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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20日訊】面對嚴峻的國有企業與銀行體系經濟改革、社會安全體系改革、及環境資源的保護，固然中國政府的政策非常重要，但是中國的財政情況卻是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因素。在過去20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中，中國的國家財政收入佔國內生產毛額（ＧＤＰ）的比例從1979年的28.4%下跌到1995年的10.7%，然後稍微上升到1999年14%。這樣的比例遠遠低於發展中國家的平均值32%。特別是，中央政府可支配的財政資源所佔的比例更是巨幅下跌。在1979年中央政府支出佔ＧＤＰ的比例為16.2%，但到了1996年只有3.2%，此後微幅上升到1999年的5%。
以這麼有限的財政資源，中央政府卻必需支付極為龐大的各項改革費用。根據世界銀行1997年的報告，包括醫療、教育、扶貧、年金、基礎設施、及環境保護在內的極為重要財政支出項目，中國每年至少短缺ＧＤＰ的4.6%，相當於中央政府在1997年總預算的135%。布魯金斯研究院的經濟學者拉迪（NicholasLardy）估計，由國有企業負擔的社會福利開銷日後必須轉移到中央政府的部份高達每年ＧＤＰ的3.3%，相當於中央政府在1997年的總支出。此外，世界銀行估計從1995年到2004年中國在基礎設施方面至少需要投入6兆人民幣，相當於1995年整年的ＧＤＰ。
上述的估計還算相當保守，因為它不包括未來經濟改革所需的支出，包括下崗工人的生活支付、住房改革的龐大開銷、及銀行體系改革的鉅額代價。例如在1999年初，中國的國家經濟與貿易委員會副主委陳清泰便指出，未來3年國有企業改革的代價高達6千至8千億人民幣，相當於1998年中央政府總支出的2倍。在今年3月份，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便承認，包括轉移到國有資產管理公司在內的國有銀行不良貸款，總共高達3兆5千多億人民幣，相當於2000年ＧＤＰ的40%。
雖然財政拮据，但是中央政府在1997年之後還必須利用財政擴張政策來刺激內需，以維持必要的經濟成長。國務院在1998年發行1,000億人民幣政府公債，1999年為1,100億人民幣，2000年為1,500億人民幣。在1998年，國務院還發行2,700億人民幣特別公債，支持四大國有銀行貸款給國有企業。另外，北京提撥180億人民幣支付國有企業改革與洪水災後重建。根據財政部長項懷誠的報告，中國的擴張性財政政策為1998年的經濟成長增加1.5%，1999年為2.0%，2000年為1.7%。這些公債總共為6,480億人民幣，幾乎相當於1998年中央政府總支出的兩倍。這樣鉅額的負債不僅凸顯了中央政府財政上的拮据，同時也透露中國維持高速經濟成長的重要性。但是，這將造成日後財政上非常嚴重的後遺症。
面對鉅額開銷的支出，中央政府在開源方面卻面對很大的困難。例如，財政部提出公路法的修正案，希望將地方政府收取的汽車與公路之雜費，改為全國統一的燃料稅，預計可以增加中央政府1,000億人民幣的稅收，幾乎是20%的年度收入。然而，這項修正案在全國人大常會中推遲兩次投票，最後竟在地方利益的反對下，於1999年初被否決。此外，地方政府還經常慷慨地免除需要與中央政府分享的地方國有企業之稅額，卻對自己的稅收完全保留。
既然中國財政開銷日益擴大，收入卻無法增加，中央政府的赤字便迅速擴大，政府只好舉債度日。在1980年時，中央政府的預算赤字只不過14億人民幣，相當於ＧＤＰ的0.3%；到1996年時，財政赤字為655億人民幣，相當於ＧＤＰ的1%；到了2000年，政府赤字竄升到2,598億人民幣，相當於ＧＤＰ的2.9%。
中國在2000年的預算赤字幾乎達到國際警戒程度──ＧＤＰ的3%。事實上，官方數字嚴重低估中國財政問題的嚴重性。首先，世界銀行認為應該採用合併政府赤字（consolidatedgovernmentdeficit）作為判斷標準，也就是必須包括政府財政赤字及中國人民銀行（中央銀行）借給金融體系去支付政府要求的國營企業之開銷。如此，在1986年至1994年期間，中央政府的合併政府赤字將高達ＧＤＰ的4.9%到5.7%，超過1994年官方赤字1.5%的3倍。根據拉迪的估計，廣泛的公部門非金融赤字在1990年中期前的10年間已經達到ＧＤＰ的10%。這麼高的赤字是不可能持久的。
第二，官方的數據常會誤導，因為北京將舉債所得當作預算收入的一部份。發行的公債應該被視為借貸款項，而非收入。經此調整之後，中國的預算赤字在1998年可能高達4,230億人民幣（ＧＤＰ的5.3%），而不是官方所說的960億人民幣（ＧＤＰ的1.2%）。
第三，中國目前的財政支出很大一部份是藉由舉債支應。根據卡內基基金會的學者裴敏欣，中央政府在1997年的開銷中，55.2%是舉債所得。拉迪指出，這個數據在1999年已經是70%。
中國在1979年時，中央政府舉債額度為35億人民幣，或ＧＤＰ的0.9%，1988年時上升到271億人民幣（ＧＤＰ的1.8%）。從1994年起，中央政府再也不能從中央銀行借貸來支付預算赤字。因此，中央政府的債務從1994年的739億人民幣（ＧＤＰ的2.1%），快速增加到1999年的4,015億人民幣（ＧＤＰ的4.9%）。中央政府的債務餘額也從1994年的2,578億人民幣（ＧＤＰ的5.5%）竄升到1999年的9,965億人民幣（ＧＤＰ的12.2%）。
此外，政府在1998年為四大銀行所發行的2,700億人民幣公債並沒有計算在政府債務內。拉迪估計，非財政部發行的政府債券（大部份由國家發展銀行發行）在1998年底的債務餘額高達5,322億人民幣（ＧＤＰ的7%）。如果將這些債務包含在裡面，在1998年底中央政府的總債務將高達1,567億人民幣（ＧＤＰ的20.5%），幾乎是1993年數字的5倍。世界銀行估計，包括財政債券、政策性的金融債券及其他金融債券在內，中國的公債在1997年為ＧＤＰ的12.3%，1998年為16.4%，1999年增加到20.7%。
以上估計還不包括國有企業的公司債務，及其它政府潛在的債務，包括國有銀行的不良債務，政府或國有企業拖欠或短缺的年金。上述的數據也不包括地方政府的債務。例如，拉迪便預估，如果政府真的想要對金融體系再資本化（recapitalization），政府的債務將很快超過ＧＤＰ的50%。世界銀行估計，潛在的國家年金債務在1994年便高達ＧＤＰ的50%。根據前世界銀行駐中國首席代表波特利耶（PieterBottelier）的估計，包括官方數據及潛在債務在內的所有政府債務在2000年時早已經超過ＧＤＰ的100%。
更嚴重的是，無效率的稅收系統與依賴龐大債務支付的政府支出，使得中國在公債的還本與利息支付的能力受到很大的質疑。在1995年時，公債的還本與利息支付總額為499億人民幣，相當於新舉債務的42.5%；到了1998年，公債的還本與利息支付總額急劇增加為2,353億人民幣，相當於新舉債務的70%。在1989年時，只有少於3%的政府財政收入用來支付公債的還本與利息，但是到了1998年時，該數字已經高達24%。根據拉迪的估計，政府在1992年支付52億人民幣的政府公債利息，到了1999年時已經高達830億人民幣，在7年之中上升了16倍。因此，中國已經到了無法繼續以債養債的地步。而且，一旦債券投資人擔心中央政府無法償還債務，或中國發生政治上的動盪，他們會立刻要求更高的公債利率。這將使政府債務問題更加惡化、甚至產生惡性循環。
長期而言，中國的財政狀況將受到四項因素的很大威脅：銀行體系的潛在債務（不良貸款及再資本化）、國有企業改革的負擔、中央與地方政府不均衡的財政關係、以及龐大的債務負擔。政府如果企圖以發行貨幣的方式來解決財政上的困窘，很快將造成高通貨膨脹。此刻，中央政府明顯地沒有足夠的財政資源來支付必需的經濟改革、社會改革、與環境保護。如果無法有效解決，這將導致經濟停滯與社會不穩定的惡性循環，進而影響中共的政治合法性。因此，如果無法有效解決嚴重的財政危機，中國隨時有可能爆發嚴重的經濟、社會、環境與政治上的危機。
(轉自<<民主論壇>>)(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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