉槍殺害一對母子，他讓人把那殺人的一刻拍攝下來，並把這照片寄給他的母親。後來的人們以爲不可理解：他怎麽可以把這樣的照片寄給母親？我想，哈耶克和阿倫特已經給出了答案：在集權主義和極權主義思想體系裏，有另一套道德規則，一個共同的、淩駕一切的目標不僅高於個人的生命，也高於所有個體的生命，這個士兵是在爲民族血統和榮譽而戰，他認爲母親應該爲他感到榮耀；更何況在上述主義的猛烈摧毀和嚴密組織之下，聯繫母與子的已不再是自然的紐帶，只因爲他們同處於對國家和元首的忠誠之中，母與子的情感方才有所依憑。
──轉自《南方日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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