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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19日訊】四年前，在美麗的海濱會展中心，舉行了慶祝香港從英國殖民統治回歸祖國的典禮，中國主席江XX展示了自信的姿態。兩周前，他向國際政商領袖保證，北京會堅持其“一國兩制”的方針以确保香港的西式自由和經濟繁榮。
但是就看看會場外面，1997年7月回歸時，示威者們在街道上游行的地方，江的講話看來就不那么讓人信服了，因為這一次，示威者們被警方遠遠圈定在路障圍成的一小塊范圍內，牌子上寫著“指定公開活動范圍”。
他們不是唯一遭受此种待遇的團體，特區政府主辦這次商務會議旨在吸引大量外資，卻陷入了一個兩難的境地──一方面受到來自北京主子日益增加的壓力，要求其保持意識形態領域方面的一致，例如鎮壓法輪功運動；另一方面要防止市民和外國投資者擔心公民權益受到侵蝕而失去信心。
在看不見的地方，法輪功的追隨者們──在中國大陸被禁止但在香港合法──和人權活動家們把江澤民訪港作為測試自由底線的一個机會。香港政府試圖以允許抗議活動來為自己贏得一些民意空間，但把他們安排在參加會議來賓和江的視線以外。當局動用了3,000名警力（比移交儀式時更超過1,000名）并用路障隔斷了會展中心周圍的几條街。中國主席下榻于隔岸一家富豪酒店，并乘渡輪前往會展中心以避開示威者。
更令人添加懮慮的是，被羈留在机場的20歲的澳籍華人法輪功學員吉米.趙的經歷。她回憶道，“我通過了海關檢查，我的護照也被蓋了章”，“然后，他開始查閱媽媽的護照，突然他的臉色變了。他指著屏幕對另一位海關官員說：‘又一個澳大利亞的7-7-7’。”基米在被拘留几個鐘頭后還是被放行了，但是她的媽媽和其他100多名持外國護照的學員一樣被遣返。香港堅稱他們沒有其他國家法輪功學員的黑名單，但是他們的所作所為引起了美國，澳大利亞，英國和加拿大的關注──這四個國家說，驅逐“可能起到限制集會、信仰自由的作用并限制了思想的自由交流”。
香港居民習慣于海外朋友詢問從1997年移交以來特區有什么變化。到現在為止，大多數人可能說沒有多大變化。這不再是對的了。該特區憲法–基本法，保證以前享有的公民自由在“一國兩制”政策下50年不變。其目的是在一個獨裁政府的統治下保持香港的生活方式。達到這個目標的難度現在變得明顯了。
早有跡象表明董先生從未完全致力于這一目標。從他上任的初期，他的政府表現出好象是無論什么時候北京愿意，其憲法都可重新協商。它出賣了香港司法的獨立性，拋棄了該地區最后保留的直選立法机构并且附和大陸的聲音，定義什么類型的新聞可以發表，從而不明示地慫恿了新聞的自我檢查制度。它曾企圖壓制為政府所不喜的公共觀點的學術研究。對落入中國安全部門魔爪的香港學術界和商業界人士的幫助微乎其微。而且它認為要不可避免地制定一個反顛覆法，使政府能夠宣布法輪功為非法。充耳不聞外部世界的反對聲音。
(華爾街日報的)這些專欄一直以來都在贊揚香港致力于開放市場以及維持清廉、有效政府的努力。華爾街日報繼承基金會的經濟自由年鑒連續七年把香港評為世界最自由的經濟，列舉了它的自由貿易政策，低稅率和強調法治。但是他們也斷言對公民自由權利的腐蝕預示不利于未來經濟自由的擴大。
擔懮基本權利受到破坏的人權和民運組織試圖使董先生及其部屬負起責任來，然而他們的問題是不同的，而且呼聲越來越起反作用。在野党民主党作為一個有效的倡議者已經在派別內斗中垮下來。其他有影響的聲音注重于為形勢做辯解。他們辯論說，香港的領導人精明地在公民自由底線及北京容忍極限之內的夾縫中運作。
一個引起懮慮的問題是這個下滑的坡是否會導致制定反顛覆法。先例是中國1997年刑法中規定的“危害國家安全罪”，其定義范圍之廣以致于實質上可以任意定罪。不能保證在北京的控制下香港的立法官員能夠定出不同的法律。無怪乎當地的羅馬天主教教區警告說，大陸國安法的概念如何會被用來使侵犯基本權利的行為合法(這些基本權利包括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的和平行為)，因而該教區為法輪功的權利強烈辯護。
如果香港堅持變得極其象中國，那么美國，英國和其他國家當然應該注意。在年度人權報告中把香港和中國歸到一起就是一個開始。非政府人權組織可以重新把監督重點放在香港的宗教自由上。不這樣做就等于告訴董先生的政府外部世界接受它對法輪功這樣的精神團體的恫嚇。
如果董先生的政府愿意考慮這些懮慮，它就能夠不再將北京現在所用的“以法治國”与香港回歸后應保持的西方普通法體系的完整、獨立的“法治”混淆起來。而且它可以迅速依法建立一個獨立的人權委員會，專門調查和調解投訴，監視國際條約的實施以及在合适的情況下推荐立法。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論壇的最后一天，董先生揭開特區的新圖標及其標語，“亞洲的世界城市”，這表明他想讓香港“起到倫敦在歐洲，紐約在北美、南美起到的同樣作用。”為了恢复香港達到這樣一個高遠目標所需要的信譽，花費的代价就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儀式了。
香港面臨的現實是，十五年來第一次必須為吸引外資而努力。參加財富全球論壇的商界領袖的腦子里也越來越懮慮：中國上個月對間諜飛机事件的挑舋舉動；以及政務司司長，被長期譽為“香港自由保護者”的香港公務員之首陳方安生的辭職。香港浸信會大學政治學教授麥克.德高爾說，“（香港）政府進退兩難，（北京）中央政府要它這么做，但如果外國投資者看到商業自由受到挑戰就會被嚇跑。”
示威活動确實將權利問題置于公眾關注焦點上。市民紛紛打進電台熱線電話表達對特區新任政務司司長的疑慮，該司長為采取的保安措施和驅逐出境問題做了辯護。當選香港立法會的民主党領袖李柱銘說：“我們從來沒有想過會在一夜之內全部改變，如果這樣中國將會丟盡面子”，“但是我們的确看到我們的自由和法治正在逐漸受到侵蝕。”
同時，參加會議的人們回家時都手提著一個畫著新政府標志和口號的禮品袋，上面寫著“投資香港：意味著生意(英文又有‘交易’的意思)的城市”。對人權活動家來說，這個口號帶著不祥的色彩。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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