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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17日訊】 薩伊德的《知識份子論》一直沒有讀過，今天到圖書館，終於讀到，是臺灣麥田版的。其中一段簡直就是對近代以來惶惶然中國知識份子說的（第77頁）：
“知識份子一直受困于忠誠這個問題，及其無情的挑戰。……誠如范農在分析阿爾及利亞對抗法國的解放戰爭最激烈時期（1954-1962）的情況所指出的，只是同聲附和政黨及其領袖所體現的反殖民國族主義是不夠的，即使在戰事最激烈之時，有關目標的問題總是伴隨了對於不同選擇的分析。我們奮戰只是爲了擺脫殖民主義（這是一個必要的目標）？還是考慮到最後一名白人警察離去時，我們要做什麽？
根據范農的說法，當地知識份子的目標不能只是以當地警察取代白人警察，而是要創造新靈魂（the invention of new soul）——此詞是他借自賽沙爾的。換言之，雖然在國家緊要關頭，知識份子爲了確保社群生存的所作所爲具有無可估量的價值，但忠於團體的生存之戰並不能因而使得知識份子失去其批判意識，或減低批判意識的必要性，因爲這些都該超越生存的問題，而到達政治解決的層次，批判領導階級，提供另類選擇（這些另類選擇在身邊的主要戰事中，經常被視爲無關而把邊緣化或置於不顧）。即使在被壓迫者中也有勝利者和失敗者，而知識份子的忠誠必須不限於只是加入集體的行列邁進。”
我相信，目前的中美撞機事件，似乎還沒有到薩伊德所設想的那種最激烈的戰事的程度，好象中華民族還沒有到最危險的時刻。然而，我們熟悉的一些文學青年已經是一副視死如歸、殺身成仁的氣概了，他們再度意氣風發，拿出我們曾經領教過的潑勁，四面開罵，一罵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二罵政府過於軟弱對帝國主義步步退讓，三罵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患了軟骨病，對帝國主義搖尾乞憐，四罵老百姓覺悟不高，沒有奮起反抗，如此等等。
那麽，如果用薩伊德的標準來進行評判，他們的所作所爲是真正的知識份子本色嗎？當然，這些人士本人可能根本就不以知識份子自許，相反，他們有更高妙的理想：他們以工農的代言人自命，以國家民族的代言人自居。他們發揮的是精神引導者的作用，而不是冷靜觀照下分析的功能。他們的職責就是火上加油，他們的使命就是在民衆中煽起戰鬥的豪情，他們是一種政治力量，而不是理性的力量；是一種戰鬥的力量，而不是反思力量。所以我們萬不可以知識份子的角色來要求他們。
他們所追求的，恰恰就是薩伊德所批判的，把自己完全地融入到集體的行列，並且他們要所有人不去關心另類選擇，而是要批判一切另類選擇而使所有人都必須服從於主流的選擇（否則就是賣國求榮——儘管受到壓制的知識份子能賣什麽國還是個疑問，因爲國並不在他們手裏啊），他們恰恰要大家只去考慮生存問題，而不要考慮任何政治問題；他們恰恰是只管讓白人警察離去，而不要問在這之後我們應該建立什麽樣的警察制度？他們用生死存亡之類嚇人的字眼來取消了一切關於制度、關於合法性之類的問題的思考。任何這種思考在他們看來，都是對他們的神聖使命的褻瀆。
薩伊德接下來談到了日本近代以來的知識份子，面對西方的壓力，他們提出了尊王攘夷的意識形態，在外患的壓力下放棄了自我批判的職責，其最終的結局就是中國人深受其害的極端民族主義——軍國主義；我們這些對日本人充滿了義憤的愛國人士卻正昂首闊步地走上日本近代知識份子的老路，也算是歷史的諷刺。日本人當初也是在處於被壓迫時代而凝聚成了一種激憤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隨著國家力量的增強，這種意識形態毫無障礙地轉換成了軍國主義。
關於中國近代思想和知識份子史，一個流行的說法是救亡壓倒啓蒙。對此人們從學術上有不同的看法，但這起碼部分是事實，而中國之所以迄今仍沒有建立起現代自由民主制度，可能跟知識份子非常輕易地放棄（也許是被迫，但也並不儘然）批判的職責而充當鼓動者、宣傳者等等現代世界的巫師，有不小的關係。
好在，當代中國，並不所有知識份子都放棄了批判的職責。（2001/4/10）
──原載《思想評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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