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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24日訊】 “手術刀，剖開肚子要紅包。”這話從字面上講也許只是個別現象，但它作爲一種藝術概括，的確反映了我國醫藥界醫德問題的嚴重。
我不是醫師不是護士，而且有差不多二十年沒有住過院了。但是根據我對醫院中很常見的一些事情來推斷，我覺得報紙上那些極端的醫療事故案例大都是可信的。
1978年11月，我的母親突然生病，不吃飯，不能走路，也很少說話。她生病只有一周，住院只有三天，就在湖南省臨縣人民醫院湘桃林分院的病床上去世了。她去世那天中午我父親和我姐姐都覺得病情有所好轉。可是下午一瓶點滴打到一小半時，我姐姐感到情況不對，去找大夫，已經來不及了。沒有任何病歷，大夫口頭說我母親患的是“癔病”，並且把那天病情的好轉說成是“回光返照”。我們鄉下人也不知道什麽是“癔病”，但對“回光返照”很迷信，因此什麽也沒有說就回家了。直到11年後，我才意識到我母親當年的病症與我的導師李由義先生所患的“腦血栓”如出一轍。
1990年冬天的一個晚上，北京大學38樓與41樓交接處有一個學生從樓上摔下來。我正好路過，與另外三位路過者一起把他送到校醫院。大夫趕緊開氧氣，可那氧氣卻像自行車電打氣那樣往外冒，足足花了七、八分鐘才修好。後來查明這個學生是做賊被發現逃跑時摔下來的，而且因爲從四樓摔下來時腳搭在自行車上頭部單獨著地，可以說是必死無疑。但校醫院急救室的供養設備處於那樣一種狀態，我是一輩子也忘不了的。
1996年我的“老朋友”龔祥瑞先生幾進北京醫科大學第三附屬醫院並最終在那裏去世，我因此常去該醫院，發現那裏經常有護士跟病人或病人家屬吵架。最後龔先生進了危重病房，儘管龔先生強烈要求有家屬或學生在身邊，但醫護人員堅決不同意，說是怕我們帶進去的病菌感染病人。那房間又不透明，裏面發生了什麽事我們也不知道，只聽到龔先生在裏面發脾氣。可是到龔先生需要大小便的時候，護士又出來叫我們，似乎我們身上攜帶的病菌都很講衛生，一見大小便就逃跑似的。也正是借著倒大小便的機會，我們才知道龔先生發脾氣是因爲護士不給他水喝，而護士則說他剛喝過了水又要水喝，喝了又要小便，忙不過來，只好不理他。不幾天龔先生就死了，毫無疑問，一天開銷近萬元的重病房加速了他的死亡。
想起這些往事，是因爲我的同鄉陳阿姨最近被查明患了癌症，而且已到中晚期。從她最近的經歷中，我們完全可以斷定中國目前醫藥界的腐敗決不是個別人的腐敗，而是體制性的腐敗。
去年4月學校組織體檢（請的是外面醫院來的大夫，用的是他們帶來的設備），沒發現她有任何疾病。今年3月初她感到胸部疼痛，而且越來越厲害，於3月14日到校醫院看病。大夫給開了一些止痛藥，叫她4月9日來學校統一體檢。體檢時大夫認爲她得了乳腺癌，她立即到人民醫院檢查，人民醫院確診爲乳腺癌中晚期，已擴散到淋巴，須立即住院治療。但又說現在沒有床位，叫她在家裏等人民醫院的電話。由於各種體檢材料都在人民醫院，而且家屬到人民醫院看望病人還有交通上的便利，陳阿姨便在家裏等。可是等了一周，還是沒有消息。她懷疑是要走後門，就四處托人拉關係。結果熟人托了兩個，時間又過去了三天，大夫還是說沒床位，讓她繼續等。直到昨天，她才在親友的動員下找到腫瘤醫院。腫瘤醫院的大夫說人民醫院太缺德，不人道，對這樣的病人就是住在過道裏也得立即開始治療。但是他又說，周六、周日放假，你不必花冤枉錢，周一來辦住院手續吧。
陳阿姨的這段經歷至少反映了下述問題：
第一，單位組織體檢發現癌症的普遍已到中晚期，難道所有的癌症都要到中晚期才能發現嗎？是真檢查不出，還是體檢太馬虎？如果一年一次的體檢唯一的作用就是推遲病人到單位以外的醫院看病，何必還要花這個冤枉錢！
第二，各大醫院之間爲什麽不連網？爲什麽不把不能耽擱的病人轉到有床位的醫院立即開始治療？是不是怕放走了生意？難道醫院是普通的生意人嗎？
第三，現在醫學院畢業的學生就業已經不容易，爲什麽不多招一些進醫院實行周六、周日輪休制？醫師放假的時候，難道病菌也跟著放假嗎？
第四，病人的病歷檔案是病人或病人所在單位出了錢的，其所有權應該歸病人。醫院要存檔供治療和研究用，可以複製一份。爲什麽霸佔病人的病歷？是不是因爲霸佔著病歷在出了醫療事故時便於修改、僞造？
與醫護人員的腐敗同樣可怕的，是法官和教師的腐敗。醫護人員的腐敗可能要了我們的命，法官的腐敗使得我們無法跟腐敗做鬥爭，教師的腐敗則每日每時地腐蝕著下一代。可現在這些最不應該腐敗的人都腐敗了。在《十等公民歌》中除了“手術刀，剖開肚子要紅包”之外，還有“大蓋帽，吃了原告吃被告”和“教書匠，推銷次品是榜樣”。因爲曾經是法學講師，我對於法官與教師的腐敗更加熟悉，更加確信無疑。1995年，我寫了《中國大陸基層法院的觀察與思考》一文揭露法院的腐敗。1998年，我又寫了《重建師道尊嚴》一文揭露學校裏的腐敗。到目前爲止，中國精英階層的腐敗還呈加速度趨勢。我懷疑在不久的將來，整個精英階層就要完全爛掉了。
僞法治主義者們所鼓吹的“性惡論”完全是謬論。它一方面取消了人們的道德自律，使人們覺得腐敗乃理所當然；另一方面又導致對民衆的不信任，斷絕了民衆監督這一阻遏腐敗的源泉活水。儘管建立了一大堆所謂的監督機構，唯一的作用卻只是在腐敗的官場中分一杯羹。
僞自由主義者們所鼓吹的“腐敗可以腐蝕並最終結束專制”論，更是罪該萬死的謬論。官員的大面積腐敗使得正直的人們難以生存，勢必逐步將官場的道德淘汰機制滲透到整個社會，最終形成整個社會的道德淘汰機制，把整個精英階層徹底爛掉，將全民族推向萬劫不復的境地。像希特勒、史達林那樣的暴政，儘管有可能延續幾十年，但也可能在一夜之間被推翻；而全社會的腐敗沒有幾十上百年的時間是決不可能得到根本扭轉的，而且這種扭轉往往要依靠一種能夠普及於全社會的宗教（或變相的宗教）才能實現。雖然宗教能促進人類的福祉，但通常只有多種宗教或多個教派的和平共存才能構成自由社會的基礎；高度統一的宗教信仰，是極可能走向宗教專橫甚至政教合一的。
不是我危言聳聽，中華民族真的已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
──原載《問題與主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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