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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22日訊】在美國，一提到記者，很多美國人馬上想到的是電視里的記者形象。這不僅是因為電視新聞在美國影響巨大，而且是因為一批電視記者的工資數額也是像電影、電視明星一樣的巨大，并往往成為人們爭相談論的話題。這樣的記者也确實是明星，但是，在眾目睽睽之下當電視記者的确不是好玩的。
人們的目光被年薪几百万美元的明星奪去，往往也就容易忘了明星像中彩票的人一樣是珍稀動物。在美國，記者的社會地位可算不低，自稱記者一般不必臉紅心跳。但是，大部分記者的經濟地位卻不能算高。美國有一項統計數字顯示，美國記者的平均工資不足每年兩万。也就是說，假如這些無冕皇帝女王們有幸能夠保住尊位，他們很大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平也是貧下中農的級別。而且，他們也像貧下中農一樣起早貪黑終年勞作不得安閑，因為地里的活儿（實地調查、采訪）太多太重，總是有忙不完的“搶收搶种”、龍口“奪糧”，因為他們首先要讓別人開口，他們自己才能吃飯。然而，記者靠打開別人的口掙飯吃，卻不能吃人家的唾余。文章寫得要耐看好看，就一定得廣种薄收，去蕪存菁，工夫要花足。美國記者做一段兩分鐘的電視新聞報道，或寫一篇四分之一版大小的新聞﹐採訪５個人、查閱１０本資料常常是屬于正當“防衛”。哪個記者要是膽敢圖省事，跑到市政府拿著話筒往市長嘴邊一塞，問一句，“凱利市長，請您談談今年為首都哥倫比亞特區人民辦實事的宏偉計划好嗎？”然后開開錄音机、攝影机，讓這位健談的市長自由發揮自己喜歡談的題目，然后記者再把這自由發揮的錄音、錄相拿回去剪輯敷衍成一條新聞，那么，這記者即使不遭到老板的“槍斃”（解雇），也會被同行鄙視或當成笑柄。因為弄出這樣沒有分量的一家獨白的新聞，會被認為不是別有用心，就是愚不可及，白白給政客作廣告。這樣的廣告要是讓政客自己做，３０秒鐘的廣告費得要几千或几万美元。
美國的記者可以說干活儿一點也不比沒有實現机械化的農民輕松。种地的一年种他個三季也就可以了。記者一個星期种三季四季是常事，而且不能休耕，不能馬虎。按照美國標准的新聞作業規范，凡是有可能讓听眾讀者感到迷惑的名詞、
概念，新聞記者都有責任隨時給以深入淺出的解釋。比如說，《紐約時報》的記者紀思道在報道中國防治麻瘋病的成就時，就不忘來句諸如“麻瘋病是一种細菌引起的疾病，患者病變部位皮膚失去知覺，嚴重時可能喪失手指、鼻子等身體突出部位，有傳染性，但傳染性不強”之類的解釋。這不僅是盡報紙傳播知識的責任，也是打消一些讀者聞“瘋”喪膽的不必要恐懼。美國記者不但在地里干重活儿，回到屋里整理加工采訪來的收獲也一點不輕松。假如用一個詞來形容美國記者的寫作過程，最合适的大概是“勞苦”。
全憑才气不必勞苦的好記者可以說絕對沒有。文學寫作上有一個“兩句三年得”的愁眉苦臉的賈島（錢鐘書語），也有很多請日試万言，倚馬可待的李白。這兩种人都可能寫出好文學作品來。但新聞作品就不行。克林頓總統要提名某某當部長，這某某的情況，如同事對他的評价如何、他過去有什么過失什么成就等等，就不是可以憑才气或功底連夜寫出的。寫這樣的新聞只有老老實實地愁眉苦臉。假如被認為是捏造了人家沒有說過的話，還有可能吃官司。
相對而言，中國有些記者的寫作過程就很“瀟洒”。比如寫出下面一段文字的這位記者：“北京× × 大學教授經歷十年刻苦鑽研，使用側偏系統平均方法取代雷諾平均方法，得出了湍流通用物理方程……”這樣的得來全不費工夫的文字只能用瀟洒一語形容。人們借助這段天書文字可以想像出這位記者仁兄一篇報道兩分鐘完成，然后揚長而去喝茶聊天或悠然望南山的瀟洒。
不知道為什么，筆者由這篇報道老想到曾經從華盛頓的中國城買的一捆菠菜。小小一捆菠菜洗出半盆泥，當時不禁心想，當初從地里收菠菜的又是一位華人仁兄，一把薅四棵一捆扎沿著一條瀟洒的軌跡投入筐里直接上市了。從半盆泥里可以看出這菠菜的新鮮，也可以看出華人能省則省、不多費工夫加工的聰明。美國商店里賣的菠菜，則總是洗得干干淨淨，洗到紅根發白，或干脆一刀切，切掉拖泥帶水的根、梗，只留下菠菜葉，讓筆者這樣的人認為是太過了。不過，在菠菜和新聞問題上，看來絕大部分消費者都不理會“過猶不及”的古訓。
美國記者對新聞素材精心加工，結果是作為消費者的讀者能夠順順溜溜地享受閱讀的快樂，一般不用擔心時常碰上硌牙的土坷垃。這樣的認真負責的工作作風，連劉少奇都感到佩服。劉少奇在１９５６年下指示，要求中國的記者向資產階級通訊社的記者學習，而這學習對象當中肯定少不了美國的記者。劉少奇當時的話是這么說的：要學習西方資產階級通訊社記者的報道技巧。他們善于運用客觀的手法，巧妙的筆調，既報道了事實，又挖苦了我們……人們從他們的新聞報道中能夠看到一些真實的情況。他在這里所說的西方記者挖苦中國，其實往往是愁眉苦臉的記者在寫作沉悶的大新聞的時候存心給自己、給讀者找樂，好讓自己寫得下去，讀者讀得下去。這樣的事情在美國可以說是記者樂意，讀者樂見，老板鼓勵的。筆者為了舉個例子，隨便抽出一張舊《華盛頓郵報》，是１９９４年３月１８日的，頭版有一條關于美國醫療保險改革的文章。這樣的題目雖然重要，但也屬于典型的沉悶族。文章的開頭，即新聞的導語，記者普里斯特（ＤａｎａＰｒｉｅｓｔ）是這么寫的：
發自康涅狄格州諾威奇——美國健康保險協會可以用一千万美元來制作廣告，可以用雇來的演員在電視上扮演普通百姓（ＨａｒｒｙａｎｄＬｏｕｉｓｅ夫妻）來反對克林頓的醫療保險改革方案。可是，擁有總統職位的卻只有克林頓，而這總統之尊也抵得上一座或半座金山。克林頓最近到此地一游就證明了這一點。
像《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這樣的大報的記者雖然努力把文章寫得輕松，卻沒有就此走上嬉皮笑臉的路子。在這個傳統价值紛紛崩潰的年代，這些美國的記者還在固守文以載道的老价值，總是明里暗里以擔負不凡的崇高使命自居。講了這一大些，總是太抽象。舉一篇美國記者談論美國的報道作為例子來說明這一點，對不在美國的很多中國讀者來說又可能太“隔”，确實也隔了一層太平洋。所以最好舉美國記者報道中國的例子來說明，但是，這樣也有一個麻煩，這就是美國記者一般都沒有受過純正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訓練，所以，對很多從小學到中學到大學一路修過馬列必修課的中國讀者來說，他們對中國的看法難免偏頗，有時候則是大不敬，讓人上火。所以最好舉一個不大能引起爭議的例子。這就又回到了紀思道。紐約時報前駐北京記者紀思道１９９３年５月發表一篇關于中國教育的文章。文章的起筆是這樣的：發自上海——美國的中學教師故去升天之后，可能發現自己是在中國最好的中學教書，教一些像ＥｌｌｅｎＹ· Ｚｈｕ這樣的兩眼放光、勤奮好學的學生。
中國的學校里難道沒有暴力活動么？當然有。那是學生在上生物課解剖青蛙。
中國的學生沒有紀律問題么？有的。尤其是在星期六晚上，學生想把學習放几個小時，好看看電視。
中國學生沒有青少年性行為的問題么？不太多。Ｚｈｕ小姐說，“談戀愛雖然不受禁止，但學校不鼓勵我們早早地墜入情网。”說這話的時候，Ｚｈｕ小姐那副一本正經的樣子真是能讓班上的男同學徹底心涼。“我們應當集中精力用來學習。”
在這里，這位美國記者以輕松愉快的文字，報道了上海的兩個最好的中學的情況。里面的确包含一些挖苦。但是，挖苦的主要對象恐怕是美國，而不是中國。
可以認為，記者其實在這里是用另一种方式發出嚴肅的感嘆。美國大城市的公立學校暴力事件層出不窮，學生動不動就用槍解決雞毛蒜皮的糾紛，美國學生往往一個星期要看几十個小時的電視，平均學習成績在各個工業化國家當中名列后茅。
在學校上學的孩子要生孩子。這一切在美國已經不成為大新聞。紀思道接下去講中國的最好的學生多么优秀，他們多么用功，他們的英語講得如何比一些美國的學生還好。但在做了中、美优劣對比之后，記者紀思道在文章的末尾也從道義的角度對中國最优秀的學校的教育發出了客气委婉卻不失嚴厲的批評。在說到中國農村很多學生因為家長拿不出１６到２０美元的學費而被迫輟學之后，他接著寫下了文章的最后几段文字，筆者照抄如下：
從全中國來看，能夠進中學的孩子只有１３％。１９９２年，初中的輟學率上升了６％。對每個在上海最好的中學上學的學生，國家每年補貼２００美元，而很多農村學校卻什么也得不到。中國一方面在最好的學校里培養出一批优秀的科學家，一方面在農村造就另一代半文盲。這難道是公平的么？上海這些最好的中學的學生听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有點扭捏，但仍是認為這沒有什么不公平。“假如同樣一筆錢給了地方，可能會讓更多的學生受益”，１８歲的上海第三女子中學的ＳｈｉｒｌｅｙＱＣ· Ｚｈａｏ如是說。“但是，他們的設備條件和教師都不行。因此，花大力气教他們沒什么大用，還不如培養訓練我們。”
這是一段典型的美國記者的文字，用數字、用他人的口說話，說的是嚴肅得可怕的話。美國的讀者對發展中國家內部發展不平衡的情況大約已經不感到新奇。
在這里令他們感到新奇的大概是，受到最好的教育這些中國學生竟然如此自命不凡，自以為高人一等。在讀到這里的時候，大概美國還會有讀者不禁要想，Ｚｈａｏ小姐這樣的學生若是生在美國的林肯時代，會不會堅決維護奴隸制度？中國最好的學校培養的學生為什么沒有起碼的公平觀念？他們為什么會認為他們幸運就是應當幸運，還應當更加幸運？那些不幸運的人就應當不幸運，而且應當繼續不幸下去？中國的最好的教育里面是不是缺了什么？
中國大概也有讀者讀到這里要對筆者拍案大喝一聲：“嗨，是不是你自己才是滿腦子文以載道，而且已經走火入魔，于是便在這几段尋常的文字里費力發掘微言大義，把小諷刺夸張為嚴厲批評？”對這樣的國內讀者，筆者只能提出紀思道的另一篇報道做為招架。在采訪上海的這些最好的學校之前，紀思道已經寫過一篇關于中國農村教育的報道。報道中特別講了大別山區一個山村學校的优秀學生戴滿菊。報道中所說的山村學校是“野菊坳小學”，有１３０個學生，來自野菊坳周圍大約３０個小山村。１９９０年底過了１３歲生日的戴滿菊家境貧寒，記者去她家看到，她家的唯一家當是為一位長輩准備的棺材。可是，戴滿菊人窮志气大，學習拔尖，一心要實現自己的夢想，這就是成為全家第一個小學畢業的人，長大了當一名教師。但是，在紀思道見到戴滿菊的時候，戴滿菊已經輟學四次，因為她父母說實在交不起當時相當于每年１３美元的學費。戴滿菊當時之所以還留在學校里，只是因為她的一些老師翻山越岭到她家，主動提出拿出自己的一部分工資替戴滿菊交學費。
可以看出，美國記者不但能夠輕松，有時候也會很沉重，沉重之余讓人不由得欽佩戴滿菊和她的老師，覺著他們真是魯迅所說的“中國的脊梁”。戴滿菊的故事還有一段下文。關于戴滿菊的報道在《紐約時報》頭版發表之后，美國很多讀者深受感動，紛紛捐錢給戴滿菊付學費。《紐約時報》收到的大部分捐款支票是１３美元的。但是，紀思道接到一個美國讀者寄給他的相當于一万美元的外匯人民幣。出于好奇，紀思道找到了這位出手大方的美國讀者，問他為什么要捐這么多的錢。這位先生說，他家里并不富裕，所以捐的錢實在是不多。紀思道說，一万美元這個數目實在不小。
沒想到這位先生說，他沒有寄一万元，而是寄的一百元。原來，這位先生去兌換外匯人民幣的那家美國銀行對人民幣業務不熟悉，亂中出錯，一百成了一万。
有消息就忍不住往外捅的美國記者，這次卻裝聾作啞。紀思道的太太，當時也是《紐約時報》駐中國記者的伍洁芳（ＳｈｅｒｙｌＷｕＤｕｎｎ），后來在他們夫妻合寫的一本關于中國的書中得意地說，在确信匯款平安抵達野菊坳小學并被用于資助失學的學生之后，伍洁芳打電話向那家美國銀行通報了他們的大錯誤。那家美國銀行的發言人說，“在這种情況下，我們銀行很高興做出了九千九百美元的貢獻。”這里可以看出，美國記者還有調皮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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