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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2日訊】 卑斯麥一生叱吒風雲，充滿傳奇色彩。但是讀中學時，就連他的母親對他都充滿失望，以至於只期待他能夠”比我這樣的女人有更高的思想境界”。在格廷根大學裏，俾斯麥被校方關過三天禁閉。21歲剛到亞琛任職，就爲追求一位英國小姐開了三個月小差。儘管他聲稱自己的抱負是指揮別人而不是被人指揮，可並沒有什麽迹象讓人相信他會前程遠大，能夠平步青雲。
然而正是這位昔日人們眼裏的瘋子和野人，在他享盡天年時，卻被前去吊唁的威廉二世讚美成上帝爲實現德國統一和偉大而創造的工具。
但我以爲他一生最重要的作爲，不是統一德國這樣的功業，而是他用畢生的精力和心血孜孜不倦地與民主爲敵，創新和發展了專制主義的思想和實踐。這是俾斯麥爲後世留下的最大一筆精神遺産。
對此，無論你認爲它給俾斯麥帶來的是名垂青史的榮耀，還是遺臭萬年的惡名，我們都無法予以回避。我們必須熟悉民主的偉大敵人。厭惡並不能夠幫我們多向自由推進一步。我們應該理智地循著他走過的道路，尋找對政治現代化的啓迪。
19世紀的德國和其他歐洲王朝一樣，都已經無法回避民主浪潮對君主專制的挑戰，必須作出何去何從的選擇。無論多麽邪惡和腐朽，任何制度和人一樣，都有著求生的本能，是不會甘心自動退出政治舞臺的。德國的歷史告訴我們，民主不一定能夠戰勝專制，相反，倒是爲世界提供了一個專制主義絕路逢生的例證。威廉三世在1810-1820年間，曾經五次許諾要爲普魯士制訂一部憲法，但是直到他1840年龍賓馭天，也沒有兌現自己的諾言。到了他的兒子威廉四世那裏，只是嘴上說說”憲法”之類的字眼，卻並不認爲人民的意志要高於神聖的君權。1848年革命的幽靈在歐洲四處遊蕩，普魯士的鎮壓，使德國和西方民主潮流更加疏遠。大批德國自由主義者和革命者流亡國外。於是專制但不教條的威廉三世公佈憲法，作爲政治安撫的手段。普魯士的下議院議員由普選産生。專制國家在形式上往往比民主國家還要顯得民主，但是憲法和法律中具有民主色彩的條文，與其說是用來實踐，不如說是爲了觀賞和踐踏！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俾斯麥踏上了普魯士的政治舞臺。1847年，32歲的俾斯麥成爲聯合邦議會議員，開始了與民主爲敵的政治生涯，並在與民主的鬥爭中嶄露頭角。
俾斯麥把民主的呼聲，看成不過是些進口的空話，議會民主不是德國應有的選擇，他對民衆和對議員一樣心懷鄙視：”爲了讓民衆認識真理，事實上需要花費很多時間；當民衆真正理解應該幹什麽的時候，通常可以利用這種認識的時機已經過去。”只要專制主義在地球上存在一天，就會有人不斷地重復俾斯麥的這種陳詞濫調。
但俾斯麥並不因此就認爲德國應該實行絕對專制主義。在晚年的回憶錄裏，俾斯麥說：”國王的無限權力不被推倒就應當爲自己規定出許可權的尺度。……早在1847年我就主張，應該讓議會和報紙有公開批評政府的可能，以便保護君主，免除女人、宮廷侍臣和幻想家蒙蔽君王的危險”。雄才大略的俾斯麥清醒地認識到，僵化沒有前途，他要用自己的才智去拓寬開明專制的道路。
這位玩弄民主的老手和先驅，用自己的政治實踐告訴世人，專制主義從來就不是一成不變，不但必須不斷發展，而且能夠不斷發展。韓非子不就說過”世易時移變法宜矣”？俾斯麥要賦予專制主義以時代特色。他是善於政治嫁接和包裝的天才，對於任何一種思想和制度，只要有利於實現他的政治目的，他就毫不猶豫地拿來爲我所用。他用普選等自由主義的形式改良專制主義，用高度集權等專制主義的鐵碗打擊自由主義。他將專制主義的技巧，提升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說是世罕其儔，並不過分。這是他區別于舊保守派的地方。
對政治民主化的傾向，俾斯麥只有嚴詞和鐵碗，而沒有附和與溫情。他的政治信條由他的一句外交名言表露無遺：”如果我們不設法成爲鐵錘，那麽我們就將成爲鐵砧”。1848年的革命，使俾斯麥對君主政體的命運憂心如焚，他磨刀霍霍，但是幸好沒有用武之地。在柏林被佔領前，格拉赫曾主張任命俾斯麥爲大臣，但是國王威廉四世在呈送的名單上加了這樣的邊注：”只有在刺刀不受限制地實行統治時方可使用”。對於俾斯麥，威廉四世倒是有知人之明。
要對付民主，就必須找到它的致命弱點。俾斯麥1850年在議會的演說中，提出了憲法漏洞理論，認爲如果議會不能就財政問題作出決定，國王就可以任意支配國家收入。當時人們也許認爲這不過是思維遊戲，絕對不會想到12年後俾斯麥將把它付諸實踐。
1862年3月因爲下議院拒絕接受三年兵役制和增加軍費的政府方案，於是威廉一世宣佈解散議會。可是在5月的新一輪選舉中，325個席位的下議院，自由主義者就占了285席。1862年9月下議院再次反對三年兵役制和增加軍費。議會態度強硬，而國王就是丟掉王位也要堅持己見。在這場憲法危機中，俾斯麥臨危受命，擔任普魯士首相。9月30日他在下院預算委員會的發言轟動一時，提出了著名的”鐵血政策”：”當代的重大問題不是通過演說與多數議決所能解決的–這正是1848年和1849年所犯的大錯誤–，而是要用鐵和血來解決。”無論這是深思熟慮的發言，還是心血來潮的即興之作，它都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俾斯麥的政治信念。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這句話，同樣適用于爭取民主的鬥爭。沒有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的氣魄，面對這樣老奸巨滑的敵手，幻想妥協，民主就只能是紙上談兵。民主一樣需要鐵和血。但是，德國的自由主義者在未來和俾斯麥較量的歲月裏，卻沒有實踐這樣的道理。我們只看到俾斯麥在政治舞臺縱橫捭闔，如入無人之境。
俾斯麥的關於”鐵血”的發言，是對議會民主的公然否定。雖然下議院對預算依然固執己見，但是俾斯麥祭出了他的撒手鐧：把預算計劃提交給上議院，然後聲稱由於兩院未能達成一致意見，只能由國王來填補這個”憲法漏洞”。
而國王擔當了俾斯麥這一思想的忠實執行者。按照1850年普魯士憲法第99條的規定，國家一切收支每年應提前預算並報國家備案，逐年依法批准。1863年元旦，下議院的自由主義議員芬克，在致國王的賀信中說：”人民忠於陛下，但人民更加維護憲法第99條明確賦予他們的權利”。威廉一世在第二天的回信中針鋒相對：”我倒想知道，人民中間究竟有多少人知道或者曾經聽說過憲法第99條！！！””下議院行使了自己的權力，削減了預算。上議院行使了自己的權力，完全拒絕被削減的預算。在這種情況下，憲法規定了什麽呢？什麽也沒有。”因此，”我就必須代替這個’什麽也沒有’並且像一個善良的家長那樣繼續進行管理，到後來再對這一切作出解釋。”這實際上是利用”憲法漏洞”最生動的政治表白！當俾斯麥在回憶錄中說，國王這封信值得全文公佈時，實際上他也是在爲自己的政治傑作洋洋得意。
爲了對付議會，俾斯麥將鐵碗政策付諸實踐。既然議會不批准預算，他也毫不妥協，聲言要”從我們能找到錢的地方把錢弄來”。政治上，清洗政府中議會反對派的支持者，逐步使公務員成爲政府俯首帖耳的馴服工具，只有聽話意識，沒有社會責任感；輿論上，既然自由派報紙支援議員，1863年5月30日就頒佈命令，禁止發表有可能損害朝廷、國家和教會的文章。
1866年對奧地利的戰爭取得了輝煌的勝利。俾斯麥雖然專制，但不是一意孤行。他知道建立新德國需要自由民族派的支援。1866年8月5日，新議會開幕，國王在致辭中表示，政府請求議會免於追究未經議會同意而撥款的責任。這既表示俾斯麥在預算問題上的所作所爲是違憲，同時也是要議會默認憲法可以遭到政府的踐踏！9月3日，法案以230票對75票獲得通過。大部分自由主義者投了贊成票。這不僅僅是一個憲法條文的解釋問題，而是專制權力對議會民主的勝利。
可以說俾斯麥是充分利用了自由主義政治家的軟弱。對於俾斯麥而言，他只要能夠打擊對手，達到目的，是不會考慮自己使用什麽樣的武器去戰鬥。而具有廣泛民衆基礎的自由主義議員，卻投鼠忌器，害怕喪失1848年以來愈加開明的大好形勢和因此而取得的成果。他們不敢組織力量與王權對抗甚至決裂。他們沒有像俾斯麥那樣放開手腳大幹一場的魄力。這時妥協不是一種美德，而是怯懦和缺乏政治智慧的表現。追求民主和實現專制的政治技巧並不總是截然相反，而是存在廣泛的相通之處：在該妥協的時候妥協，該鬥爭的時候絕不手軟。遇到了強盜，怎麽只能固執於一種對付方法呢？
1867年俾斯麥一手操縱的北德意志聯邦憲法，是專制主義的典範文獻。它用憲法的形式來扼殺憲政；用議會來糟蹋議會制度。根據規定，聯邦下議院議員由成年男性公民普選産生。俾斯麥之所以這樣做，並不是因爲他信仰民主，而是他和拿破侖三世一樣明白，普選和專制是能夠結合在一起的。而1867年的英國雖然擴大了選舉權，也只及成年男子的一半，直到1918年才實行男子普選權。除了拿破侖三世的法國實行普選外，俾斯麥可以洋洋得意地宣稱，德國人民享有世界上最廣泛的民主！可以理直氣壯地指責英美民主的虛僞，說它們是有錢人的民主，而在他的祖國，目不識丁的農民也有選舉權！
1871年德意志帝國在法國凡爾賽宣告成立。俾斯麥故技重演，讓帝國國會給德國的開明專制塗抹上了一層民主的油彩。帝國國會雖然可以參與立法等，但是沒有機會掌握實權。真正大權在握的是國王和首相。現代專制主義的策略就是把議會變成清談館和橡皮圖章。
但是，就像俾斯麥可以利用”憲法漏洞”一樣，虛假的民主體制還是存在被反對派作爲口實，來和平演變專制政權的可能。這是一道俾斯麥難題。社會民主黨在德意志第二帝國的發展歷程，就預示了這種俾斯麥千方百計想避免的危險。
1878年10月俾斯麥在議會中通過了《反對社會民主黨企圖危害治安的法令》，在實行此法12年裏，一千三百多種社會主義的出版物被禁止出版，三百三十二個工人組織被解散，九百多人被放逐，一千五百多人被判處監禁和勞役。
但鎮壓措施不是俾斯麥的唯一法寶。他還採用溫和的”糖餅政策”，進行社會改革，採取社會立法，改善和保護工人利益。他是鎮壓和福利兩都要抓兩手都要硬。如勞動立法建立了6天工作制，按時給工人支付貨幣工資；禁止在工礦企業中使用童工。1883年頒佈疾病保險法令，1884年頒佈工傷事故保險法，規定保險費全部由雇主繳納；1889年頒行廢殘和老年保險法，保險費由國家雇主和工人繳納，領者初爲70歲，後改爲75歲。1887年社會保險費總額近1億馬克。俾斯麥說：在恢復帝國健康的菜料中必須”加幾滴社會主義的油”。俾斯麥想讓工人以爲只有政府才是希望的唯一所在。他認爲：”當人民看到君主們關心他們的福利時，我們的民主朋友們就將徒然地尖叫了”。俾斯麥的社會立法走在世界的前面，爲的是使德國工人相信麵包比自由和民主更重要。
但事與願違，德國社會民主黨在遭迫害的12年中不斷壯大。1881年由於受”非常法”影響，社會民主黨在議會選舉中所得選票只有三十一萬二千張；1887年又增至七十六萬三千票，到1890年達一百四十二萬七千票，在議會中擁有三十五名議員，成爲德國最大的政黨之一。1890年1月，俾斯麥再次要求帝國議會延長”非常法”，遭到多數票的否決。３月30日，他被迫辭職。
俾斯麥已經意識到了，萬一某個不馴服的政黨占了議會的多數席位，憲法危機就將再一次以衝突的形式出現。反對力量將本能地傾向於使憲法中冠冕堂皇的規定弄假成真，並得寸進尺地推進民主化進程。從這個角度講，拉薩爾主張的議會道路並非無的放矢，確實存在和平演變專制政權的可能。
俾斯麥已經沒有機會去解決這個棘手的問題。但是，九泉之下的俾斯麥如若有知，一定會爲20世紀的極權主義統治技巧拍案叫絕，自愧不如。那就是把僅有的”虛僞”面紗都扯掉，你俾斯麥想禁止社會民主黨還羞羞答答，我希特勒乾脆只有納粹一黨專政；你俾斯麥還要讓報紙和議會有批評政府的聲音，我希特勒就要用納粹黨的理論來統一德國人民的思想，所有報刊電臺都是戈培爾先生宣傳部的傳聲筒……俾斯麥還要臉，所以要給專制主義縫塊遮羞布，而極權主義統治則是徹底的流氓政治。
俾斯麥對德國成功地實行了專制統治。這是歷史上的一幕不應再重演的悲劇。但不能因此就說德國的”歷史證明”了民主之路走不通，更不能因此得出結論，認爲只有專制主義才能救德國。我們沒有理由因爲歷史曾經怎樣，就以爲那是”歷史的必然”，給它塗抹上宿命論的神秘色彩。”歷史”不是上帝。只要看看今天的德國，我們就知道，事在人爲。
──原載《問題與主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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